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莱纳斯2013年关于转基因话题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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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果壳网
我想以致歉的方式开始我今天的演讲。首先，我要为我一直以来诋毁转基因的做法深感歉意。我也为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帮助发起反对转基因运动深表歉意，因为我一直在帮助诋毁一项可以改善环境的重要技术。
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属于自己的健康营养膳食，我却选择了一个背道而驰的方向。现在，我彻底后悔了。
那么我猜你一定很疑惑，1995年至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不但改变了想法，而且还到这里承认这一切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当我第一次听说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时，我清楚地知道我在想什么。它是一家美国大公司，曾有一些不良的历史记录，不告诉我们便将一些新的实验性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食物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合在一起，这样你似乎就无法获得纯天然的东西。于是我觉得人类获得了太多的技术能量，并必将导致可怕的后果。这些基因将会像某种污染一样散播。这将会是一场噩梦。
这种恐惧像野火一样蔓延。随后的几年里转基因在欧洲基本被禁，而且我们的担忧也被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非政府组织传播到非洲、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导致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基因技术至今仍被禁止。这是我参与过的最成功的活动。
这明显是一场反科学的运动。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图像来表现科研人员在他们的实验室里一边做着实验一边邪恶地怪笑。从此便有了弗兰肯斯坦食物（Frankenstein food）的标签，这绝对跟人们内心深处对科技力量被偷偷用于制造非自然东西的恐惧有关。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怪物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对它的反应。
对我来说，这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跟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亲科学的环保主义立场越来越不一致。2004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书，我决心要把它写成有科学依据的书，而不只是一本奇闻异事集。
所以我必须重新审视阿拉斯加之行获取的关于海冰的卫星数据，也需要用长期大量的高山冰川物质平衡的记录来印证安第斯山脉冰川消融照片的真实性。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学会阅读科学论文，了解基本的统计数据，并且还要具备阅读从海洋学到古气候学等很多不同领域文献的能力，而这一切却是无法从我的政治学和现代史学的教育背景中获得的。
我发现自己总在跟一些不可救药的反科学人士在不停的争论，因为他们不肯去倾听气候学家的话，也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现实。于是我向他们讲解了同行审查的价值所在，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那些只有发表在权威学术期刊上的学术报告才是值得重视的。
我的第二本与气候相关的书名为《六度》写得很有科学性，并荣获了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而与我交好的气候科学家们也会跟我开玩笑说我对这个学科比他们还懂。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当时，即2008年，我还在《卫报》上写着抨击转基因的长篇大论，尽管那时的我并没有对这个话题做过任何学术研究，有的也只有很有限的个人理解。之后，我也从未读过一篇经同行审查的有关生物技术或者植物学的论文。
很显然这种矛盾的做法是不堪一击的。真正让我彻悟到这一点的正是一些读者给予我发表在《卫报》上的最后一篇反转基因文章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条批评的评论是：你反对转基因的依据就是因为它是大公司研发的。那你是不是也会反对车轮，因为它也是大的汽车公司生产的？
所以，我认真阅读了一些关于转基因的资料。然后我逐渐发现，我所推崇的那些反对转基因的理念比绿色都市的神话更离谱。
我原以为它会增加农药的使用。结果证实抗虫棉和抗虫玉米大大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
我原以为只有大公司才会从转基因技术中获取好处。结果证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减少投入的同时，收获了几十亿美元的实惠。
我原以为终结者技术剥夺了农民保留种子的权利。 结果证明杂交作物早就是这样了，而且终结者技术从未被使用过。
我原以为没有人想要转基因技术。事实是印度私售转基因抗虫棉，巴西私售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民太渴望使用这一技术了。
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事实证明它比常规育种更安全、更精准。比如，转基因技术只改变几个或者一些基因，而传统育种却是无序地将整个基因组进行不断尝试来筛选。
那么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又会怎样呢？比如鱼和番茄？其实病毒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植物和昆虫也一样，甚至包括我们自己，这也就是所谓的基因漂移。
