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文采飞扬的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在甲午战争早期忽悠了不少善良的中国民众，但是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真信了，你就太傻逼了。
动机那么高尚的日军，真的那么高尚么？
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于1894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
“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
“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如此丧心病狂的嗜血屠杀，“通宵达旦”达四五天！
日军的嗜血屠杀把“渤海门户”旅顺城，变做了死亡之城、恐怖之城！至少有1.8万多条“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的性命，成为日本军人的冤灵屈魂！
据说到最后旅顺城“全城只有36个中国人活了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幸免，仅仅由于需要用他们来掩埋其死去的同胞。他们每个人的帽子上(衣服上)都粘着一张纸条(或布片)作为标记，上面用日文写着：‘此人不杀’”
……
当代日本作家井上晴树先生在本土搜访、求索的史料凡有叙及“旅顺大屠杀”的，所使用的字眼出现频率最高的，无一不是触目惊心的“射杀”、“击毙”、“砍倒”、“刺死”，以及“尸积成山”、“死尸累累”、“血流成河”、“腥气冲天”……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场面，惨绝人寰的屠后景象，就如某个日本士兵自己坦白的：要把它们“再现到纸上，需要文才横溢之士，观察数日，执笔数周，每天写上几个篇幅，恐怕写上一个月，也写不完”！
从井上晴树先生发现的这些“手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还居然发现，当年端起枪支、举着砍刀参与屠杀中国人的，不光是日本军士，还有相当数量的日籍随军记者、随军国会议员，乃至担卒、车夫、马夫！
就连这班非“作战序列”的“普通人”，得知日军占领旅顺的消息后，立即赶赴市街，“手持火把、日本刀、手枪”，夹杂在士兵之中一起行动，“把市街上看到的任何中国人，都当作好猎物”。
这就是日军安民告示里“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的那场“解放之战”的真实写照。
这也是荒尾精论述有理有据“文明开化，两国提携”的铁证。
顺便提一笔，那位被某人称为论述有理有据，文笔干练的当时政治大家，卧底中国数年后依然无法被某部法律里的法官无法判断为间谍的荒尾精，在回国复命后，重新披上军装，成为日本第一军参谋，再次“应天从人，大兵长驱”出现在东北。
甲午战争的日军“特别任务班”的众多军事间谍，都是荒尾精的老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