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真理指导中国走复兴之路
——严复“五篇政论”述评
“天演惊雷”震醒了昏睡的国人。当人们惊觉于前所未闻的振聋发聩的巨响之中，刚刚睁开的迷茫的双眼，还来不及看到先于惊雷刺破黑暗的闪电，炫目的光芒一瞬即逝。眼前还是茫茫的黑夜，耳畔惊心动魄的雷声绵延不绝。只有极少数的先知先觉，看到了炸响天演惊雷的闪电，听出开辟新世纪天演宗哲学理论的震荡神州并推动跨越近代史的巨大力量的轰鸣。
于是，有二十年西学积累的严几道先生翻译英国赫胥黎《进化与伦理》改做出的《天演论》，在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们的推崇之下，登上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高峰，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名著，而先于《天演论》发表的原创作品、炸响天演惊雷的闪电似的五篇政论，却反而淹没在惊心动魄的雷声之中，很少露面。百年后今天甚至一些专家学者提起也说不全五篇的名字。
严复原创的这五篇政论是：一、《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4日-5日首发，二、《原强》3月4日-9日首发，三、《辟韩》3月13-14日首发，四、《原强续篇》3月29日首发，五、《救亡决论》5月1日-8日首发。这是四十岁的严复首次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政见，三个月之间集中连续发表在天津《直报》上。
五篇政论组成有机整体，是中国第一个以西方真理联系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政治理论宏文。
理论的意义全在于运用。
五篇政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贡献，是“西学第一”的严复运用西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分析中外形势，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为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提出救亡图强、民族复兴的方略，指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
李克强总理深刻概括了严复西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这个特征，说严复“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五篇政论是有二十年西学积累，感觉敏锐的严复从纯正中国心中迸发出来的震撼中华民族的心声。
五篇政论成为启蒙思想家严复“天演宗哲学”的奠基石，确立了严复“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的历史地位。
即使没有后来的严复“八大译著”，严复依然是维新变革运动的理论先锋，但是如果没有五篇政论，严复恐怕难以达到启蒙思想家的高度，或许只能作为翻译家、教育家而闻名于世。
这一系列论文,“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理论武器，深入研究，“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揭示国家要富强必须“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严复分析了西方列强的全方位优势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提出了“变今之俗”的改革方案，“除旧”“布新”的政治策略，明确指出“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的治本、治标的完整复兴富强的治国大计和救亡图存的应变方略，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世纪难题！
一、“发明富强之事”
严复以其对西洋世界的精深系统的认识，运用西学理论，分析西洋世界富强的原因，概括有五个要点：
第一，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学术传统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制与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是西洋世界富强的保证。
第二，“学术之事以群学为要归”。群学是“修齐治平”之学，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知识体系。文艺复兴以来的二百年间，西洋学运昌明，民智日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突飞猛进，成为西方富强的根基。
严复介绍了成为西方富强根基的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科学知识体系（《原强》是近代中国最早正面介绍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文字，严复是将西方社学理论输入中国的第一人。）：
“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天地人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而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第三，西方信奉进化史观，“力今以胜古”，是西洋社会迅猛发展的力量源泉。
严复《论世变之亟》指出，“西之人以日迸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他们信奉进化史观、崇尚竞争，不仅在国家内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活力，国家之间也互相竞争。在《原强》中又进一步阐述说：“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 以相磨淬，始于相忌 ，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
第四，“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自由民主是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基本目的。
严复通过深入的观察了解到，西洋社会崇尚自由平等，“君不甚尊，民不甚贱”，法律章程完备，社会分工明确，人尽其职，百业俱兴，其目的都是“保民养民”，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崇尚自由是西洋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民主”也只是捍卫自由的一种手段而已。
