豚鼠

2003年，我第一次登上珠峰。下撤途中，氧气快没了。我一度感到一种奇怪的幻觉。当时刮着风下着雪，但我耳朵发热，感到太阳照着我。我身上感觉很舒服。我只想坐下，闭上眼休息。但有另外一个声音一直提醒我：“你不能坐下来，如果你坐下来，你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所以我坚持走了下去。我到达大本营时，医生告诉我，那是缺氧和疲劳带来的频死体验。

没过多久，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说，北京的一名科学家很想见见我，了解一下我的体验。这名科学家就是汪建博士。他当时在主持一项关于濒死体验的研究。通常濒死体验是在人重病时进行研究，但问题在于，这人很难复苏并描述自己的体验。所以高海拔登山是研究濒死体验的绝佳场景。汪建想在我身上做实验，让我当回豚鼠。我说行。

2008年，我攀登海拔26000英尺高的希夏邦马峰。汪建和华大基因组织了一支登山队，我们就一起爬。其中一名队员是汪建的助理，也是华大基因的博士生。她在北京、拉萨和大本营三地不同的海拔处给每人抽了五次血。在高海拔出，采集血液样本很困难。而把它们保存为液态，并运回北京做研究，更难。但汪建的助理出色完成了。2010年，我和汪建的登山队攀登珠峰，这名助理又做了同样的实验。当时她刚获得了一项国家级奖项，表彰她200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

20分钟

在珠峰时我和汪建接受了同样的训练。他总在我后头。我们最终尝试登顶的前夜，汪建过来对我说：“明天，我们登顶时，你能不能让我先走20分钟？”我问为什么。他回答：“你2003年登上珠峰时，是当时登顶珠峰年龄最大的中国人。这次如果你让我先走，我就创造了一个新纪录。20分钟后，你登顶，你就打破了我的纪录。但至少我保持了20分钟的纪录。”我想同意，但我拒绝了。原因在于，训练时汪建总是比我慢40分钟。如果他在山顶待20分钟，这就意味着我要等一个小时。在那种海拔，这是很有挑战性，也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天早上，我按时离开了大本营。我四周观望，没有看到汪建的队伍。我想他应该是放弃了。然而当我即将登顶时，我看到一人站着，卡着腰，骄傲地笑着。原来是汪建。好意外！我纳闷，他怎么可能在我前面？如果他超过我，我应该注意到的啊。当时我筋疲力尽，氧气也不足，没法去问他原因。回到大本营后，我立刻去问他。他大笑，说他一个人提前一小时出发了。所以即使他速度变慢，他仍然能比我早登顶20分钟。这件事给我了教训：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艰苦努力得来。

剑桥友谊

来西雅图之前的两天，我正式被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授予“威廉•皮特”院士称号。汪建受邀参加颁授典礼。晚餐后，我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提到了汪建和我们一起登山的经历。彭布罗克学院对此很感兴趣，并邀请他发言。他说起我在山上差点救了他的命时，听众都很感动。

亏欠

2005年，我和汪建穿越了罗布泊。那年的极高温度差点让我俩送命。回来后，我劝他离开了中科院，出去创业。他想去苏州，不过我邀他搬到深圳，到那里创业。我答应给他提供10000平方米的地方。他要30000平方米，并且三到五年内免收物业费。我不同意，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觉得我亏欠他。朋友有时候也有分歧。

我认为一个男人的成功从50岁开始，而精彩从60岁才真正开始。我52岁登上珠峰，60岁上哈佛。我64岁来到西雅图。有人问，如果你早30年来西雅图会发生什么。时光不能倒流，大家知道，深圳也才35年历史，所以我们对未来30年充满期待。

价值观之上的兄弟情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围绕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起来的。但是现代社会关系是靠价值观确立的。我和汪建不是亲戚。我老家在安徽，他老家在湖南。我们彼此仰慕，因为我们都是户外探险家，都尊重大自然，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深圳是座移民城市。深圳的企业家不受血缘和地缘关系所羁绊。他们因对市场、规则和公平的尊重聚集在一起。我相信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关系将是中国企业家的新特征，并将重塑未来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