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高官纷纷落马已经成为最热焦点。
8月23日，相隔不到1分钟，中纪委网站接连通报：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今年以来山西已有5名省部级领导在任时被查，已一举拿下4名省委常委。一届省委常委会超过三成成员被查。打破单省落马“老虎”数纪录。
山西成为腐败重灾区，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与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关系密切，如果再细究每位高官的任职履历就会发现，太原、运城、大同、阳泉、吕梁等地的一二把手要职，也是这些落马高官曾经任职的地方。除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外，其余几地，都是山西的资源重镇，也是历来“出官”的地方。
今年山西反腐风暴所刮之处，除了这些省部级老虎，就连县市级落马官员，也在这些地方有过履历的居多。这与中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转让体制有深刻关联。
矿产资源转让是当今中国财富分配最暗箱的领域。矿产与土地资源一样，处置权在地方，比起土地公开招拍挂制度还不如的是，矿产资源多由地方政府私下转让，较少公开招标，在这种暗箱操作中，主要领导的一句话往往就是最后决定。而近十几年来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约定俗成的特权。因而最易成为官员腐败堕落，官商权钱交易的重灾区。
这种最混乱局面背后也是一种体制，这就是天赋资源官僚代理。
所谓天赋资源指的是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是上天赐予某块土地或某个国家人民的。按照中国宪法，中国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理论上天赋资源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在毛泽东时代，矿产和土地资源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它通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上交红利和税收，成为国民福利的重要来源。那时，矿产资源虽然短缺，要凭票供应，但价格很便宜；房产虽然短缺，但国家免费分配。当时官员特权受到上级严厉管控，百姓的严格监督，官员没有机会利用土地和矿产资源贪腐暴富。
1980年代以来，全民所有制企业先被蜕变为国有企业，“全民所有”概念被淡化，遂变成国有，往往被理解为政府有，为日后官员特权代理埋下伏笔；1990年代中后期，土地和矿产资源被中央政府授权给地方政府，实际蜕变为地方官员代理，最后蜕变为地方主要领导的特权。这吸引了很多私企老板争相行贿权钱交易，本属于全民的宝贵财富往往被极其廉价地处理给了私人老板。这些私企老板不仅通过卖煤发财，甚至通过IPO上市成为超级暴发户。此次涉案的山西联盛老板邢利斌曾在海南7000万嫁女，成为煤老板爆发炫富激起公众愤怒的巅峰之作。
在这个天赋资源官僚代理的蜕变中，公民或全民对于本属于自己（或者说每人有一份）财富的监督权不仅被取消，而且不得不逆来顺受接受高价资源（这在土地上特别严重）。而来自于官僚系统本身的监督也被全面系统地弱化：1，对地方党政的一把手，地方纪检监察部门无法监督，因为乌纱帽和办公经费分别被他们直接掌管；2，中央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土地矿产利益分到地方，如果中央直接干预，会引起地方群起反弹，颇多忌惮；3，最关键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策制度，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实际没有最后裁决者和最后责任人，也就缺乏能最终对国家和全民负责的人。“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使得地方官僚和私人老板向上依附，把中央最后的监督破解于无形。
对于这些天赋矿产资源蜕变为贪污腐败权钱交易黑箱的弊端。有种言论认为，应当效仿西方，实行矿产资源全面彻底私有化，官僚没有权力了也自然不贪腐了。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为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是此前为权钱交易张目者，他们的名言是“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笔者对此坚决反对。首先，如果在现状下将土地和矿产资源全面私有化，等于变相纵容官僚将代管权变成其所有权，将极大刺激权钱交易，鼓励私营老板巧取豪夺最大化占有全民的天赋资源。其本质是对过去30年天赋资源官僚和私人老板合谋占有的合法制度化，是错上加错，将极大地激化社会矛盾，甚至造成政权颠覆和社会动荡。