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物种》中，我从一开始就抛弃了所有环保主义的正统说法，试图从星球的视野去更宏观地解读。
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到2050年，在同样的耕地面积的基础上，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却要养活全球95亿人，更不用说那些贫困人口。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解析一下。我知道在去年的大会上有一个关于人口增长的演讲。这个领域也同样是被神化的。大家觉得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穷人生了太多的孩子，而我们需要采取家庭生育计划或更加严厉的措施，比如独生子女政策。
事实是全球平均生育率降到了2.5，而自然生育率为2.2，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高。那么大量的人口增长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长大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幼年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大的好消息之一，而这一伟大成果发生的中心地带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并不是说那边有大量婴儿出生，事实是，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儿童人数的最高点”。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儿童数大约有20亿，由于生育率下降，今后在任何一个时刻全球儿童数可能很难超过这个数目。
但是今天20亿儿童中的更多人将会一直生活到成年并生儿育女。他们是2050年一代年轻人的父母。这是预测2050年95亿人口的出处。你并不需要通过一个孩子的夭折，或者是当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么多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按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面对超过100%的全球食物增长的需求。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几乎完全取决于GDP增长速度。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还因为我们正在一步步消灭贫穷，而普遍发生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天仍然有将近8亿人每天晚上是饿着肚子入睡的。而我想问一问发达国家的人们，谁会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
但因为这一增长，我们需要应对因此带来的一些非常严峻的环境问题。土地转化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大主要因素，或许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这是为什么需要农业集约化的另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在有限的耕地里种出更多的粮食，以保护热带雨林以及残留的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耕种。
我们还需要解决有限的水资源的问题，不仅仅是减少地下水的消耗，还要应对因气候变化造成的主农业区频发的干旱问题。如果我们消耗更多淡水，将会加剧这些脆弱的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管理氮的使用：人工肥料对于养活人类是必要的。然而使用效率低下造成了墨西哥湾以及世界许多沿海地带的危险区域，也导致了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富营养化。
只是坐在那里希望技术创新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加积极，更有战略规划地去做。我们必须确保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提供给那些迫切需要它的人们。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曾经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当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发表《人口炸弹》一书时，他写道：“要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无论现在开始什么样的应急计划，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仍然会有上百万的人死于饥饿。”他的意见是明确的，像印度这样毫无希望的国家，人们迟早是要挨饿的，所以应该取消对他们的粮食援助，以控制人口增长。
埃利希并不是命中注定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大家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几亿人都可能已经不必要地死去了。但在该事件中，营养不良的现象大大降低，印度成为了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这一切都要感谢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绿色革命。
重要的一点是要记得，博洛格和埃利希一样担忧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只不过觉得值得为此做一些努力。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因为他认为应该做能够做到的事情，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食物。