严复引庄子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疏通古人智慧，融汇西学之精髓，贯通今人的思想，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气势磅礴，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何等的睿智！
严复说：“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后来严复译著《法意》，又补充指出：“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就是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这样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全面而准确。
第五，“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西方国家政治民主，教化大进，白种人民智日开，国民“力、德、智”素质大大提高，民强是国富的根本力量。
在《原强》中，严复提出了判断种族强弱的两个标准：
“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
严复指出：近二百年来，白种人民智日开，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教化大进，尤其是道德素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黄种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被白种人打败的史实说明：白种人在体格体能方面优于中国入。没有拥有足以与白人相抗衡的水平，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
总之，优良的学术传统、先进的政法制度、进步的价值理念、健康的国民素质，是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
二、中西比较，反思研判
严复在五篇系列政论中始终贯穿着中西社会的比较研究，以西学为武器，西洋社会为参照，反观中国、研究国情，对中国社会的贫弱进行了多维度的同步反思与批判，从而提出解决中国最迫切现实问题的方略。
五篇政论以反思甲午败局、解剖洋务运动为切人点，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传统价值观念、国民劣根性等问题作了层层解剖。
第一、反思甲午败局。
严复认为，甲午败局表层原因是：
战前，泄沓虚矫，自大轻敌，“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根本没有积极备战；
战时,李鸿章用人不当，指挥乖谬；中国将帅不学无术，缺乏指挥近代战争所必需的科学知识，竟然寄希望于奇门遁甲；湘、淮二军只能“以匪术治匪”，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有余，与节制之师抗衡则不足。这样的军队吃了败仗,也不知反省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猜测外有强国助倭，就是怀疑内有汉奸通敌。
严复指出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是：
道德沦丧、学术虚空。中国士大夫心术邪恶，为了一己既得私利，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幻想中国与世隔绝，顽固拒绝师法西洋，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灭同种”的行为，这才是亡国灭种惨祸的源头。
第二，解剖洋务运动的实质。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在“中体西用”框架的束缚下，洋务运动仅局限于摹仿西洋的坚船利炮，对专制政治没有丝毫触动，究其实质，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所以，众多的洋务事业如船政、制造、海军、路矿等，在西方成功开花结果，成为国家富强的根基，而在中国却“淮橘为枳，若存若亡”（《原强（修订稿）》），不可避免要失败。
第三，批判复古史观。严复认为，复古史观是导致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严复指出，西洋人信奉进化史观，中国人信奉循环史观和复古史观。所以西洋人崇尚竞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活力，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治乱循环、盛衰相替。中国独裁者出于稳固统治的自私目的，尊奉循环复古的历史观，对人民长期实行武力高压，同时推行禁欲主义与怀柔愚民政策，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
第四，抨击专制政治制度。严复认为，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严复致梁启超函1897，3.），君主专制是万恶之源，也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严复《辟韩》一文，以韩愈的宣扬君权神圣、君主民仆的《原道》为靶子，借“辟韩”批驳专制制度及其理论。
严复根据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强调主权在民，人民是天下真正的主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原强》）。
他引用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斥责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的反动立场.提出了君由民选，民可废君的论断。废除专制制度，“与民共治”。
他又引用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著名论断，揭露自秦始皇以来的专制君主都是窃国大盗，他们从民众手中窃取权力，扼杀民主、自由，坏民才、散民力、漓民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公开将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历代专制君主斥为“窃国大盗”的惊天霹雳，深刻地揭露专制统治者扼杀民主自由、实行武力镇压和怀柔愚民政策，皆出于维护君主“一人”统治自私目的，从而强调指出：中国欲求富强，必须废除专制制度，实行民主，保障人民自由。
第五、揭示国人的恶劣品性，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首次提出了改造国民性问题。
