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必然存在一个“人口”问题，这可以看作是生物界的种群问题在人类社会的体现。
一般物种在种群内部是以合作关系维系的，合作关系有多强，种群就能有多大。一旦合作关系受阻，则种群的扩展就会终止。如一些动物的子代成年后会成为父代的竞争者和挑战者，或者另立山头，这样种群就会终止于某一规模水平。
但是人类与其它物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以不断扩大种群数量的方式延续形成“社会”，却在这个组织内部建立了被基本广泛接受的个体私有制。狮虎等大型食肉动物强调个体权利，则是孤索独居的生活方式；而人类却是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又极力构建着“社会”。这种矛盾的行为被一些人质疑，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经说过，“社会”是一个最无意义词汇。的确，“强调私权的社会”，这怎么看都是有点悖论的味道。
行为和动机一致，这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行为逻辑和模式。蜜蜂蚂蚁个体间不分彼此，群体就可以尽可能扩大。狮虎强调个体，就各自占山为王，一山难容二虎。而人类的生存模式却和自己总结出的这个行为学原理并不一致——在一个彼此依靠的社会里强调个体的自我和神圣私权，这尤以西方社会为甚，为私权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你死我活，却声称这是为了达成一个和平共处的社会——这究竟是人类踏上的不归歧途？还是也算是一条发展蹊径？
无论是蜂蚁的极端公有制还是狮虎的极端私有制，都是自然形成。人类社会该如何面对自身的人口问题？明白的说，是任其自然存在和发展呢？还是施以干预呢？
言归正传，说回市场和人口问题。
多少了解一点近代经济学的人一定都知道萨伊定律，萨伊定律的简单表述就是众所周知的“供给决定需求”。这个定律放在经济学当中来讲，常常让人误读并引起争执，但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述则几无争议了，这就是在萨伊之前世界各地几乎都有的类似说法，中国人谓之“量入为出”。
放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来讲，“量入为出”的“入”就是收入，而“出”就是支出，就是消费。
“量入为出”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原则和观点，而且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学基点。经济学在定义“需求”概念的时候，强调的是需求的有效性，而这个有效性正是以支付能力来界定的，而支付能力就是你的储蓄，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在市场机制下，不量“入”的“出”是没有办法得以实现的，否则等于推翻了“有效需求”的概念。反之，如果可以得以实现，则一定不属于市场方式，如乞讨与施舍。
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入”也主要是指通过市场方式获得的收入，如薪资收入、经营收入、出让某些私权的收入等等。这些来源于市场的收入构建了支出或需求的有效性，也支撑了市场的延续存在。
而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出” 则涵盖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每一个环节。当然，事情本不应如此，因为规范的市场原本是设计用来处理私有者的选择性需求的，但实证的市场却被异化到无所不能，涵盖了生老病死这些非选项性需求项目，硬是把这些非选择性需求也变成了选择题——比如，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选择放弃治疗，可以选择是直接去殡仪馆还是回家再熬上几天。
既然量入为出的市场法则已经无所不在，当然也不会遗漏“人口”领域。人口，从婚姻到孕育到养育，一直到养老到死后的殡葬，无一不是巨大的“出”。
所以，不论从生物特性来看人类如何具有繁衍的本能和冲动，最终都会被已经无所不在的、通行量入为出法则的市场所控制。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再附加其它的人口政策，不论是节制还是鼓励生育，都是多余的，也注定是无效的。反过来可以说，人口政策的有效性是和市场的地位负相关的。
那么，市场经济主宰下的人口趋势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从各个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人口状态已经可以知晓，那就是生育率的不断下降。
在中国，要求政府改变人口政策的呼声日盛一日而且初见成效。中国的出生率也一直在下降，这让持有多子多福生育观念的很多国人对计生政策颇有微词甚至恶意攻击。不可否认，以节制人口为目标的计生政策在抑制中国人口膨胀趋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反计生的人没有注意到（或视而不见）另一种影响人口的力量的强大存在，那就是市场。事实是没有实行节育政策却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也在减少，这包括中国周边的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
实际上，在跨越两代新生人的近三十年中，正是中国大陆极力推行可以让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完全有理由相信，市场的作用远大于节育政策的作用。而对计生政策的反对，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鼓噪之外，更多的来源于两部分人群，一是在推行市场化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这些人的“入”多了，就钱壮怂人胆，自然量入想到了繁衍富二代的“出”，萨伊定律起了作用；另一部分则是在推行计生国策的时候违法超生而受到国策处罚的家庭，他们籍此表达抱怨和不满。但这类抱怨和不满的强大从反面表现了计生政策的作用有限性。
作为调整，中国推出了“单独二胎”的生育新政，但新政一出就惨败于萨伊定律之手，符合条件的家庭中只有百分之六愿意享受这种政策优惠，而这个比例恰巧和中国高收入家庭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一致。有民调显示，大多数放弃生育资格的人都表示不是生物因素的原因，而是生不起养不起，是一个量入为出的思路。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如此，收入就是关键了，只要普遍提高人口收入，让国人既有心又有力，不就可以阻止生育率下滑了吗？理是这个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只会宿命地制造人口的贫富分化而无法达成人口收入的普遍提高。
面对对单独二胎政策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的弃权，那些把计生国策攻击为非民主的独裁政策的人失语了，不再谈什么民主多数云云，反而进而要求全面放开二胎，把阻止生育率下跌的希望寄托到上一代就已经超生的人群的生育惯性之上。有传言说进一步的松动已经在决策层酝酿了。
难道这部分人群的生育冲动惯性可以压得住萨伊定律的威力？这也很难说哦，虽说尚无他国战胜萨伊定律的先例经验可依，但中国人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生育观念，即便是量入为出，对出、入的多少的考量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是相对的和因人而异的。有人就不认为养育后代是多大的支出，多张嘴不就是锅里多碗水嘛，因此也不需要多少收入作为基础，现有的收入多养几个子女不是什么问题。
粗放型的生产当然无需多少投入，但产出品的品质就不能再过多苛求了。不过对品质的衡量并不能以他将来的收入的能力来评价。事实证明，收入能力和素质水平并无正相关关系，甚至还表现出某种明显的负相关趋势。
中国人口庞大，即便是推行具有强劲的贫富分化功能的市场经济体制，百分之几的先富阶层的人口数量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流动到哪里都是乌泱乌泱的，这些有钱的中国人量入为出，满世界的景点去支出他们的收入，而不断来自各个旅游目的地国的警告、处罚甚至华人禁入，再一次佐证了收入和素质之间的非正相关性。
中国能够在市场机制下实现人均收入低下条件下的生育率逆转吗？这种人口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吗？还是以量取胜只要增长就行而质无所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