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重回邓小平的精神世界
当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时，人们不断惊奇地发现，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布局了改革中国的关键篇章。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过程是实验性的，而非先验性的；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化的。这不是一个按图索骥地寻找富强之方的故事，而是一段高明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传奇过程。
如果前30多年改革，使得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心舞台，那么继起的改革，无疑应当使得中国完成文明复兴的任务，并为世界提供另一种成熟的制度参照和文明模式。
1920年夏，16岁的邓希贤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他是当时数千名中国青年留学工读人员中的一员，也是他那一批漂洋过海的人中，个子最小、力气最小、年龄最小的人。
在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潮里，中国人在不断思考并选择“改变中国”的主义和主张，邓希贤的精神世界里正盛开着那一时期颇为流行的“工读主义”和“工业救国”的梦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法国“一边勤工、一边俭学，学点本事”。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位小个子四川人在经历了艰辛的底层工读生活后，很快便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成了一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此后，无论是在法兰西，还是在苏俄，还是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太行山、在大别山、在大西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革”的惨淡岁月，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1992年的南巡路上，在其精神世界里，他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信仰，也始终没有改变过“改变中国”的梦想。
无论是用“革命”的方式，还是用“改革”的方式，他都跨越了中国在20世纪的变迁历程中最重要的那些历史沟壑。但是，正是以后一种方式，他深刻地主导了中国的改变并影响至今。而当代中国人也习惯不断地重回到他的精神世界，去寻找依然可资用于当下和未来的精神遗产。
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更为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邓小平。
追求富强
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FeivelVogel）在其近年最有影响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写道：“邓小平在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蒋介石，再到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及至改革年代的邓小平，他们都是天然的民族主义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费正清所说的“冲击-回应”模式下，中国人对于西方强给的屈辱总有一种的本能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华帝国曾有汉唐气象和晚清衰弱的对比，这同样本能地刺激着中国人振衰起敝的民族复兴意识。
对于邓小平而言，无论是少年时代的工业救国，还是漫长戎马岁月的革命建国，以及后来的改革兴国，都只是他追求国家独立与强大、人民自由与幸福的不同方式，尽管这每一种方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自有其历史的必然。
也许正因如此，在面对“文革”的一团糟糕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饥饿和贫穷时，他变得更加难受，并难以忍受。在一个为“信仰”浴血疆场数十年、为“主义”遭受三落三起的政治家眼里，如果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远比用革命的方式“打碎一个旧世界”更加艰巨而漫长。
他认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在他看来，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比资本主义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不能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他一生的精神追求，他与他的战友们、同事们曾经向人民承诺的那个美丽新世界，就只能是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对于此点的认识，邓小平的确比他此前的任何一个领导人更加深刻，也更加务实。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循此逻辑，党和政府工作得失的标准，与“阶级斗争成效”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
邓小平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最后，能够给人以“看得见、莫得着”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设计，从解决人民的温饱，到进入小康社会，再到社会生产生活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没有掺杂丝毫的意识形态狂躁症，也没有纠缠于空洞的理论说教，归根到底就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
当然，志在建设富强中国的邓小平，也比他此前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拥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来接近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仍然有着相当权威的中央政府，一个有着相当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执政团队，一个有着一定工业基础和人才储备的社会，一个正在到来的全球贸易体系和开放时代。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自身意识到了！
正是在邓小平开创的道路上，中国历经30多年高速发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重返世界的中心舞台，中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发展模式的扩张和示范作用，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和风尚深刻地嵌入了世界的潮流，并成为潮流本身。
遗憾的是，作为国力由弱转盛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并没有被邓小平亲见。但是，当人们对“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的杰作”欢呼雀跃之时，一个半殖民地社会遗留的耻辱符号就从那一刻起进入到了只具有历史警示意义的博物馆。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人们才能体会到邓小平为什么会掷地有声地告诉撒切尔夫人：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显然，甲午海战120年之后的中国，更是今非昔比。
改革中国
