据说，郁金香花名的由来源自土耳其语，意思是螺旋贝，16世纪中叶才传入西欧。而在那个时候，郁金香在君士坦丁堡已经风靡已久了。当时荷兰人崇洋媚外的国民心理，以及文人和学者们的生花妙笔，对郁金香在荷兰的流行乃至成为时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贝克曼（Beike Man）对郁金香就不乏溢美之词，在他的《发明的历史》一书中，他对郁金香做了如下描述：
“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像郁金香那样美丽多彩，超凡脱俗。即使是在遭遇了意外，甚至是在生病之后，她依然会绚丽多彩。没有经过精心培育的郁金香，颜色比较单一，叶子比较大，茎也比较长，是一种自然的淡雅美。一旦经过精心培育就会备受花商以及花主的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花瓣会慢慢变小，颜色也会渐渐变淡，深浅会日渐分明，叶子则呈现淡绿色。这时的郁金香就更加美丽和娇贵了，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园艺精品。而这同时意味着她成了温室的花朵，不能随便移植，一不小心就可能让她的美丽凋零。”
正是在文人们的推崇下，郁金香的名声在荷兰逐年提高。到1634年时，人们对郁金香的狂热度开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如果不是郁金香的爱好者或收藏者，就说明他的趣味是低级的。那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蓬皮尤斯·德·安吉利斯和利普西尤斯，也都热衷于收藏郁金香。而中产阶级则对郁金香有着更为强烈的占有欲，无论是大商人，还是小店主，甚至是经济情况一般的人，为了互相攀比，为了拥有更多郁金香的珍奇品种，也会不惜重金去抢购。
1634年，荷兰人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对这种花的占有上，甚至因此连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问题和工业问题都置之不理。在那个时候，就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来做郁金香生意。郁金香贸易越来越火，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了1635年，很多人甚至愿意花10万弗洛林 [1] 高价去买40支花。也就是说，每株花等于2500弗洛林。
那么，这2500弗洛林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有一位名叫蒙丁的作家，写了一本长达千页的书来描写了人们对郁金香疯狂的追逐。这位用功的作家对这2500弗洛林所拥有的购买力，列了一份清单。在当时，这2500弗洛林=两拉斯特小麦（448弗洛林）+四拉斯特黑麦（558弗洛林）+四头肥牛（480弗洛林）+八头猪（240弗洛林）+十二只羊（120弗洛林）+两大桶果酒（70弗洛林）+四大桶啤酒（32弗洛林）+两大桶黄油（192弗洛林）+一千磅奶酪（120弗洛林）+一张大床（100弗洛林）+一套衣服（80弗洛林）+一只银酒杯（60弗洛林）。
很多外国人也在郁金香价格炒到最高的时候，在利益的驱使下赶往荷兰，加入到对郁金香的疯狂追逐中。在当局看来，这次郁金香投机表现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安全的金融投机活动。在这次投机活动中，正当的生意活动突然堕落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赌博这次投机活动，这把荷兰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给吓坏了。
沙玛（Schama）在他关于荷兰的黄金时代的历史书中，讨论了导致17 世纪荷兰经济成功发展的动力问题。当时的荷兰共和国执政官在经济活动的“安全”与“不安全”区域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平衡，因为他们知道，持续稳定的经济安宁依赖于安全可靠的企业，而经济增长则有赖于一种从事新的冒险投机事业的意愿。
在荷兰共和国统治阶级看来，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安全区域就是诸如海上保险、维塞尔银行（Wisselbank）以及通过波罗的海进行的商品贸易，因为荷兰有效地垄断了这些贸易。虽然，他们为了谋取经济增长，也允许冒险投机，但他们却清醒的认识到，投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致命的区域。为了有效隔离这种风险对本土的冲击，荷兰人将冒险的投机——向东方和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和垄断东方和美洲贸易，都放在了那些距离本土很为遥远的地方。
也正是基于“投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致命的区域”这一认识，当时的荷兰执政当局加强了对本土投机行为的监管。事实上早于1610年，荷兰政府就出台了一条法令，明确禁止“买空卖空”或“空头交易”。政府当局一直将期货交易看作是赌博，因而政府一再颁布这条法令，而且随着荷兰于1621年恢复与西班牙的战争，这条法令得到延续，1630年又再次颁布了这条法令。
更重要的是，从大量的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的执政当局曾出台过任何有助于泡沫形成的经济刺激政策。事实上，除了始终在重申禁止“买空卖空”或“空头交易”这一禁令，一直在强调投机是经济活动中致命的区域之外，政府在经济领域，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当郁金香泡沫越吹越大时，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们仍然拒绝直接干预，虽然他们认为这是金钱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做乱。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人们早已将所有用来规范大家采取道德的和冷静的商业行为的规章制度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防止泡沫失控，于1636年重新将1610年所制定的禁止“买空卖空”的法令再次颁布外，早于1634年他们更是掀起了一场反对这类投机行为的宣传运动，目的就是旨在于从道义上对投机者予以劝诫。沙玛是这样来描述这场运动的：
荷兰的市镇地方长官认为，当务之急是制止大众迷醉于对郁金香的疯狂投机，而股票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是次要的事情……于是，他们觉得不得不发动一场启发式的宣传攻势，通过散发传单、道德上的说教和印刷品来反对那些愚蠢行为，因为这些愚蠢行为中特别不道德之处就是把普通大众引入歧途。这次郁金香狂热亵渎了他们所有最神圣的信条：诚实、节俭、谨慎、在付出与得到报酬之间的正当理由和相关性。这次宣传热潮的目的是把投机倾向引人经济活动的安全区域。毫不奇怪，这些安全区域与由统治者阶层控制的区域一致。在这场反击运动期间出版的无数反投机思想的小册子。 [2]
也就是说，整个郁金香泡沫根本就是自我生成、自我演化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政府的影子。如果查尔斯.麦基仍然活着，我想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一观点的。原因是，在他的那本著名的《大癫狂》 [3] 一书的前二章里，在谈到密西西比计划和南海泡沫时，他对当时的法国和英国政府和政客，着墨甚多、大加嘲讽，从他的描述可见，这两场泡沫根本就是一场政府为达到减债目的，而人造的泡沫。而反观他于该书的第三章提到郁金香泡沫时，我们几乎见不到荷兰政府及政客的影子。甚而当郁金香泡沫破灭时，荷兰各地的商人召开大会，一致要求荷兰共和国政府出面解决危机时。荷兰政府最初仍然“拒绝插手，只是建议商人们自行解决问题。” [4] 事件最后转介到海牙市议会处理，但议会给出的回复是“在没有更多资料之前，不能作出决议。” [5] 也就说，荷兰的执政当局，到此时仍然秉持其一贯坚持的自由放任的态度。
从这里我们可见，一味的将投机泡沫和由此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都归责于政府显然是不合适的。就如前述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一样，就是没有政府的存在和影响，投机泡沫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同样会出现。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