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的价值回归须实现三大转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卫祥云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火热的中国股市直线下泻，从最高时5178.9点下探至3507.19点，下跌1670余点。至七月底一直在3600～3800点左右徘徊。

反观这次股市奇观，可见“政策市”的痕迹十分明显，“国家牛市”的概念一再被热炒。而鼓吹“国家牛市”的恰恰是证监管理机构和主流媒体。对于推出注册制改革一类措施鲜有宣传和造势，却热衷于为指数的暴涨推波助澜，美其名曰为“改革牛”。至于对于场外大举配资抬高杠杆率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却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缺乏应有的监管或根本就不想去管。

在这种监管错配的情况下，“政策市”一度占了上风。包括“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概念均成了所谓的“改革牛”的注脚，遂使这些停留在“概念炒作”阶段的良好预期变成了机构和股民们追逐的目标，且不断地在政府、媒体和股民中间发酵。使他们错误地把“虚拟经济”的梦想当作了“实体经济”的现实，寄托了更多的幻想和期望。

如今，虽然幻想已经破灭，但“政策市”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迄今为止，政府动用了所有的救市政策和手段，但收效和结果仍需要市场来检验。到目前为止，仅“证金公司”一家，作为救市主力，就已通过银行、央行和发债等方式，至少筹集了1.576万亿资金，直接出手的资金就在8600亿元以上，可动用资金规模达2.5-3万亿元。政府各有关部门也在动用各自的权力和手段，做出了许多有违常规的救市举动。虽然采取这些措施属于不得不做之举，但从长远看相关救市政策的退出是必然选择，只不过在选择退出的时间和节奏上应慎重行事为宜，即使以时间换空间也需较长时间。所以说，中国股市要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则必须实现由政策市向制度市的彻底转变，这是其一。

第二，中国股市如何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需要引起政府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

今年年初，中国股市还在3000-3500点左右，半年时间就上涨到5100多点。从这次股市暴涨的情况看，资金推动型十分明显，与实体经济的增长情况出现明显悖离。中国股市成了名副其实的资金晴雨表，而不是股市应有的经济晴雨表的反映。

所以，由于资金的推动和政策牛、改革牛概念的炒作相呼应，中国股市完全脱离了价值投资的轨道，一个个并不存在虚拟概念被狂热的股民一再放大，加上机构杠杆资金之效应，形成了许多美丽奇幻的泡沫，在中国的城乡大地肆意泛滥。而当泡沫碰撞破裂，形成羊群效应踩踏出逃之时，政府出于维稳需要，又义不容辞担当起了“解放军”角色。所以，就形成了中国股市一日之内千股跌停和千股涨停的奇迹。而这种奇迹之所以能在中国股市反复上演，则源于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因为印钞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而非市场说了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会发生所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旦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倾向和苗头，政府都会通过“延期支付、借新还旧”和“增发票子”的办法度过危难，转危为机，转机求安。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然，他们不相信也不会理会那些用经济危机一类警言吓唬中国政府的所谓研究和推论。

但这次股市泡沫的破裂，确实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它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靠资金推动的股市虽然热烈美好，但却不会长久。泡沫一旦破裂，救市的代价非常之大，遗留的问题也非常之多，需要政府和研究机构认真慎重对待才是。而核心问题则是如何把中国股市真正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要把中国股市由资金的晴雨表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前提是实现从政策市向制度市的彻底转变，而要实现从政策市向制度市的转变，则需要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彻底转变，这是其三。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提出了中国股市实行注册制改革的具体建议。但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往往带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具体到中国这次股灾，可以说瞬间的变化莫测足以摧毁政府和大众意想不到的繁荣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而政府救市的代价和股民付出的代价却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弥合的。因此，可以说，实现中国股市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尚需时日，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

2015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