在追求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开启了20世纪中国最为波澜壮阔的改革，而今这场改革远未结束。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直接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无论是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还是它内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变迁。在邓小平的精神世界里，中国改革与社会转型一直是一个战略性、系统性的长期课题，但是，他却智慧地从方法论的层面，巧妙地解答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比如，还有什么比改变人的思想更难的呢？那么，要改革，就先从思想革新开始。按照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中国人有一种“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习惯，而共产党人也很推崇培根所说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既然如此，发动那场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但适宜而且应该。因为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彼时面对的中国人的思想世界，正被无数的“帽子公司”和“棍子公司”所占据，在这极其压抑、恐惧和迷茫的精神世界里，只允许存在崇拜与谎言、盲从与迷信。
思想不能解放，改革无异于改革者的梦呓。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他那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成为改革开放开篇之作的重要讲话中说道，“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思想解放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收回，而且也无需再收回，它将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宝贵的空气与养分。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实验在“科学”与“教育”领域已经开始了。当他最后一次复出时，这方面的工作符合他“希望做一点实事”的初衷，也接续了他第三次被打倒前的未竟工作，而且，在当时候的政治气候里，这也不是一个被人过分惦记的领域。
不过，在邓小平的精神世界里，还有更重要的考虑。在他看来，这两个领域是为四个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进的基础。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1977年恢复高考，取消阶级成分择优录取的标准，他对于“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不但改变了千百万青年人和读书人的命运，也使得中国社会在1905年中断的国家人才选拔机制重新回到了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而且还彻底清除了既有治国理念中若隐若现的反智主义冲动。
当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时，人们不断惊奇地发现，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布局了改革中国的关键篇章。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过程是实验性的，而非先验性的；是实践性的，而非理论化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不是一个按图索骥地寻找富强之方的故事，而是一段高明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传奇过程：
先是经济特区，再是开放城市，再是经济开放区，从沿海、沿江、沿边到整个中国；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异军突击，再到城市经济发展；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相伴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人加速发展、共同富裕。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的杰作，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傅高义如此推崇：在改善这么多人的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好吗？
不过，或许更值得观察家注意的是，与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相比，邓小平离世时，中国人已经不再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也不再为未来感到迷惘。他们除了自发地表示默默哀思以外，知道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而且必须要以老人所乐于见到的方式那样：更好地继续。
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到今天，80后、90后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他们的父兄所经历的前改革时代的中国，他们也无法想象今天所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改革前，是多么具有颠覆意义和反叛意义。然而，他们对于改革前史越多陌生、越多惊奇，反证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越多成功、越多正当的意义与价值。
制度与秩序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但是，西方评论家常常一厢情愿地基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导向，教条将其往”资本主义“路径解释，在他们眼里，邓小平似乎并不是那么纯粹的共产党人。
很容易指出这种谬误，邓小平一直忠诚于他的信仰和政治立场，并为此投入了一生的精力。很多年后，他回忆起自己入党的经历还曾感言：“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正是邓小平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成套设备”与“改革开放”相并置，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他甚至在私底下认为，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就是误入歧途，因为戈氏丧失了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和能力，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从而使得布尔什维克丧失领导权，也丧失了带领苏联成功改革的任何可能。
