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那么，中国人为何会深深陷入“囚徒困境”？

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说的是两个小偷偷东西时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别对两个小偷进行审问。

小偷可以坦白，也可以抵赖。假如小偷坦白，把过往的作案事情都说了，罪就大了，自然被关就会长点，比如一年。假如小偷选择抵赖，警察只能就这一次的事件惩罚小偷，比如最多关三个月。小偷理智点的话，当然会选择抵赖。

其实，故事到此为止就毫无价值了，怎么可能写进经济学的教科书？这个问题比想象中复杂很多。

因为涉及到两个小偷，比如张三和李四，张三理智点，可能选择抵赖，问题是他还会继续思考：假如他选择抵赖，李四选择了坦白，岂不是李四获得了立功机会，自己反而罪加一等？由于张三无法确知李四是否会坦白，所以必须得防着点李四。

张三的困扰对李四其实是一样的，李四也担心张三会独自选择坦白立功。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经济学告诉我们，最终张三和李四都会选择坦白。

假如警察不是这样做的，而是在一个屋子里同时对两个人审问，那么张三和李四就可能相互商量，比如使个眼神，两人心知肚明，最后也可能选择都抵赖。

为何张三和李四分开来决策时，选择坦白是最好的？而在一起决策时，选择抵赖是最好的？

其中的关键在于，分开来决策时，张三和李四都无法确知和保证对方会和自己同步选择抵赖，而一起决策时则可以做到协商的效果。但我刚才也说了，即使是在一起决策，也只是可能会选择一起抵赖，并不是一定会选择抵赖。

因为张三或者李四同样会选择当场坦白立功，这样做对自己更有利。那么对自己更有利的事情为啥不做？于是最终你会看到，两人选择坦白的可能性更大。

张三和李四的故事被经济学家概括为“囚徒困境”，著名的数学家纳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证明了这一结果，即在两个人相互的对策中，相互坦白的结果是稳定的，也就是通常你总会看到的现象。

比如互联网+。中国媒体人南风认为，盲目的互联网转型对于传统企业来说也许并不适合，甚至有可能会“死得更快”。

王健林的转型思维其实恰恰反证了，中国人已经深陷“囚徒困境”。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已经濒临城下，攻城略地无往不胜；另一方面，往互联网转型却受限于经营思维以及原有的商业模式。

在2015年的“绿公司年会”上，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万达正在往互联网金融方向转型，探索O2O模式。

对此，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立即向王健林发问，“你做O2O想付出多少代价？”，王健林回答称，“不准备付出太大代价，代价太大我就变穷了。”

王健林与马云的首富争夺战在各家排行榜上已经日趋白热化，而王健林和马云的身后，更大的博弈正在悄然发生于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之间。

商业地产与百货商场一直是万达的名片，也是传统商业最为典型的代表，作为传统企业的领军人物，“有钱任性”的王健林的回答，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是传统商业企业管理层普遍的心声。

万达只是万千正在努力想要进入互联网风口的传统企业的缩影。

连王健林都不敢付出太大代价的转型，正在被其他企业证明并不容易。尽管百货业绩的下滑是拜强势发展的电商“所赐”，但是王府井、万达、银泰等国内百货企业还是主动选择了进入电子商务市场，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并无突破，如今百货企业在电商方面的发展也愈加尴尬。

根据王府井百货3月发布的2014年年报，虽然王府井百货在推进全渠道战略上不遗余力，但从收益数据来看，王府井百货电子商务项目建设仍面临着亏损严重的问题。

据年报数据显示，2014年王府井电子商务项目建设亏损已达到4206.28万元。

正如王健林不敢付出太大代价来转型O2O一样，2014年上市公司利群百货募集的约19亿元资金中仅有约1.25亿元用于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

而对于大型电商网站而言，1.25亿元的资金仅仅只是一部分业务的试水。哪怕是初创期的互联网企业，也能够轻松获得千万级别的融资。

电商业务对于资金需求量几乎是天文数字。传统百货蜻蜓点水般的投入，完全无法与已经完成多轮巨额融资的电商去拼市场规模。

更重要的问题其实还不在于资金供给的不足。对于传统百货企业来说，重资产的商业模式在以往是其优势，而如今却变得“尾大不掉”，靠收租度日的百货企业做自营已经是勉为其难，如今转型做电商，想做电商自营，就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建立采购体系、物流体系。

而如果希望建立第二个“淘宝”，在线上搭建平台，对于品牌商来说，在天猫上开旗舰店比在王府井百货平台上开店要有价值多了。

地皮和租金是传统百货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相比网站电商的轻资产，门店商铺等都在成为品牌的巨大负担，甚至许多时候，传统门店正在沦为电商的“试衣间”。这对于品牌商来说，代价是巨大的。

南风认为，“互联网+”的风口正在股市彰显着力量，但是在概念炒作之外，回到公司的经营基本面来看，盲目的互联网转型对于传统企业来说也许并不适合，甚至有可能会“死得更快”。

再来看看新医改。在2013年末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改革原则。2014年成为改革新元年，各种市场化之举在社会经济的诸多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医疗领域，是年非但不是改革新元年，甚至也算不上改革的寻常年，只能说是小小年。旧医改之措不痛不痒，新医改之举寥寥无几。

当然，也绝非万籁俱寂。事实上，就在2014年底，价格改革的大潮冲击到医药领域。医药价格新政从政府力图放开药品价格管制入手。去年1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迈出了药价改革新政的第一步。发改委意欲自我放权，中止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定价权。

