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作为一位70后的年轻学者，能否从您的角度谈一谈现在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唐小兵（以下简称唐）：作为一名初学者，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没有资格讲。
北青报：说说您自己的感觉和亲身体会。
唐：前一段一个公众号高和分享请我荐书，我推荐的第一本书是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二本是王汎森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三本是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还有罗志田先生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以及张灏先生的《张灏自选集》。我推荐和认可的，是我心目中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经典，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能够“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学人和学术。
现在史学研究的潮流是实证主义，抓住一个点向深处挖，前后左右的历史不太顾及，似乎越深挖越是真学问。这种研究主要依据档案文献，如果训练得当，较容易出成果，所以很多青年学者和学生对此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简单来说，就是做当代史的不太关注民国，做民国的不太关注晚清，做晚清的不太关注传统中国，最后所形成的就是条块分割的一块块史学领地，相互隔膜，彼此轻视。
北青报：就是从一段到一个点再到一个人，越来越具体微观。
唐：对，好像个案越具体越好，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每个人做一个孤立个案，为个案而个案，可是这个个案的代表性在哪里？可进行公共学术讨论的意义在哪里？而且如果你不能从前后左右观看的话，这个个案本来具有的一些学术意义，因为你缺乏更广阔和深入的学术视角，也就隐而不显了。比如就民国史论民国史，不把民国放在晚清到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来探测和观察，也许它的意义就可能会被低估。
我觉得好的学术研究应该不断地在小和大、表与里、长和短之间来回贯通，才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却又并非刻意标新立异。比如对我影响很大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及其新著《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如浩瀚奔腾的历史长河，极具历史思辨性，却又充满了对历史人物的深层洞察以及历史感和场景感，读其书就会觉得史学最高的境界就是文史哲贯通为一体，达到一种历史哲学和历史美学的高度。现在有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好求新解，其实往往是不求甚解，甚至某些立论和史料都是不太能站得住脚的。两相对照，高下自见。
现在学术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体制化，就是量身定做。“计划学术”告诉申请者哪些课题中标的希望比较大，学者就可能会扭曲自己的兴趣从事有希望中标的研究，放弃本来有所专长的或者充满学术风险的研究领域，把自己调整到那方面去，学者就不再是一个跟随内在学术兴趣走的人，而成为一个“依他不依自”进而可能丧失学术自主性的个人，这自然对学界和学者本人来说都是遗憾的事情。
北青报：您以前是做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和民国报刊研究，近几年似乎对革命比较感兴趣，这个研究转变是否会受到体制化的影响吗？
唐：我博士论文做的是民国知识群体与报刊关系的研究，出版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现在则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左翼知识人的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研究领域很有兴趣，但这种研究兴趣很难被纳入计划学术的行列，正因为此，它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宽阔的研究领域，可以由着我自己的学术兴趣慢慢展开，再说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有着杨奎松、韩钢、沈志华、张济顺、冯筱才教授等最一流的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者，他们都是独立的学术人，造成了一种很好的面对史学真问题的学术风气，我也受益于此可以较独立地从事研究。
北青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包括学科分得越来越细，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脚踏实地”而不注意“仰望星空”，会给史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唐：首先我并不否定纯粹考证的史学研究的价值，基本历史事实的发掘和澄清，永远是史学工作的第一要义，比如茅海建教授多年从事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晚清政治与社会与人物有极大贡献。但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对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团体来说，多元化要比一元化好。因为多元才有碰撞，才会有内在的融合和新思路出来。如果是一统江山一言九鼎，史学界只按照一种钦定的史学标准往前走(自然这不是指教科书类型的标准)，一旦变成正统化和标准化，再有生命力的学问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那一天。因为没有更多的研究方法、议题和资源等输入，年轻学者一辈子只在老一辈学者所设定的框架里面翻转腾挪，甚至拾人牙慧，可能穷其一生还做不到老师辈那样的水准和境界。实际上做史学研究需要有灵气，不能只是匠气。
