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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8日），将要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方预期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重点部署。而从高层近期的举措来看，减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简政放权、“双创”、新兴产业都将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词。从之前的“三驾马车”的淡出，到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受到关注，都已彰显出决策层已经明确要把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转向供给侧。
事实上，中央最早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是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这一名词已成为高层在谈及中国经济时的“标配”。到了12月份，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两场专家座谈会。在两场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都提到同一个点：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其实，供给学派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与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不同，该学派强调在经济的供给方面发力，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市场能够自动出清，且需求总是等于供给，政府根本不需要再去搞剌激需求事儿了。
需求侧改革再也走不下去了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当时的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2009年-2010年实施了“4万亿投资计划”、10万亿贷款发放，近两年国家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投资额度都超过万亿。尽管如此，也只是短暂的延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经济调整的总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当然，经济增速下行仅是表象，更为严重的是4万亿“强心剂”注入后，不仅没有扭转经济调整趋势，而且还带来了三大恶果：其一，过剩产能更加严重。以钢铁为例，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的钢铁产能过剩量约7亿吨，而中国的钢铁企业过剩产能约为3.36亿至4.25亿吨。
另据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大中型钢铁企业亏损281.22亿元，亏损企业49家，占统计会员企业户数的将近一半。笔者认为，钢铁业仅是产能过剩的冰山一角。现在的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结果，本来2008年中国经济出现调整，倒是一个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去产能化”的绝佳契机，但由于当时各地不断增加无效产能，导致原来已经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恶化。
其二，当年企业举债盲目扩张的恶果在发酵。与产能过剩相连接的是不断攀升的债务规模。截止2014年底，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总额达150.0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70%上升到236%，6年间上升65.7个百分点。剔除金融机构部门，中国实体企业的债务规模为13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这一杠杆率水平比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都要高。
其三，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决策层冀希望依靠房地产业来拯救经济，大量的信贷资金都涌向了中国楼市现在造成了一线城市房价泡沫位列世界前茅，三四线城市去库存阴霾挥之不去。截至2015年9月末，中国房地产总库存量已经达到6.8亿平方米。其中有4.44亿平方米是住宅。按目前的增长势头，年内库存量有可能会超过7亿平方米。当前，本届政府也意识到了资产泡沫的严重性，频频谈论要给房地产去库存，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已悄然展开
中国经济走到了这一步，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经走不去了，尽管2008年央行曾连续4次降息，2014年底启动的这轮降息、降准周期也有6次，但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老问题。所以，笔者觉得，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绝不是周期性调整，所以光靠货币宽松已经效果不彰了。
幸好，决策层已经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拉动经济的重要性。李克强最近为《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文中称，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样的体量基础上继续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小修小补只能应付一时。本届政府没有推行量化宽松，也没有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措施，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那么“供给侧改革”能否拉动中国经济呢？这要看转型能否顺利成功：一方面，供给侧改革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比如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打破垄断这些改革无一不是需要高层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意在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往往一些改革在短期内看不出效果，所以各界要忍受经济暂时下行的压力。
明年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供给侧改革下一步如何进行，重点在哪里？尽管这些问题还需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予以明确，但我们仍可以从近期高层会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窥出个轮廓。
首先，增加结构性减税规模，扩大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报。李克强12月2日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时表示，在供给方面，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
而笔者认为，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扩大减税力度，同时通过发行国债弥补财政缺口，这样既剌激了企业投资，又可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周期。从近期官方释放的信号来看，明年财政大扩张（既赤字率突破3%，负债率过60%的红线）的可能性较大。
再者，简政放权，同时加快国企改革步伐。自本届政府上台以来，简政放权贯穿其施政方针的始终。李克强总理表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但实际上，政府“削减”的步子远比预期要快得多，到2014年底，国务院就已累计取消和下放超过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总理提前兑现了承诺。
事实上，进一步扩大简政放权的重要性要比降税更重要。因为前者可为企业创新开避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政治局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说明2016年的国企改革将有实质性的突破。
再次，既要淘汰落后产能，又要鼓励、扶持科技创新企业。淘汰过剩产能，清理无效供给。在过去维稳的思维下，一些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劣质的地方基建项目霸占了各种资源空间，窒息了新兴产能、新兴需求的发展。所以淘汰掉落后的产能，建立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是关键一环。
同时，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这样可以使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从而降低其融资成本。
最后，激发消费潜力，提高供给的品质。2014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106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销售近一半。每到逢年过节，总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在国外抢购奶粉、手包、化妆品，为什么？这不是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而是中国的很多产品和消费环境让人不放心。所以提高供给的品质，让老百姓在国内就可以买到自己所心仪的优质产品，而不必去国外购买。
创造新的供给，中国的消费不足主要是供应与新型的消费需求不匹配，好的产品本身就可制造需求，苹果的iPad就是产品制造需求的范例。笔者认为，消费需求是可以创造的。中国也不能再一味依赖“后发优势”，而是要强调“先发优势”。要靠产品研发和创新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就像对中国经济的治病的药方，已从西医向中医转变，而中医的疗效虽然在短期内不明显，但中医强调的是“标本兼治，志在长远”。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中央将立主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计明年将会在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上将会有新的举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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