此等“壮举”着实出人意料。尽管相关政府部门多次出面解释，此举已经酝酿有年，但在改革新元年之末推出药价改革新政，其契机可谓众所周知。

依照此份《征求意见稿》，药价改革新政从2015年元旦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新年伊始，当有正式的药价改革文件出台。可是，新年已经两月有余，新政文件依然待字闺中。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撰文指出，目光如炬的凯恩斯，洞悉出世人的心灵实为陈旧思想的奴隶。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根深蒂固的陈旧理念有二：道德主义与国家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和重心，就是公立医院改革。表象下，公立医院的运营红红火火，但掩盖了以药养医的格局和过度医疗的行为。虚高的价格和剂量让无数深陷绝症的患者感觉吃药不是在“救命”，而是在“吞钱”。

面对此等扭曲，各方发出道德主义批判。面对道德主义批判，在医疗界，自辩之声皆同一音调，即坚称过度医疗乃少数医生所为。总体来说，汤还是好的。

可是，此等道德主义辩解苍白无力。事实上，中国的药费开支高达GDP的2%，而在OECD国家，药费仅占GDP的1.5%。中国多出来的药费，在统计上，恰为总药费的30%。

与道德主义的批判如影随形，国家主义的解药如期而至。无数国人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寄望于政府收拾人心，“恢复”公立医院“公益性”。

更有政府主导派的“医改专家”，一方面痛心疾首于“中国的公立医院不姓公”，另一方面认定只要政府对公立医院从拨款、运营到评估实施全方位、全天候、全环节的管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即刻就能“恢复”。

要诊断中国公立医院之病根，西学真经之一就是新制度主义。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困局，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乱象，盖因政府设定的诸多游戏规则大大有误，其中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竟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实行行政定价。

行政定价制度的运行，一定有两大特征：其一，价格永远定不准；其二，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医疗领域，与人相关的大宗医疗服务定价畸低，而且价格一定十多年不变。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即便是华佗再世，刮骨疗毒之后也要大量用药。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医疗政策的研究领域，还是在医改实践之中，医疗服务（包括药品）的定价，均为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集体谈判而成。

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医保机构是公立机构，因此政府自然会通过医保机构参与到药品定价的谈判之中。

再来看看工业园。产业园区，这一改革开放后开始在国内兴起的经济组织形态，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

在如今经济发展速度趋缓的背景下，多年来各地蜂拥而起建设的各种名目的产业园、工业园，很多出现了园区荒芜、企业倒闭的现象，整体规划缺失、定位单一重复、招商引资策略低下等，造成了各地土地资源、人力、财力的诸多浪费。

回头来看，产业园区对各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成绩和问题似乎一样多。这是中国各类产业园区目前面临的突出状况，亟待修正和解决。

公开资料介绍，1984年，中国借鉴国外园区发展经验，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开区首先在沿海布局，并迅速延伸至中西部地区。2014年9月4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曾表示，最近10年，开发区快速发展，已成为所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山东理工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杨光杰分析称，山东很多地方的区位条件并不适合建开发区、园区，但地方政府主导，片面追求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使得各种开发区、园区总量过多。

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众多开发区面积从最初的十几平方公里扩张至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以山东济南为例，济南全市共有各类省级以上园区10个，这其中还不包括遍地开花的“地市级开发区”，甚至众多乡镇也拥有自己的“开发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一些开发区在靠产业无法更好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拿出一部分土地大规模卖地，搞实体经济、房地产开发、商业开发的现象。

当前工业园区主要的问题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难这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但这并没有阻碍各地开发区的继续扩大。

最后再看看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佼佼者。第三季度经济增长6.9%的结果将会促使中国政府采取新措施刺激经济。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强调，尽管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是合理的，超出一些经济学家此前预计中国经济增长6.8%结果。

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经济指数给中国经济增长蒙上阴影，特别是九月的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低于八月的6.1%（年率）,仅为5.7%，电耗下降0.2%（年率），外贸下降明显，进口额下降近20%，出口额下降3.7%。

根据外管局官方数据，自2014年9月以来，中国每月售汇金额就开始高于结汇金额。这表明，自去年9月开始，就持续出现资本外流情况。

近期的财信PMI（原先的汇丰PMI）指数也显示，中国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今年中国GDP保7基本无望。各种数据信号都证明了目前国内经济的困境。

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为了防止资本外流（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资本逃离）则需要加息、增加经济增长点以增加本国吸引力。但反过来，为了扶持如今处于衰退的经济，尤其是能够对制造业及产能过剩行业给予帮助，那就需要降息以增加外需带动出口提振经济。

眼下中国内需拉不动，而且单纯印钱的实施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不能真正惠及实体经济，因为中国现在国内资本异常扭曲，大量社会资本涌向金融行业的虚拟经济市场，实体经济缺乏流动性。

且由于实体经济因为缺乏流动性且全球通缩导致收益持续走低，而虚拟经济市场因为大量资本涌入呈现出泡沫现象。此消彼长，形成了一种实体资本流向虚拟经济的恶性循环。

所以，如今的政府（不仅仅是央行）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可以说是左右为难。继续宽松将会继续放大金融泡沫，收紧的话则会打击本就处于下行通道的实体经济。加息吧，经济受损，降息吧，资本外流加剧。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只能任由情况继续变糟。

走到现在这种地步也的的确确“不容易”。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之差已经超出了国际上的认知水平。连高盛CEO和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忍不住站出来批评中国政府的调控不当。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危机已经不再只是风险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无论宽松还是收紧都会引发问题而不作为则问题更大。大量制造业企业倒闭关门在即，失业率增加在所难免。而改革创新还处于准备阶段，实际正面效果显现甚微。相反，负面效果（类似P2P跑路潮、股灾）等倒是已经出现了不少。

目前，中国和日本一样，只能期待外部环境改善，全球通缩情况出现好转才有可能出现新的转机。其他的调控手段无论做什么，能看到的结果都是越来越差。当然，什么都不做，情况则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