严复《救亡决论》文中，揭出国人的恶劣品性：尚古贱今，因循保守，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民气柔弱,胆小怕事，缺乏敢死尚武精神；对待外人，缺乏平和自信的正常心态，虚骄自大，盲目排外，高唱驱夷之论；心胸狭窄，嫉妒成性；相互欺骗，不讲诚信，虚伪无耻，言信行果反成小人；自私自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难于合作；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缺乏爱国心、责任感。
严复特别指出，庙堂官员尤为恶劣，他们不学无术、鲜廉寡耻、投机取巧，宁愿坐视国家危亡，而不肯放弃一身一时的富贵，有的甚至幸灾乐祸地对待民族灾难，企图从中谋取最大私利（《论世变之亟》）；有人则“以数金锱铢之利”，在水雷与开花弹中以铁滓沙泥代充火药，严重影响甲午战局，性质之恶劣令 人发指。（《原强（修订稿）》）。
严复指出，正是专制统治漓散了民德，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了虚伪无耻的恶劣氛围。专制统治者以暴力奴虏民众，以纲常名教钳制臣民，以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所以普通民众缺乏凝聚力、责任感、爱国心，臣民上下互相欺诈、瞒骗，士子童生因袭剽窃，牟取功名，“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因此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关键在于废除专制制度，归还人民主权，从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救亡决论》）
严复在甲午战争期间就率先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从而成为当时最了解国情民性、对现实批判最深刻的维新志士，其前瞻性与深刻性为同时代其他思想家难以企及。可以这样说，正是严复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 才使国人认识到何为真正的中国国情！
三、“今日要政，统于三端”
正是在如此深刻的对比、分析、批判的基础上，严复提出毋庸置疑的变革主张、救国方略：“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认定这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治本”的救国大计。
他根据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教育理论，认为国家犹如生物有机体，其优劣强弱、治乱盛衰取决于民力之强弱、民智之高下和民德之好坏。“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考察中国社会，严复认为中国“民力已苶nie,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无论是庙堂官员还是在野人士，均非应时之才。因此，中国欲图富强，根本之途在于从民力、民智、民德措手，全面提高国民索质，收其长效之功。这个 “三民”治本方略,后来被称为“教育救国论”。
1、严复的“鼓民力”，重点强调的是：个人与民族的体质、活力与进取精神。简言之,就是尚武、体育精神。
严复《原强（修订稿）》中说：
“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
严复《论世变之亟》中揭露：是中国政制礼俗贻害民力，导致种族日益衰弱。因此，鼓民力就要废除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改变不良社会习俗。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是流毒最深、对国民体质影响最大两种陋习，而且影响到下一代的身体素质。因此应及早禁止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以改良风俗，增强国民体质。
2、《原强》指出：民智为富强之原。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进步，有力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由于传统“教化学术之非”，而出现严重的民族危机。
开民智，就是启发蒙昧，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科学知识教育，培养国民新的思维方式与批判理性精神。“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末知，求能不能已也……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 “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西学注重科学实证，注重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开民智不仅是学习知识技能，更在于培养健全的心智。（《救亡决论》）
3、所谓“新民德”，就是以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道德，取代纲常名教的传统奴隶道德，改造国民劣根性。
严复认为：国民的劣根性是中国数千年专制政治的产物。中国人之所以离心离德，缺乏向心力、凝聚力、责任感与爱国心，根本原因是专制政治漓散了民德。
严复分析说：秦以来中国历代专制统治者以天下为家，以暴力奴虏民众,民众迫于压力表面臣服，内心则恨之入骨。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是主奴关系：专制统治者既无情剥夺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而又片面不切实际地要求民众承担过多的义务。这种没有相应权利的单方面义务，是“奴分”。主奴对立，因而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为了稳固统治，专制统治者还强行把纲常名教套在臣民头上，以科举制度牢笼天下，导致虚伪无耻之风弥漫于全社会。
严复分析：“（专制制度钳制人们思想）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 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因此，要改变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其关键在于废除专制制度，力行宪政，平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严复认为，增进民德的必由之路是：
“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原强（修订稿）》）
这就是说，通过交还人民主权，让国民平等参与国是与地方自治，保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彻底改变其社会政治地位，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意识，对国家有认同感、责任感，增强彼此间的凝聚力。这样国民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承担相应的义务：兼爱克己，合群御侮，群己相权，则己轻群重。从而培养高尚道德品质。