那么诺曼.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转向科学和技术寻找答案。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技术是区别我们与其他猿类的主要特点。他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主要栽培作物的基因组研究上。例如，如果小麦可以长得更矮，而且更注重于长果实而不是长茎，那产量就会提高，由于倒伏而导致的粮食损失也将减少。
在博洛格2009年去世之前，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与那些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反对农业现代创新的人作斗争。他说过：“如果反对者终止了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他们将加速他们40年来一直预测的饥荒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危机。”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不断蔓延的所谓环保运动，今天已经将我们越来越推向这样的境地。虽然生物技术的发展没有停止，但价格已经过于昂贵，也只有一些大的企业能够涉足之中。
现在在各个国家，让一种转基因作物通过法规程序审批需要花费几千万美元。我从植保协会（CROPLIFE）获得的最新数据是， 一个转基因作物从发现一个新的作物性状到商业化，需要耗费1.39亿美元，因此研究生物技术的资源开放的公共机构是没有机会涉足这一领域的。
令人沮丧并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反对生物技术的活动者抱怨说，转基因作物只有大公司才能研发，而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反对生物技术的人们做了太多的事情导致了这一情况的产生。
在欧盟，转基因作物审批系统处于停滞状态。很多转基因作物审批申请已经等待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却被法国、奥地利这样因政治而曲解转基因的反生物技术的国家永久性地搁置了。200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法规审批延期约3.7年，而如今已经延期时间超过5年半。因官僚主义所带来的重负越来越大。
大家记得，法国之所以曾长时间拒绝接受转基因马铃薯，是因为它来自美国。正如一位评论家最近所说，欧洲正濒临成为食品博物馆的边缘。我们这些饮食无忧的消费者被过去传统耕作的浪漫怀旧蒙蔽了双眼。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我们有条件沉醉于自己的美妙幻觉中。
但同时，主要粮食作物的全球产量增长已经停滞了，正如乔纳森.弗雷（Jonathan Foley）等人上月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的学术报告所陈述的，如果我们不能继续保持提高粮食产量，我们就要面对因人口不断增长以及随之产生的粮食需求所带来的麻烦，价格会随之上涨，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栖息地也会被转作农业用途。
再引用一句诺曼.博洛格的话：“无论这个技术是已经应用还是在研发过程中，只要合理利用它，就可以养活100亿人口。今天问题的关键是，小户农民和农场主是否可以获得许可使用这个新技术？发达国家无疑可以选择极端的超低风险的方式，花更多钱去买所谓‘有机’方式生产的食物，但那些低收入生活在缺粮国家的十亿多营养不良的人们是无法承受的。”
就像博洛格说的，也许所有的神话里最有害的一个说法就是，有机农业对人或对环境都更好一些。关于有机产品更健康这一说法已经在科技文献中被反复批驳过。我们也从许多研究报告中看到，有机农业产量低，在同等耕地面积，有机作物产量降低了40-50%。土壤协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力证有机产品养活世界，但是却绝口不提产量的差距。
报告中也没有提到，如果一旦土地置换，有机作物生产对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利的。相反，他们却是在谈论一个理想世界，即西方人总体来讲吃肉少了，摄入热量也就少了，从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能有更多的食物。这是想法单纯的谬论。
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有机运动的核心其实是一种拒绝主义。原则上它不接受现代技术。就像1850年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米希人习惯用马和马车，拒绝新技术。1950年有机运动也基本上把技术冻结，而且并没有更好的理由。
但是这种观念并未能一直保持一致。近期我读到的一份土壤协会印发的杂志上说，可以用火焰喷射器或电流来消除或燃烧杂草，但是却禁止使用温和的草甘膦除草剂，原因是草甘膦除草剂是“人工化学物质”。
实在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避免使用化学品会对环境更好，事实正好相反。洛克菲勒大学的杰西-奥苏贝尔（Jesse Ausubel）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过，如果今天仍然用1961年的耕作技术，印度农民需要多耕种多少农田才可以达到今天的粮食总产量？答案是六千五百万公顷，相当于法国的国土面积。
在中国，种玉米的农民们省下了一亿两千万公顷土地，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现代的农业技术帮助作物增产。在全球范围内，从1961年到2010年，农田面积只增长了12%，而人均摄入热量从2200千卡增加到了2800千卡。所以尽管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三十亿，每个人还是有足够的食物， 这归功于同期粮食增长了300%。
那么因农药投入带来产量的显著提高的过程中，全世界共省下了多少面积的土地呢？答案是三十亿公顷，相当于两个南美洲的面积。如果没有产量的提高，今天就不会有亚马逊热带雨林，印度也不会有老虎，印度尼西亚也不会有红毛猩猩了。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 反对把技术应用于农业的人会称自己为环保主义者。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反对？那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假设，即现代技术等同于更多的风险。其实很多自然的、有机的方式同样也会导致很多疾病和夭亡，就像2011年德国的有机豆芽事件所证明的那样。那是场公共健康的灾难，伤亡的人数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伤亡一样多，原因是动物粪便中的大肠杆菌可能感染了从埃及进口的有机豆芽。
