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安排鲁迅以访苏为名去苏联疗养，是党中央的意向，可是鲁迅拒绝了。

 

 

 

王明说他已经病的不堪旅途劳顿，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受命当面“力劝”的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然而此次恳切的邀请，却终未成功。

 

 

 

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愈之谈到当日被拒之时鲁迅所说的两句耐人寻味的话语：

 

 

 

“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

 

 

 

（《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转自《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朱正文)

 

 

 

1936年4月间，鲁迅对从英国归来的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天津市文联主席）复述过一段与冯雪峰的对话。鲁迅说：“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而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

 

 

 

鲁迅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对于以上话语，历史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说辞，但本人认为，这些话语都是因鲁迅实际知悉柔石之死的真相有感而发。

 

 

 

说到怕死，作为厌世者的鲁迅，他是不怕的，拒绝去苏联，也正是不怕死的证明，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题上对于死亡的选择。国民党无疑是欲除之而后快的，而国内的医疗条件和医生水平，也远远不如苏联。

 

 

 

对于鲁迅来说，死亡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革命吞掉自己的儿女，怕就怕死在自己人手里，太冤枉、太不值、太残忍、太心寒、太沉痛！正所谓：“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鲁迅于1934年5月1日致娄如瑛的信）

 

 

 

柔石牺牲后，鲁迅先后撰《柔石小传》、《中国无产者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于黑夜里》等文深情缅怀柔石。

 

 

 

在共同创办文艺事业的过程中，鲁迅亲身体会到柔石勤苦而舍己为公的精神，并不以其曾为北大教授时候的旁听生而高自位置，早已将之视为值得敬重的友辈，他对柔石的评价很高：“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冯雪峰曾说：“我那时感觉到，鲁迅把柔石简直当作家人似的，就是偶尔看电影、游公园，或参观画展、出席会议，也总是邀柔石一同参加。”

 

 

 

鲁迅和柔石二人之间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载及近百次。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说柔石是他在上海“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办点私事的人”。

 

 

 

对于柔石被捕的真相，世事洞明的鲁迅，不可能不清楚。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苏联人米夫，拿出共产国际的大帽子向代表们施压，一手操纵了一名普通党员的上台丑剧，增补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一步登天之人，正是刚刚留苏归来的王明。此次会议的反对派，有数十人，后来遭遇险恶的设局。十天后的反对派集会中，与会者一个不漏的全部被围捕。一月内，被捕者全部惨烈牺牲，其中就有柔石。这些十天前还在四中全会上摩擦鞋子抗议的抗议者，几乎被残酷的阴谋一网打尽，并背上“反党叛徒”之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龙华惨案。借刀屠杀的恶毒，只为维护苏联的父皇的权威，这就是所谓革命吞掉自己的儿女。

 

 

 

1931年2月7日深夜，在上海市郊龙华，24位革命者被秘密集体枪杀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的荒地上。他们是：林育南(林彪的堂兄)、李求实、何孟雄、龙大道、欧阳立安、恽雨棠、李文、王青士、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罗石冰、阿刚、汤士伦、汤士佺、彭砚耕、费达夫、蔡博真、伍仲文、李云卿、贺志平、刘争、刘贞。

 

 

 

1931年2月7日，距离1931年1月7日刚好一个月，日期的巧合，似乎是为提醒牺牲者们上月同一日的“错误”。

 

 

 

《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鲁迅先生于1933年为纪念牺牲在龙华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李求实）、冯铿而作。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