“三民”确实能够治本，能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富强。严复对此充满信心。请看严复在《辟韩》中说：
中国的圣人如能踏踏实实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保护国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抛弃以天下为家的自私观念，那么，中国必然可以由贫弱变为富强。“诚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进，六十年而中国有不克与欧洲各国方富而比强者，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诸邦之进于今治者，要不外百余年、数十年间耳。况夫彼为其难，吾为其易也。”
可见，严复对“三民治本”的强大力量，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始终保持自信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严复分析：“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使一旦幡然，……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严复预言，到20世纪，中国或美国等“地大气厚”的国家,将成为文明富庶之地而称雄宇内。
严复自信乐观依据的正是《天演论》中所宣扬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史观。
四、“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预言抗战必胜
五篇政论发表之时，正是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之日，如何对付日本乃是燃眉之急。
所以严复在提出治本方略的同时，也提到练兵、筹饷、开矿、筑路、兴商等治标措施。但是必须先期治本，则治标可行，反之则废。
早在甲午开战之初，严复在《与陈宝琛书》中表示：如果自己是一省督抚，将毫不犹豫地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与倭寇拼命到底。3月29日严复在《直报》发表《原强续篇》，揭示抗日战争的性质，指出坚持抗战必胜之路，强烈呼吁与日本抗战到底。
严复指出：日本侵略者“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日用其兵，求以其邻为富，是盗贼之行也”。“倭狠而贪，未厌厥欲”。这是对日本侵略本性的彻底揭露。关于马关谈判，“倭之条款……无论割地、屯兵……数万万之军费”都是决不能答应的。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严复呼吁只有坚决抗战到底。“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惟有与战相始终，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严复勉励人们，“绝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唯军实之求”。
他还正确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形势，指出日本“残贼之政虽成必害”、“倒行逆施，自取灭亡”，而中国人民被迫抗战，“民心日盈”，“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严复还提出“欲求人助，必先自助”的可贵思想，指出“当去求助各国之志”，表明了在保卫祖国领土的问题上应有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要指望外人插手，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抗战到底，才能维护国家独立，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严复以“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任人为治”的积极进取精神，鼓励国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以身许国”“舍生以存种”，“上不负国家托付之意，下可见重于敌人，而壮国家之气”，“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这在当时一片悲观绝望的气氛之中，更显出严复爱国精神的高度自觉性和不屈的民族气节。
五篇政论发表，引起巨大轰动，震撼朝野。人们公认严复从根本上谋划了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方略，人们信服严复在五篇政论中介绍的西学理论是真理，是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最迫切问题的理论。
五篇政论证明，严复是维新运动时期对西方世界和中国社会认识最为深刻的中国学者。其思想理论，当时已经成为变法图强的火炬，点燃救亡保种维新运动的烈火。1895年5月《救亡决论》发表的同时，以“公车上书”为开端，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立学会、办学校、设报馆，借以转移社会风气，开启民智。严复的五篇政论文章，成为救亡运动的先导，以最完整、最先进的指导性理论，论证了“变今之俗”，“除旧”“布新”的改革方案，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所以，可以说，严复在1895年五篇政论发表之后，就已经占到中国近代跨世纪哲学家的首席地位。
维新人士迫切需要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五篇政论文章已经介绍宣传的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紧接着以赫胥黎1894原版《进化与伦理》为底本，融合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说，加上自己的联系中国现实的思考，融会贯通，改做成《天演论》。
1896年10月完成了《天演论》初稿。原稿尚未正式出版就开始在维新人士中传阅，后由《国闻汇编》连载了部分内容，1898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一时风靡全国，为知识界提供了新鲜养料。形象地说，就是给中国人洗了脑，改变了思维，换上全新的思维。五篇政论和《天演论》在维新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他带来了空前的赞誉。严复以20年的西学积累为维新运动贡献了指导性理论和联系中国实际的典范,成为不可或缺的维新巨子，1897年之后十年之间又相继正式发表“八大译著”，终“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习近平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