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和平融合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共同努力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吴启兴

【内容提要】本文明确了世界文化的外延、普世理念与普世价值的产生。明确了各国特色、中国特色概念的内涵，阐明了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阐明了各个民族文化都可以产生普世价值。明确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价值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责任等等。

【关键语词】世界文化普世价值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各国特色和平融合

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西方文化与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经济形态与意识形态；中美对峙也不是因为自由与民主程度不同的所谓人权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也自然会走向自由与民主，中国文化中从来不缺少民主与自由的文化因素，各个国家社会民主与自由的程度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制约决定。
中美能够成为合作伙伴合作共事并积极承担国际事务，是因为中美文化中都有许多人类发展所共同具有的优秀文化因素、有许多需要互相学习的方面、有许多需要互相学习的内容，而中美对峙的根本原因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而能够互相兼容接纳的。人类的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的复兴，是东西方思想家认为的当前的最大研究课题。如何能够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中国文化中“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启示。本文共分六部分：
   一、中国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开放性
   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因素的重大作用
   三、走向民主是中国文化民本仁义思想发展的必然
   四、东西方文化的所长所短及其互补性
   五、中美加强合作引领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六、人类的和平融合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共同努力

六、人类的和平融合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共同努力

人类的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的复兴，是东西方思想家认为的当前的最大研究课题。如何能够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中国文化中“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启示。

弘扬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宣示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和建设性大国形象。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睦邻友好合作，同各国共同努力，开创本地区及全世界繁荣稳定的未来。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学副教授詹姆斯.R.霍姆斯认为：“中国经济迟早会超越美国。中国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世界观和政治制度，代表不同的文明，美国应该如何保持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想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说，美国应该如何以平衡为基础应对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大国。从海上看，历史的指导信号很混乱。我们常常看到100年前，那时美国、德国、日本在英国监督的全球体系中崛起为海上强国，英国是当时的海上霸主。

我给我们领导层的建议是，不要太在意文化差异。我认为存在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战略逻辑。如果我们追溯到一个世纪前，我们发现国家利益、地理距离与文化同等重要。相同的文明之间不一定会和谐，而不同的文明之间也不一定会开战。德国和英国是相距不远的两个西方海上强国，它们开战了。而英国和日本这两个相距遥远、文化不同的国家也最终开战。只有美国和英国在那个海上实力剧变的时代没有开战。如果没有德国公海舰队威胁英伦三岛，我不知道如果英国没有在家门口受到威胁，英国是否会把在新大陆的利益拱手让给美国，甚至接受“门罗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正在扮演100年前英国的角色，而中国正在扮演当时美国的角色。我对华盛顿的最好忠告是，不要屈服于文化决定论。文化在战略方针中只是一个因素，奥巴马需审时度势好自为之，把舵中美关系的未来航向。

亨廷顿在冷战后所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所谓东亚国家威胁的基础之上的。亨氏的论点把我们推回到五个世纪之前，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角之前，那些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有交融）是当时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但亨氏忘记了所谓西方文化本身即是西方文化与小亚细亚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交融的产物。（见刘德斌《也谈历史的“终结” 》）

五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国文化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紧密的交融期。作为二战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交通与通讯业的迅速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正把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的程度从来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深。

从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就很难界定出纯粹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构成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起源于亚洲，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又是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衍生出来的。相互对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祖先”。被视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与欧洲人却同种同文，其文化与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有亲缘关系，很难把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捏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近五百年蔓延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还使每一种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已不复存在了。

不谋万世者无以谋一时，不谋天下者无以谋一域。人类社会应该是个人与社会的完美统一，价值取向应该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社会的。西方文化优势偏重于前者，中国文化优势偏重于后者，两者的优势互补将是未来社会的需要。单纯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将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发生，单纯的集体主义发展将导致专制政治的发生。只有两者互补发展才是比较完美的，才可能符合未来社会的需要。

王国维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哀则俱衰。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作真正源泉。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往各个文明之间广泛地存在着误读，虽然近代以来各种文明的接触增多，但是误读仍然普遍存在。由于各国发展进程的差异和由此引起的国际文化传播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误读更为严重。

处在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人不能不起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没有民族文化的壮大就没有内外文化的整合。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民族文化过于弱小，整合将难以实现。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宏扬民族传统文化，但是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

当代社会发展机制，再也不可能给予民族文化单独发展的时间了，它不仅要依赖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必须与整合东西方文化同时进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环境显得特别复杂和严峻，既要保持稳定，又要开拓发展，涉及到很多实际问题，出现很多困难。人类当前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历史时刻，信息高速公路向人类展示了辉煌的未来，而人口爆炸、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的不断发展又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现在是一个同时通向辉煌和毁灭的十字路口，如果在民族问题上人类仍然按20世纪的方式（这种方式引发了两次大战）任其发展，已经拥有核武器的人类前途不堪设想。

从古到今的人类历史是片面发展的历史，观念必然受其局限。人类的观念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逐步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加强互相理解，树立人类整体观念，同舟共济，以开放和互相提携的文化心态去创造辉煌的21世纪。现在世界各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批胸怀宽广的、高瞻远瞩的、大智大勇的、空前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对人类的发展负有极大的责任。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历史系小克利福德·克雷柯夫副教授认为，华盛顿霸权政策新阶段的核心在于亚太地区，指向遏制中国以及对抗的升级。白宫的政策、美国国会的情绪、国家的话语以及新闻媒体都反映出美国在进入2012年的选举周期的歇斯底里政治（the politics of hysteria）。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仍需在国内和国际“实事求是”，从而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