北青报：网络时代文献检索的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以前靠坐冷板凳、翻故纸堆才能辛苦找到的材料，现在轻敲鼠标就可以得到，那么，新时代对研究者的考验有什么变化？
唐：这方面，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教授是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曾应思勉高研院的邀请到敝校专门开设过e考据时代的史学研究方法课。
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因为有网络资源的支撑，各种电子文献检索也极为方便。这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谁肯坐冷板凳，翻查档案，能够辨析和抄出更多材料，并对此进行钩沉和解读，就说明有史学真功夫。现在相当一部分材料，比如晚清民国的报刊都有电子数据库了，除了一些珍稀史料仍旧需要去辛勤搜检，最后考验的往往是研究者的解读能力甚至历史想象力，这也是王汎森教授在多次谈思想文化史研究方法指出的那样，需要从空白处读出历史的余味甚至“执拗的低音”。
解读所考验的就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判断力和直觉，这些决定了他能够与其研究对象在何种程度上深度碰撞和对话。这方面，学者确实需要有一种韦伯所言的“智性上的诚实”甚至谦卑，同时也应该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这样他才会有自知之明，才不会狂妄到觉得自己现有的知识足够处理其面对的所有历史议题。
北青报：“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是您的导师许纪霖教授组织的，我参会的感受是有真交锋，多真学者，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气氛的特质吗？
唐：许老师组织的学术会议、工作坊、沙龙和讲座等，至少从2003年我来到华东师大求学以来所见所闻所感，这十多年来基本是面对真正的学术问题、也从不回避问题，主张学术讨论和交流无禁区，所以邀请的多是海内外一流的学者。这也是富有人文主义传统的华东师范大学在新世纪以来形成的学术空间和学术文化。我校尤其思勉高研院学术生活丰富多元，学生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氛围里感同身受，四面八方吹过来的风，总有一些会浸润到不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学术生命里去，这里没有虚与委蛇逢场作戏的学术派对和学术交际，只有“刀光剑影”式的学术讨论，学生耳闻目睹这些学术生活，就有了零距离的切身体验，也就知道学术其实可以以这种方式展开，而不仅是学习、聆听和接受。
组织这样的学术活动需要学术组织能力和学术眼光，也就是召集人的学术人脉和学术声望极为重要。在敝校，许老师、茅海建教授、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就能组织得起来一流的学术会议，如果没有这样的学者站出来，大家都埋头做自己的研究而不闻校事，要么就是没有学术活动，这对于研究生和本科同学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一流大学的学问不仅仅来自课堂，也来自讲座、沙龙和各种学术会议，要么就是生产垃圾的伪学术活动。高校里的学术文化和学术生态如果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往往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北青报：我观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而且基本上没有中途退场的。这一方面是真学者乃至名学者的感召力，另一方面是求知欲望很强，唯一遗憾的就是在提问环节中学生们参与的不多。
唐：对，这些同学表达的意愿和能力弱了一点，我们会鼓励他们，但他们不提问，我们作为老师也不会责怪他们。我觉得每个学生都存在一种可延展的学术可能性，给他创造适当条件和机会，他就能表达出来。
我在华师大开设的一些课程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比如“回忆录、口述史与二十世纪中国”就是阅读讨论课，每次提前一周发放100到200页左右的回忆录或口述史，给同学一周时间精读每次课三个课时，学生围绕我事先建议的一些基本主题先讨论一个课时，讨论时我也参与，对他们的阅读感受进行质疑、补充或深化，或者讲述相关的史料和著作，然后我再围绕阅读文本及主题系统讲述两课时。另外，我开设的通识课“现代中国传媒与知识分子”的课，从晚清《时务报》讲到内战时期的《观察》杂志，每次都是我先讲两节课，留一节课讨论，我会设置一些基本议题，比如《学衡》杂志与知识群体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争议、《努力周报》引申出来的“好人政府与贤能政治”等问题，因为这些议题来自历史，却又与当代中国发生勾连，并且可以激活学生的生命体验，所以这样的课堂讨论常常很热烈。
我觉得作为大学教师，需要有一种能力点亮课堂，让课堂有一个思想探索的凝聚点，能够从这里生发出一些有长久价值甚至可以环绕学生一生的基本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课堂讨论中并不能得到确定的结果，但是能让学生反观其生命，将个体放在与时代、历史相遇的情景里来思虑，人就成了悬置在历史意义网络中的“蜘蛛”，这样所谓认同感、归属感等才能逐渐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