其次，即便是美国的矿产资源管理，也不是某些“精英”口中所说的全盘私有化。美国1872年《矿业法》为其矿业产权制度奠定了基石，美国矿产管理体制和土地所有权关系密切，地下矿产资源所有者一般属于土地所有者。联邦、州、印第安部落和私人分别拥有283万、141万、36万和4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当然享受矿产的所有权分红。
美国为了避免联邦、州矿产资源被少数私人私吞独享。有着严谨的利润和税收分配制度，具体收费内容包括：1，红利。是经营者付给所有者的矿产租约报酬，它以每英亩产出作为支付标准；2，矿地租金。经营者对开矿占用的那块土地每年支付的租金；3，权利金。即经营者一般按矿产品销售收入（或销售量、利润）一定比例支付给所有人的部分。美国对联邦土地上可租让矿产的权利金费率为：石油、天然气、煤炭（露天矿）12.5％，地热10%－15％，其他矿产多为5％。4，废弃矿物土地收费。对地下和地表矿产都按每吨0.315美元的标准征收废弃矿山土地收费。5，超级基金。它是一种用于治理开矿污染的环保基金。这其中，前三者红利、矿地租金和权利金是所有人的权益，如果所有人是联邦政府，就是全体国民的收入；如果是州政府的，则是该州公民的收入，是公民社保资金的重要来源。后两者废弃矿山土地收费和超级基金是环保费用，属于专款专用。
此外，矿业企业还要缴纳资源税、暴利税和企业所得税。经过上述红利、税费的缴纳后，矿企私营老板不可能获取暴利，只是获得靠技术和管理的合理收益。
由此可见，中国的天赋矿业资源被少数人暴利享受的现状，其根源不在于矿产资源全民所有（类似美国的联邦所有）。而在于缺乏公正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地方官员特权过大，缺乏有效监督，甚至蜕变为约定俗成的黑箱，最后沦落为偷抢全民资源财富的渊薮。
此轮山西反腐可谓彻底揭开了这个地方权贵的既得利益黑箱，而执政党中央以极大地决心拿下了常委级的大老虎，破除掉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同时纪委领导改革为上级提名任命，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监督。为将全民天赋财富从权贵和私人老板的合谋分享夺回来开了一个好头。
天赋矿产资源财富最终还归于人民。其落实有三个要害：1，是如何界定好所有人和勘探者和采矿者的合理分配，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美较为成熟科学的经验方法；2，确保所有人收益主要进入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应当具体分到每个公民的社保卡中，而不是大部分又被官员公务员笑纳享受了；3，将政府和官员纳入人民民主的有效监督中，进而将现在的“全能管制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这其中人大代表真正直选，政府必须真正向人大负责是基础。
毫无疑问，从天赋矿产资源官员代理与私人老板分享，到最终天赋资源社会共有全民分享，这将是一场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变革，山西反腐高管落马才刚刚破题。（作者为中华元智库创办人）
2014年4月出版本人新书
《中国富人为何变穷》预测中国矿业财富将还富于民
第一章《财富神话拐点》节选：
在中国按照宪法规定，煤炭等矿产资源归全民所有。但后来因少数权贵与地方政府合作，实质上，将矿产资源变成了权贵资产，这是不合理的。当经济上行周期，老百姓可以勉强过活，矛盾还算缓和。一旦经济下行周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愈加严重时，政府必须要进行社会变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维持社会稳定，就要靠利益再分配，将权贵占有的国有资源进行全民的分配共享，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把矿产资源从从权贵手里收回是迟早的。因此，当时我们明确建议，趁煤炭行业仍处市场高位，把煤炭卖出，至少两个中卖掉一个，是比较明智的。
问：经济危机会波及社会稳定？
张庭宾：在这种靠透支民力、国力和未来的发展模式下，原有的强势利益集团通过蚕食剥夺社会公共财富，各自跑马圈地、快速发财暴富，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早已超过0.5，已经把美国都抛在后面，已经在全球首屈一指，在西方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它的基尼系数也才0.45。
未来中国社会，一定会进入社会财富的重新再分配阶段，由原来少数权贵外资占有了大部分新增财富，并剥夺社会公众大量财富存量的状态，转而进入确保财富分配更加公平，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向维持生存底线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当社会没有更多增量财富时，只有对储量财富进行合理再分配，否则，中国13亿人为了生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稳定危机。
第二章《单边做多时代的终结》节选：