美国必须采取参与建设一个公平的多极化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这种观点虽然在精英政治层中只是少数派观点，但它是为广大的美国民众所支持的。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能够出现一个和平的多极化世界，中国和美国能够与其他大国协同合作，不仅对亚太地区的问题，而且在其各自感兴趣的特定领域以外的全球问题上同样进行合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将会有，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一种“有益的力量平衡”，将会有涉及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双边和多边的互利合作。这样一个世界将充分反映合理和永恒的原则，比如中国在若干年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建设一个新的多极世界过程中，存在积极的中美关系，并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在我们的时代以及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见小克利福德·克雷柯夫：美国外交的新转向与中美关系）

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其积极的外交策略已经改变了东亚的格局。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还将继续增强。但中国崛起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将如何收场，目前尚难定论：中国是会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还是会融入其中成为当下秩序的一部分？而当中国崛起时，美国又能够做些什么以维持它现有的地位？

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了话语权时，它和体系中那些稍弱的国家都不会愿意改变现有的秩序。但随着挑战者实力变强而领导者变弱，战略上的对抗便随之出现，这就很可能导致摩擦冲突乃至战争。19世纪末的德国就很好地说明了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危险。在1870年，英国的经济实力三倍于德国，军事力量同样远超德国；而到了1903年时，德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都超过了对手。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强盛，其对现状的不满和野心也在不断增长。而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对欧洲其他强国也构成了威胁，国家安全竞争再次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是战略联盟的重新洗牌：法国、俄国和英国这几个之前的对手又联合起来以对抗德国，最终爆发了欧洲战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力转移都会导致战争和旧秩序的颠覆。在20世纪初期，英国就曾经将主导地位拱手让于美国，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甚至两者关系也未因此破裂。在40年代晚期日本的GDP只有美国的5%，而到90年代早期已经增长到美国的60%，但日本却从未挑战过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很清楚没有哪个大国能在没有加入全球资本体系的情况下完成现代化；如果一个国家想变成世界强国，它只能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际上，西方秩序及其多边经济制度是通向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

中国不仅想要成为全球资本体系的一部分，还希望得到来自体系内规则的保护。以WTO为例，其多边贸易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为中国提供了应对歧视和保护主义的工具，而歧视与保护主义常常是崛起中国家经常遇到的威胁。中国政策的变化显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些优势：中国日渐开放的经济格局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境外投资和贸易，同时亦愈加接受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很可能变成WTO的拥护者，而西方对WTO的支持将逐渐降低。但更可能的是不论崛起方还是衰退方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能够解决或者至少淡化争端的准合法机制具有很大价值。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也为新兴国家的崛起提供机会。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按照所占经济份额进行分配，新兴国家可以借此在制度内发出更多的声音。

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西方秩序体系的建设，巩固其交往、整合以及限制的特点。这套体系从制度上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绑得越紧，它本身就越开放、协商和规范，其作用面也就越广，新兴国家越会选择与其适应并融入其中。如果西方秩序提供的规则制度能够让所有国家得益——无论这个国家正在崛起还是已然衰弱、强大还是弱小、新兴还是成熟，那么这个秩序将毫无疑问成为主宰。

新兴国家的加入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活力。美国和欧洲不仅要接纳中国，还有巴西、印度和南非。高盛的报告将其称为“金砖四国”，认为到2050年这四国的经济实力会超过原来的G6(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总和。对新兴国家的融入，各个国际机构面临不同的挑战。

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扮演好西方秩序下全球管理体系的最重要支持者的角色。这样做首先能够促进解决集体性问题，使所有国家情况变好。同时，当其他国家看到美国开始巩固现有制度，这会使得美国自身的力量变得更具有合法性——这样美国本身的权威也得以巩固。西方秩序内的国家会更倾向于与美国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这反过来又巩固了西方秩序本身。（见约翰·伊肯伯里：中国崛起与西方世界的未来：自由体系能否继续维持？）

美国通晓中文的研究亚洲问题的权威人士包道格（Douglas Paal）说：“中国的领导人谈论构建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演讲中表示，我们必须和平发展。她在演讲中谈到如何运用现存实力倡导和平发展。但我们如何让这个说法奏效？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相互探讨，都抱有和平共处的想法。美中双方的经贸议程与贸易纠纷也要相应采取措施，做到向建立积极关系的趋势发展。

战略信任很值得提倡，但它不会自动形成，需要人们的努力。如果一方海军与另一方海军在太平洋的某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互通装备，官兵相处一段时间后彼此有所了解，就容易形成相互信任。经济方面也是同理。中美可以在一些贸易计划上联手合作，相互交流，通过具体的一些小事件的议程带动大事情的发生。两国新领导人要尽早会面交谈，毫不畏惧地谈论各自的政治目标，坦诚交流相互有所疑惑或顾虑的问题，最好还能就对方想要了解的方面列出清单，加以说明。然后，根据具体议程，尝试建立两国之间的信任。”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因为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列国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全球主义。（见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为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东西方文化的和谐融合，中国愿与美国坦诚合作，中国发展需要一个好的外部条件。历史在微笑着向美国发出邀请，与称雄不称霸的中国及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真心合作，创建一个和谐世界，共同发展走向繁荣。天下太平是人类之福，作为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与中国、作为东西方文化代表的中国与美国义不容辞，负有不可推卸的引领世界发展的重大责任。

【参考文献】

[1]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http://bbs.eduol.cn/thread-1671155-1-1.html

[2]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

http://bbs.eduol.cn/thread-894846-1-1.html

[3]郭洁敏《东亚价值观的再思考》

http://bbs.eduol.cn/thread-1671138-1-1.html

[4]吴启兴《普世文明与普世价值怎样产生、由哪些人来产生》

http://www.eduol.cn/thread-757273-1-1.html

[5]李和中《差额选举与两种民主政制模式的融合》

http://bbs.eduol.cn/thread-1675647-1-1.html

[6]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