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反腐矛头为何瞄向党内的山头帮派？
2015年1月7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新闻会上发布消息称，周永康、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申维辰等30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正在立案审查的还有令计划、苏荣等案件。
这一消息的发布意味着中共2015年的反腐矛头正在拿周永康、令计划等山头主义的元凶，为即将猛烈展开的反山头、除帮派开刀祭旗。
山头林立，必然造成党的组织思想分裂以及各种危害中央决策权威、危害中央政令畅通的地方、部门、帮派、团伙本位主义的滋长与横行，必然造成党的特权化、利益化、狭隘化以及对人民群众的严重脱离，必然造成党的宗旨、使命、理想、信念的分崩离析与自我背叛。
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一再强调、一再坚持的立党宗旨。
然而，各种腐败势力所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起来的山头、山寨、江湖，却把党的宗旨、使命、理想、信念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期待、愿望，空心化、飘渺化起来。正是这种党内腐败势力的山头化、特权化，不仅使党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并失去人民群众这一党的力量源泉，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使党失去了思想组织上的团结统一这又一个根本性的力量源泉。
拉帮结派、另立山头、搞小圈子政治、搞朋党政治、搞特权政治，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分崩离析、衰亡事业的根苗、毒瘤、祸胎。帮派、朋党、山头不除，国难兴、邦难固、民难附。古今中外，概能例外。
一个人作恶，与一帮子人作恶，其危害性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一个人作恶只是一个政治毒菌，一帮子人结成朋党、结成山头作恶，则是一种政治瘟疫。若让政治瘟疫毒杀起来，灭亡党国，遭殃人民。
所以，国家、民族之大患不是别的，而正是腐败奸恶分子的山头、朋党的作恶作乱。只有刮骨疗毒式的铲除这些背离党国、背离人民的山头、朋党，才可能自我救赎党国的事业，才可能使党政治清明，组织纯洁、肌体健康。
在中共历史上，并不乏一些党内的反山头主义的斗争。比如，长征路上，张国焘的南下另立中央，就是危害性最大、冲击力最强的一种山头主义，险些造成党和中央红军的覆灭。三大方面军的红军会师陕北后，毛在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上所作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整顿党的作风》为名，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毛对党的作风整顿，反的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把党的自身团结统一搞得乌烟瘴气，污浊不堪。毛虽然用较大的篇幅反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八股文气，但真正而又难以出口的矛头，却是指向党内各种山头的闹独情绪及其衍生出来的无视组织纪律、无视中央权威的山大王习气。延安整风，贯穿其中的一个轴心是政治上的肃反与清洗，目的是达成党在组织思想上的团结统一以及中央权威的固化与增强。在反对党内的宗派主义上，毛的一个矛头就是一些人无视党的组织纪律，无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大闹独立性和个人第一主义。张国焘的南下分裂闹独，另立中央，是毛延安整风中反对党内宗派主义，反对个人无视组织纪律闹独的一个最鲜活的反面教员。毛在演讲中说：“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页）在分析痛批党内各种宗派主义残余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之后，毛告诫道：“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同上第822页）
所以，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罪行比拉帮结派更让中国共产党感到憎恶。
而如今，中共当下党内的山头、朋党危害，也不见得比毛的延安整风时期好哪去。一窝窝的结伙腐败、抱团对抗，一次次让中央决策走不出中南海的政治藩篱、地方本位，也让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反腐自救，对这种山头主义的憎恶再度出现。
从已查办的周永康案上看，党内腐败势力拉帮结派、抱团作恶、坑害国家、坑害人民的罪恶行径，触目惊心，罄竹难书。这种腐败势力的山头、山寨，就像一种国之妖孽、政治瘟疫而动摇、腐蚀着党国的根基，是党和人民的最大敌人。
