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出现的。300年前，世界上没有民族国家，西欧是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共治下的封建法治王公国； 东亚则是基于儒教文明的“天下体系”。这些政治有机体的基本单元都不是个人，在儒家文明体系中基本单元是“家”和由许多个家组成的宗族，以及由皇帝作为“大家长”的“国家”。个人没有独立的身份，他的身份是被“家－国”体系中的关系定义的，也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6－17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把个人从原来的有机体中解放出来，“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会的组织形态演变为基于契约的社会，“个人权利”成为达成社会契约的基本前提。当这些离散的“个人们“要以契约方式组成一个社会时，就需要判别哪些人是属于这个社会的成员。通常判别的标准是文化，语言，地域等属性。这样一个有相同属性的一群个人通过契约方式组成的社会就是”民族国家“，这个社会契约就是该国的宪法。基于个人的社会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天然吻合，这两者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在此之前不论是欧洲的封建王公或者是中国的宗族，都”截流“了大量的财富，而民族国家打碎了这些截留财富的中间层直接从个人汲取财富，因此民族国家比传统社会不仅能产生更多的财富，也能集中更多的资源。一旦第一个民族国家诞生，周边国家要么被吃掉，要么必须转型为民族国家参与竞争。欧洲民族国家滥觞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铁蹄唤醒了欧洲，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从欧洲到拉美，到亚洲和非洲，一波接一波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浪潮，直至推动全世界都完成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型。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着眼于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强调本民族文化历史的优越性。 民族主义给离散的个人们提供了归属感和使命感。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丛林中，民族主义对内可以凝聚民众以利统治；对外可以动员资源以御强敌。由于民族主义用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化历史优越性做动员，一个民族国家必然要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因此民族国家的形成无不伴随战争和血腥，而且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死伤无数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决意抑制民族主义的阴暗面，避免再次爆发大战，为此1945年在旧金山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并成立了联合国。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系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一直曲折而迷茫。从秦到清，“中国“一直是一个三个等级的儒家文明同心圆：中原地区是儒家的最高文明，其次是归化儒家的藩属地区，再外面是有待教化的蛮夷之地。”中国人“的定义和种族地域无关，只要信奉儒家，蒙满皆可入主中原。从英国特使马噶尔尼拒绝跪拜乾隆皇帝到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方”蛮夷“以坚船利炮逼着大清这个文明体系降贵屈尊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孙中山革命的动员口号是基于种族的”驱逐鞑虏“，及至革命成功发现基于汉族的民族国家无法包容”少数民族“所在的疆域，于是急忙改为”五族共和“。中国从此走上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 1949年后，中国加入了共产国际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以”阶级“划分敌我并支持世界革命，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性质。 及至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才又重新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作为当时的一个弱国，民族国家的身份对中国是基本合适的，因为据此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后，只有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凝聚民众的动员力量。但35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贸易金融大国，未来的主要利益将遍布全球。”一带一路“的提出，亚投行的建立，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此时民族主义的弊端益发凸显。对内，今天无论是否继承儒家文明，民族主义在中国都很难和汉族主义完全区分开来，这种模糊可以成为边疆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借口。对外，一个日渐强大的国家过度诉诸民族主义将刺激周边国家，助长该国的民族主义并将他们推向对立面。 反观历史上的世界性大国，都需要倡导某种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的特征是声称要么有利于各国经济，要么有利于世界和平。 因为普遍主义的诉求至少在形式上并非为自己一国一族着想，因而相对容易说服其他民族国家接受。当然，没人是傻瓜，普遍主义要能被相信和接受必须得到验证。 也即其他国家能够在这个普遍主义下得到实惠和好处。 一个世界性大国的领导力，往往体现在成熟地把握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正如外交学者施展教授指出的：世界性大国的利益和为其服务的普遍主义像是开大卖场，维持秩序，保证公平，以吸引更多的中小国家来设摊位并从卖场的整体繁荣中获利。而民族主义是争取自己摆个最大的摊位并和其他摊位竞争。

　　同样道理， 当中国准备领导世界时，也必须有能为其他国家接受的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可以是全新的价值体系，但更可行的是在被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基础上

　　的发展。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的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基于”合作共赢“的新国际秩序观正是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尝试。

　　民族主义曾经是世界的潮流，在它的推动下，中国推翻了满清帝制，坚持了八年抗战，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奇迹。但民族主义这件当年为小国林立的西欧量身定做的衣服从来就对多民族多文化的超大规模中国不完全合身。今天当中国变为世界性的领导大国时，这件西服就更显得捉襟见肘。由于对国内的动员短期内还看不到比民族主义更好的工具，而对外则不得不倡导某种普遍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将是未来许多矛盾的根源。例如当中国开始主导国际多边组织时，势必要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由于普通民众无法了解全局，任何短期的让步或局部的折衷都可能遇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但我们有理由预期，思维不尚绝对化的中国或许能够比历史上的世界性大国更好地把握这里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