总共有53人死亡，3500人患上了严重的肾功能衰竭。那么为什么这些消费者会选择有机产品呢？因为他们觉得有机产品更安全更健康，而且他们更害怕那些受到高度管制的化学农药和化肥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风险。
如果你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这个事情，无论是反对生物技术的还是关于有机产品的，大部分的辩论都是简单地建立在自然主义谬论的基础上的，即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工的就是坏的。这是种谬论，因为有很多完全纯天然的毒药和死亡的方式，就像那些德国有机豆芽事件中因大肠杆菌中毒死者的家属会告诉你的那样。
对于有机产品，这种自然主义谬论已经被提升成为整个运动的中心指导原则。这是非理性的，我们对地球和我们的孩子都负有责任，必须做得更好。
这并不是说有机农业就一无是处了，人们已经开发出了很多好的农耕方式，比如间作和混栽，能有很好的环保效果，但是却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模式。所有人也应该重视遵循农业生态学的原则，比如营养物质的回收利用以及促进农场的多样性。
但是当有机生产拒绝创新的时候，它就阻挡了进步的脚步。再以转基因作为最明显的例子，很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不再需要使用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农药，因为相关作物的基因组被做了改良，这样植株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害虫侵害了。为什么这就不是有机的呢？
当有机生产被用来剥夺他人选择权的时候，它也成为技术进步的阻碍了。有一种最常见的反转基因的说法是，有机作物会被转基因花粉“污染”，所以应该不允许任何人种植转基因作物。这样，一些基于美学消费偏好的少数人的权利剥夺了其他人选择使用对环境有益的改良作物的权利。
我是完全支持世界多样化的，但这意味着任何一种耕作模式不能标榜自己是真善美的代言人，从而旨在排除其他的耕作模式。为什么不能多种耕作模式共存呢？尤其是当束缚我们的旧技术存在的风险远高于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的时候。
好像几乎所有人都必须向“有机”致敬，从未想过质疑这种正统的观念。好吧，我今天就来质疑一下。
所有的风险中最大的风险是我们不去利用各种能够带来创新的机会，只因为盲目的偏见。让我举两个例子，很遗憾地，它们都跟绿色和平组织有关。
去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捣毁了一种转基因小麦，原因是我非常熟悉那些传统的理由，因为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事。这次公开捣毁转基因作物属于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产业研究组织的课题，但绿色和平组织不管这是谁的。重要的是他们反对的是转基因，是非天然。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中有一块试验田幸运地躲过了被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们用电动割草机捣毁的厄运，竟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小麦可以增产30%。想想吧。如果绿色和平组织成功地毁掉了这次技术创新，我们也许就永远无法应用这项技术到生产中了。正如英国全国农民联盟（NFU）主席彼得•肯德尔（Peter Kendall）最近所说，这种行为就像是将图书馆里的数全部烧毁，让任何人无法读到它一样。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声称24个中国孩子被当成了转基因黄金大米的试验品，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媒体恐慌。他们完全不去考虑事实上这种大米更健康，每年可以帮助成千上万的孩子避免因维生素A缺乏导致的失明和死亡。
之后，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新闻稿中被提及的三位中国科学家因此受到了大范围的人身攻击，并因此丢掉了工作。由于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监管，以及像绿色和平这样环保组织的持续抵制，这个本来应在十年前就商业化的黄金大米已经被束之高阁多达十几年，可能永远不能到缺乏维生素的人们手中了。
在我看来这是不道德的，是不人道的，因为一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的美学偏好，而导致黄金大米不能够为那些缺乏维生素A的大人和孩子们造福。绿色和平是一个每年运营经费达一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因而它应该拥有和其他大公司一样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
黄金大米是由公共部门为造福公众而开发的，这一事实对那些反对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再举个英国洛桑研究所的例子，这个研究所的主任莫里斯-莫洛尼（Maurice Moloney）明天会发言。去年洛桑研究所开始了一项抗蚜虫的转基因小麦试验，这种小麦不需要杀虫剂就能抵抗这种严重的虫害。
因为是转基因，反对者们就决定要毁掉它。他们失败了，因为约翰-皮克特（John Pickett）教授和他的团队很有勇气，他们通过YouTube和媒体，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很重要，以及为什么不应该被破坏掉。他们收集到了有数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而反对者们只拿到了几百个签名，于是摧毁这项研究的企图就落空了。
有一个闯入者确实成功地翻过了栅栏，不过他也正好是反转基因抗议者形象的完美代表－－一个伊顿公学的贵族，其丰富多彩的历史让我们牛津当地的布兰福德侯爵看上去都像是个有责任感公民的典范。
这位出身高贵的闯入者在试验田撒了有机小麦种子，大概是想作为一个象征的声明。皮克特教授的团队告诉我，他们用了一种技术水平非常低的办法，就是拿着一个无绳的便携式吸尘器来清理。