透过这两年中纪委查办的60多个大老虎案件，中共发现这些落马“大老虎”的背后，往往都有着一大帮子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并或明或暗地形成了一个个政治上任人唯亲、相互庇护、进退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帮派’‘团伙’”。与之前中共党内指名道姓地认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比，目前中共对党内存在的一些帮派组织没有集中地指认到某个人的头上，而是采取了以职业、行业或地域命名的新形式。比如，“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
关于这些新帮派的性质和危害，1月5日的《人民日报》把其梳理为“有些干部的小圈子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寄生、利益输送关系，把公共权力当成私人物品，其违法违纪触目惊心，其后果危害祸国殃民”。
对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内所搞起来的朋党政治，作为毛时代政治斗争的一个熟语热词，自1976年中共粉碎江青等人的帮派活动之后，就很少再提及这些词句了。
现如今，习近平又重新提及这些朋党政治的词句，这说明党内腐败势力结党营私的帮派活动又死灰复燃起来，并且及其严重地威胁到党的自身存在。这些词句的重新提及，也说明习近平领导团队不再躲猫猫式的回避党内的帮派活动、朋党政治，而是直面严峻现实，勇敢面对挑战。习近平说，铁腕反腐的风险不是没有掂量过的。媒体爆料习近平的这些话，可能预示着中共2015年的反腐打虎，实则就是以反山头主义为轴心，把各种腐败势力的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从中共的门户中清理出去。
只有直面问题，下定决心，才可能解决问题。重新提及党内的朋党政治、帮派活动，实则就是开刀祭旗、痛下猛手的先导。
2014年12月底，中共政治局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上，以“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之尖锐词句，亮明了中共反腐的最新决心和方向。这次政治局会议把这个突出问题指明出来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严峻的现实背景——即每个被查处的“大老虎”身后都有一个“圈子”，甚至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贪污网络，并最终导致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塌方式腐败”。
用帮派活动、朋党政治为这些腐败集团“正名”定性，这在改革开放后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乃属首次。有媒体分析认为，新华社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党内帮派活动的评论文章，其政治上的定性是三大帮派——“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利益勾连，结党营私。
在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从不讳言中共党内有各种各样的“山头”，并提出认识山头、承认山头，从而去克服山头、消灭山头。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共开始忌谈党内的派系和“山头”。而如今，这种政治禁忌又被习近平的反腐打虎解禁了。2014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开指出，“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实则是直接承认党内确有帮派现象。从否认“帮派”存在到承认有“拉帮结派”现象，这说明中共又总算回归到一种正视严峻现实的态度上来。
与这种结党营私的山头主义斗争，在中共的延安时期是以反宗派主义的名目进行的。这是中共纯洁组织成分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反面教员是张国焘的另立中央。第二次大规模地纯洁组织成分的行动是1980年对“四人帮”案的政治审判及其帮派残余的政治清洗，斗争的由头是江青等人的篡党夺权。接下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纯洁组织成分的行动将是对周永康、令计划等家族、行业、地域团伙腐败案点的彻底清除，对其帮派活动的罪恶起诉很可能倾向于避开煽动性的政治指控，而把重点放在他们的抱团贪腐上。
有人猜测，习近平很可能非常通晓并共鸣韩非子对封建社会朋党政治危害性的分析。在朋党政治危害性的认识上，韩非子曾指出，“如果官职的任命是由朋党所控制的，那么人们只会致力于结成有利可图的关系。他们将千方百计谋取个人家族利益，而丝毫不关心统治者该如何管理他的领地”。
从韩非子的这个分析上看，如若山头主义、朋党政治在中共党内滋长、泛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起来，朋党政治的私欲就必然横行党内，而把党的宗旨、使命、事业、现象折腾得面目全非，甚至搞得人民怨声载道，党国分裂败亡。
党内腐败势力的立山头、筑山寨，结党营私、抱团腐败，把党与人民的关系搞得紧张对立、离心离德，绝对都是党国内部的最大毒瘤，绝对都是败亡党国的最大杀手。反山头主义，清除帮派毒瘤，向固化的利益藩篱宣战，这无疑是中共的一种壮怀激烈式的自我开刀、自我革命，而拿周永康、令计划为这种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式的自我开刀、自我革命祭旗壮威，也许是中共最合适不过的自我救赎。
2015年1月9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