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近年来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其中不少涉及中共“党内民主”。看完后的印象可用一句话形容：身在新加坡，操碎了中南海的心。

最近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郑先生明确地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定义为“开放的一党制”：一党之内的利益都可以通过党内民主来协商、协调，或者在党内表决，这样发展出一个民主机制来。

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郑先生的“国情论”：对中国而言，“中国式民主”肯定得把传统跟一些民主制度层面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以前也说过，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制，是竞争，竞争的目的就是把最好的人才给竞争出来，而多党制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

郑先生的确神功，三下五去二就将当今世界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多党制撇到一边去了。形式只是花架子嘛，我们要的是真花。好啦，即便不要多党制，一党制下如何保证“最好的人才竞争出来”呢？郑先生认为“票决”很重要，他还举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例子说，当时党内民主引入了差额选举，保守派骨干分子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掉了。

然而话锋一转，郑先生又说“民主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在他看来：票决只是一种工具，即产生领导人的工具。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是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

理由全面而深刻，不得不佩服郑先生的滴水不漏。然而即便只是作为产生领导人的工具，“票决”的问题还远未说清楚，就说要超越票决了，这种递进跨度之大实在令人有“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的感觉。其实“票决”里面藏着魔鬼细节呢：首先，提名时存不存在私下打招呼；其次，候选人能不能公开拉票；最后，计票过程有没有猫腻。

据多年来的媒体报道显示，在提名阶段组织部门私下打招呼的现象并不少见，严重影响选举的公正。而在选举阶段，获得提名的候选人更是不被允许公开拉票，不能公布自己的政纲。

其实在一党之内的选举，选举上来的都是党员，都是自己人，因此禁止“竞争性选举“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禁止光明正大的竞争，就会刺激不光明的手段，诸如贿选以及“非组织政治活动”就必然出现。

连一言九鼎的毛泽东当年都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从这点看，即便周、薄等真得搞过“非组织政治活动”，也是政治生活中再正常不过了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踢开“外部多元主义”的多党制之后，郑永年自己承认“我说的开放的一党制，它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可以公开竞争，也可以有公开的政策辩论。”

郑先生进一步乐观地展望：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

然而在中共连“内部竞争性选举”都不允许、连一些党员搞“非组织政治活动”都要严打的形势下，郑先生所谓的“内部多元主义”也只能停留在“如果……”的自说自话的畅想中了。

面对这样一个坚硬的现状，客观的学者要么进行批评，要么就因失望而保持沉默。但郑先生依旧热情勃勃地进行“跨越式”建言：中国要顺利地过渡到民主的话，就要探讨一党主导下的宪政是怎样的，一党主导下的法治是怎样的，一党主导下的司法独立是怎么样的。

并且郑先生还对同行们跟不上他的步伐进行指责：很多学者还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概念，没有人真正地去研究这些我们应当研究的，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

但是在被问到中国民主的前景时，郑先生又心中无底了：中国以后会怎样，到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要做大量的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的民主，这在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从郑先生以上充满“转折”、“递进”语态的文字里，我读到的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相反却是一个离现实政治太近、太亲中共的“党师”形象。当然由于他毕竟还是一个学者，我还是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内心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