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土拨鼠

文/潘国尧

      15年前，老衲与体制内挥挥手，不带走半根稻草，从此开始漂泊在各大城市寻找活命的每一根稻草。期间，做过培训项目的推手，做过纯广告人，做过活动策划人，当然，做得最多的，至今还在做的，就是平面媒体的写手、产品流程监控者。

    因为年岁大了，更多的时候，老衲都是在带队伍，虽然那些刚出校门的孩子最初大多只会糊弄消息稿，但是经过老衲的点化，聪明的一俩月，总不开窍的顶多也就半年，一般都能成为合格的新闻人。老衲的指教没有任何体制内师傅带徒弟的恶习，比如颐指气使，比如故作高深，比如只动嘴，甚至比如潜啥的。老衲的做法就是自己先做，你指望徒弟写出高质量的新闻稿或者深度稿，你就自己先写，一是让徒弟知道怎么写，二是你写了就有本钱去唠叨：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自己听录音整稿子，你还好意思再找理由么？

    这样前后已经带出了几十号徒弟了，当然，因为竞争激烈的缘故，老衲带徒弟的过程五味杂陈，有的才学个大概，就想出去找更好的下家；有的阳奉阴违，就是表面上装作很听话的样子，背地里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从校园里那些只会写论文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去做新闻；有的干脆直接绕过老衲跟老板打得火热，以致我总是上演被徒弟顶替掉的悲催故事。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折腾，至今很少有徒弟能超过老衲的水平和知名度。我不知道这是该庆幸还是该自责？而且，这些徒弟现在差不多都脱离了做纯新闻的岗位，这是没办法的，互联网加出许多你都想不到的机会，似乎做哪行都比做新闻更能来钱，精神上更轻松。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除了少数像老衲这样被迫死守着职业信仰的新闻人外，年轻人也大都离新闻远远的，尽管人们每天必须了解新闻，以及新闻背后的故事，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

    而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做新闻还必须承担着比人家更多的压力，这就是那种被看得死死的底线之类，这种底线不是说你的职业操守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你必须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服务的问题。

    市场早放开了，该来的不该来的都进来了，但就是作为新闻最关键的那几个要素，似乎总也进不来，或者面上是进来了，但是实际寸步难行。比如真实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那些触碰到雷区的事实给捅出去呢？有几个胆子大的，捅了篓子，要么跑到国外在那靠收集网络信息成稿赚稿费，再也回不来了；要么就是被单位从一线撤下，封个研究院长啥的该供起来了；要么干脆弄个啥名堂直接给弄局子里去了，判决之前还要让他痛哭流涕地面对着裆霉的镜头把作为人的最后尊严给彻底摧毁掉。

    再比如速度，网络时代，抢新闻就是移动网民都比记者敬业，第一时间扫一扫拍一拍，不过几秒钟时间就把新闻给鼓捣出去了。但是你要是哪个正儿八经的媒体，受到某个机构控制的“在编”的新闻人，不但去新闻现场你得事先审批，成稿了你还得没完没了的审核，明明是一篇猛料十足的文稿，七审八复后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我的那些徒弟最后远离新闻，既是明知之举，也是被迫之举。有一点很欣慰，就是老衲带过的徒弟，很少有进入这一行的“编制”内去鼓捣的，可能一是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去伺候那些把媒体门槛当金条的看门恶棍，二是多少受到了老衲的影响，以老衲伺候过的媒体来论，早在十年前都可以混个中级证啥的了，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前文说了，市场早放开了，你揣个本子却没那本事，你混得出去吗？

    带过的徒弟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家伙是跟老衲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一起办公和居住做记者站的，打个赤膊，天天出去乱晃荡，然后回来炒菜做饭喝啤酒，荤的素的全吃，荤的素的全说，老衲的真性情他几乎全都复制了去。这家伙刚跟着老衲时开会发言都不敢抬头，但是现在成了某经济类大报的首席记者，不但在沿海的那个著名城市买房买车，还生生把在老家教书的媳妇都给忽悠成了这个城市的白领，祝贺这个家伙！

    还有一个曾经最看好的徒弟，因为老衲的言论得罪了某部属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的利益，最后被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徒弟本来是老衲招聘来的，也是手把手教会的，本来完全可以把老衲留下的真空给填补起来的，无奈我一走，以徒弟的聪明，自是感到寒彻骨髓了，他也就很快离开了。两年后，老衲接手另一个行业杂志的主编，因为与原先的这个部属杂志在行业领域有交集，想把徒弟再找回来，又发邮件，又发短信，徒弟是死活不愿再干新闻了。老衲问徒弟现在在做什么，他说在4S店卖车。老衲就不再坚持了。在电话里，徒弟竟然几番称师傅为潘先生，令老衲从头凉到脚。

    每每有朋友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老衲，当他们知道我还在坚守时，都颇有微词，我明白，很多朋友在对我表示怜悯，但是老衲没法不坚持，一是因为路是自己选的，成功与否，只能走下去；二是这般年纪，再去换一种活法，确实有难度。

    旱季来临，草原枯黄一片，角马蹬羚们都去寻找新的草原了，土拨鼠还窝在沙土里，这是因为他们没法远行，同时，那些被远行者们啃光了茎叶的草根还能嚼出一丝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