今年，除了重复小麦试验之外，洛桑研究所还在研究一种富含OMEGA3的油料作物种子用来替代鲑鱼所提供的营养。这样能帮助减少因喂养鲑鱼而产生的过度捕捞野生鱼的问题。对，这就是转基因，反对者们也来反对这项研究吧，虽然这项研究在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潜在的环保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了解你，但是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今天的结论非常清楚：转基因的辩论结束了。无需再辩论。我们不再需要讨论它是否安全。在过去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经食用了三万亿份的转基因餐食，并没有发现转基因食用安全的问题。你被小行星砸中的几率都比食用转基因食物带来危害的几率大。更重要的是，有人已经因为选择有机产品而死亡，却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吃转基因食物而死。
就像我十年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样，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土壤学会声称自己受科学共识指导。然而在转基因问题上，全球已有确凿的科学共识，这一共识来自美国科学促进会、英国皇家学会，以及世界各地的卫生机构和国家科学院等各个权威机构。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些往往都被忽视了。
最后一个例子是抗枯萎病转基因马铃薯的悲惨故事。这种马铃薯是由剑桥塞恩斯伯里实验室和爱尔兰的一家公费资助的Teagasc研究所共同开发的，但是爱尔兰的绿党（他们的领袖经常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非常反对，甚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来反对这一技术产品。
他们无视了这样的事实，即这种抗枯萎病马铃薯能够帮助农民每个种植季减少15次杀真菌剂的喷洒。因为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不存在花粉转移的问题，而那个植入的新的基因来自于马铃薯的一个野生近缘种。
如果有一种抗枯萎病马铃薯能在爱尔兰开发出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回应，因为在十九世纪中叶那里曾有上百万人死于马铃薯饥荒。如果是爱尔兰战胜了这种枯萎病，对这个国家来说会是一件很有意义事。但是因为爱尔兰绿党，这些都不会发生。
不幸的是这些反对者都有一些官员支持。威尔士和苏格兰正式规定不能含有转基因成分，声称以科学为指导的历代英国政府却将中世纪的迷信作为一种重要战略。
同样不幸的是在非洲和亚洲情况都差不多。印度拒绝了抗虫茄子，即便它能减少农田里杀虫剂的使用以及果实上的农药残留。印度政府越来越被思想倒退的像凡达纳施瓦（Vandana Shiva）这样的理论家所束缚，无视工业化前的饥荒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主张回到那个时代的理想化的村庄农业。
在非洲，“禁止转基因”仍然是很多政府的口号。比如肯尼亚就因为所谓的“健康风险”明确禁止转基因食物，尽管事实上转基因食物可以帮助改善这个国家非常普遍的营养不良现象。营养不良已经被证实是一种健康风险，无需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在肯尼亚，如果你开发一种营养价值更高或者产量更高的转基因作物来帮助贫穷的农民，你会被判处十年徒刑。
亟需的农业技术创新被各种各样的法规条文扼杀了，而这些法规条文并非基于理性的科学风险评估。现在的风险不是谁会被转基因食物伤害，而是数百万的人会被没有足够食物所伤害，因为发达国家的少数人想吃他们认为是纯天然的食物。
我希望一切都在改变。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最近捐款1000万美元给约翰英纳斯中心，启动将固氮能力植入主要粮食作物的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首先从玉米作物开始。是的，绿色和平组织，这将是转基因的。接受它吧。如果我们想减少全球性的氮污染问题，那么让主要作物植株自己来固氮就是个值得努力的目标。
我知道这么说从政治角度是不正确的，但我们确实需要从粉碎神话和监管两个方面做很多工作。当我跟我认识的植物学家说这些的时候，他们用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因为政府以及很多人的风险意识都错得离谱，并且阻止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必要的技术的研发。
虽然诺曼•博洛格现在已经去世了，但当我们知道政策上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时候，并且拒绝让步的时候，我们应该向诺曼•博洛格和他的远见卓识致敬。此事利害攸关。如果我们任由这种错误继续，那么将会损害到几十亿人的生活。
所以我今天向想大家提出，想想你自己在这方面是怎样的信念，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检验。就像科学意识组织（SENSE ABOUT SCIENCE）所提倡的那样，永远寻求证据，并且确保你自己要做到超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参照的报告。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应该有自由选择采用何种技术的权利。如果你觉得老方法是最好的，那也行。你有这个权利。
但你没有权利去做阻止别人渴望去选择不同的、更好的方式的权利。农民们知道人口增长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压力，知道亩产量是最重要的环境指标，知道技术永不停步，也知道电冰箱和普通的马铃薯也曾经是新的引起过恐慌的东西。
反转基因组织游说的对象包括从英国贵族、上流名厨、美国美食家到印度农民组织等各个阶层，我想对这些反转人士说的是，你们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到现在你们必须知道，科学并不站在你们那边。我们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延续，现在是时候让开道路，让其他人找到更好更可持续的办法养活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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