傍着政府靠土地和矿产发财危险了
问：您认为中国很多富豪是傍着政府发财？
张庭宾：中国很多富豪的发财模式靠的是财富再分配。某种程度上是依靠政策，典型的板块如房地产和矿产。这两块按照中国宪法规定，是属于全民财富。当前某些权势政府官员拥有这笔巨大财富的分配权，民间富豪们当然会选择依傍权力，与政府亲近，想方设法分一杯羹。
问：譬如房地产。
张庭宾：对，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或者企业的手中买过来，稍微整合之后，通过拍卖或者内部操作卖给某些开发商，政府通过拍卖将地价抬很高，房价势必更高；房产商给政府土地出让金，包括给一些官员好处费。再加上房产商的利润，卖给买房人，这样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后是购房者来买单，特别是刚需者。
问：政府在其中的地位很暧昧。
张庭宾：的确，一个房地产商能不能发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拿地成本，拿地成本又很大程度取决于和政府关系怎么样，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模式：房地产商要发财，就是要和政府搞好关系，所以像万科王石这种说自己从来不行贿的地产商是非常罕见的。
但即使是王石，大家也是将信将疑。有人说，王石为什么不用行贿，因为他岳父是原来广东省领导，他有背景。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王石，因为他做得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当然有一些特别擅长公关的，比如某知名地产商，拿的地都是黄金地段。
问：矿产资源的情况呢？
张庭宾：现在分配矿产资源的权力在地方。以前矿产资源大头属于中央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煤矿和各种矿产价格大跌，大部分国有矿山都严重亏损。朱镕基总理就把矿产资源划归到地方了，后来，随着中国迎来“世界工厂”机遇，，经济进入繁荣增长周期，矿产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成了聚宝盆。
矿产资源和房地产不太一样，房地产还有招拍挂的制度，多多少少要纳入体系，至少要走一些形式，矿产资源基本上都是暗箱操作，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拿到矿产资源。
2012年3月，山西一位煤老板，叫邢利斌，在海南三亚花了7000万嫁女，把好多明星请过来，类似搞了一台类似春晚的演出，很是引人注目。他属于获得资源的比较早的、价格比较低得拿到了煤矿，是山西主要的民营煤矿老板之一。不过，现在他难那么意气风发了，据说已经负债320亿元了。
问：实质上，开发商和矿产商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
张庭宾：没错，房地产和开矿本身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他们只能算是资源的再分配，但是这种财富可以通过政府渠道拿到，所以很多企业家习惯了这种发财模式，千方百计和政府搞好关系，获得资源。
问：这些富豪创富的模式看起来很有规律。
张庭宾：这些规律都非常清楚的，两大财富集群都是这么发财的，当然现在这个模式慢慢走到了终点。
问：走到了终点？
张庭宾：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来了，另一方自身的消耗仍然继续增长，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增长，政府内部就感到缺钱，首先要保工资和正常运作，官场内部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会大大增强，换句话，有人如果这时候大笔捞钱的话，周围的人会更眼红，会检举他，近来高官落马的更多更快，并非偶然现象。
也就是说，政府也没有空间去让渡利益了，而且现在反过来了，政府可能要利用房地产商继续暴富的心态，某种程度上“杀熟”，让房地产商贡献更多的财政收入，原来是做大蛋糕共分享公众利益关系，现在蛋糕很难做大更大了，就要互相切原有蛋糕了。这时候，房地产商是弱势的，政府是强势的，政府会把房地产商积累的财富拿过来。此前与政府捆绑的越紧的，越难脱身，搞不好成为最后一批被套进去牺牲的。
问：套进去？
张庭宾：比如在矿产资源上，因为整个中国经济处在下行周期中，所有的矿产价格都在下跌，他们的财富在急速缩小。
2013年最后一轮拍到地王的地产商风险很大，因为房地产开发周期短则2-3年，说不定房子没盖好，楼市泡沫破灭，楼价大跌，就会被套进去了。
将来的风险更大的在于，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窘迫，为了维护公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有可能会将矿产资源收回国有，可能商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产生冲突，那个时候富豪们的财富就可能快速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