作为长期接近中共最高权力位置的人，并最终成为实际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家，邓小平真诚地相信党的主义和信仰会给中国人带来光荣与梦想。他从漫长的革命斗争和正反两方面的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代中国”的结论。他也发自内心地认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但是，邓小平始终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获得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具优势。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可以说，正是从邓小平的改革开始，中共才开始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在具体的制度层面，除了那些不可思议的、成功的经济改革外，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也同样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领域的改革远比经济改革更为复杂，也更加具有挑战性。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强调，直到今天都还具有指导意义；他带头实行领导退休制度，为执政高层以后的制度化平稳换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从解放战争过来的邓小平，对于“制度”的坚持，不可撼动；从“文革”失序状态中过来的邓小平，对于“秩序”的维护，不可撼动。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如果不能在一个秩序化、制度化的轨道上循序渐进地进行，那么，改革几无成功的可能。这也正是邓小平理论里对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辩证关系的重要论点，而且也成为中共此后每一代执政团体都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对于此，一个长期在和平环境里成长的人，也许很难理解其正确性，但是，邓小平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历史，以及当下中东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内乱，却再一次佐证了他的正确和远见。
开放的世界
“一个小姑娘骑着马飞奔而至，把自己宽边呢帽递给了邓小平，口哨和欢呼声在人群中响成一片。他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像表演一样把他的新帽子戴在头上。他用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30年的怨恨，也给了他的人民某种许可，让他们和他一起接纳美国的生活和文化，并消除了中国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
这是1979年美国记者夏伟（OrvilleSchell）对于邓小平访美的一个经典的场景描述。作为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以他的机智、幽默、自信征服了美国人，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人也借此机会，通过电视和广播随着邓小平的视线和脚步，较为直观地领略到了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小个子巨人的“开放”思维为中国打开了开放的视野。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有多强烈，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接轨”一词，可以形象地折射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以及中国人想要迫切融入世界的热忱。而邓小平要为中国人打开的，就是这一扇封闭太久的门。
他甚至会从”开放”的角度来定义“改革”：“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确是把中国带入到了一个开放时代和开放世界。
他运用自己的韬略和力量，有效地利用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资本流动因素，推动构建并更新了中欧、中美、中苏、中日等与中国有关的所有重要外交关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世界已经不是“大门口外的陌生人”，对内对外的“开放”则成为中国的长期国策。
更为重要的是，在邓小平“开放思维”的背后，是他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如果中国不能顺应并利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事业，那么中国将很可能再次丧失抢占国家间竞争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届时将不仅仅是亡党亡国的问题，而是开除“球籍”的尴尬。
这一判断直接变革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他那著名的“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外交战略，让中国彻底告别了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时代，也告别了那曾经狂热的革命输出岁月。邓小平希望中国作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崛起于开放世界的中央，他虽然没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但在他走后的17年里，中国越来越给这个世界以信心与力量。
精神遗产
重回邓小平的精神世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一代人只能解决他那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并为后来的答题者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方法。如果前30多年改革，使得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心舞台，那么继起的改革，无疑应当使得中国完成文明复兴的任务，并为世界提供另一种成熟的制度参照和文明模式。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仍然走在邓小平所开辟的开放道路上。但是，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的转型还没有真正完成，而改革前、改革中累积的问题，却越来越成为继续改革的障碍。
因此，中国仍然需要继承并发扬邓小平的精神遗产，改革仍然需要再出发，执政者仍然需要不断打破随时产生的利益坚冰。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执政者和普通国民所面对的问题，其难、其重、其繁，并不亚于1978年的邓小平所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需要重新平衡转型过程中的基本关系：要更加重视分配制度的合理改革，更加重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运行；即使就经济发展而言，也应当将文件里一再重复的“转方式、调结构”等任务落实为具体的、可视的实践成果，实现从先富到共富的目标；要更加重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强力反腐、整风之后，建立起可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机制保障；要更加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通过改革来不断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对于生态环境、对于社会医疗保障、对于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现实期待。
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不断调适自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崛起，不但使得西方世界不自在，从而引发了他们近些年在不断调整区域性外交战略；而且，中国自身也难说完全做好了准备，大国心态和外交策略及其文化软实力的塑造，如何才能够更好地跟上不断增大的体量和世界责任，将成为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考量。
更为关键的是，当年，邓小平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功能指向，却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指向弥合了“文革动乱”之后撕裂的社会意识，温暖了冷寂的世道人心，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被无数知识分子怀念甚至被神化的“80年代”的精神气质和社会风气，而这也是改革一经推出即受到人们热情讴歌与支持的重要原因。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无疑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也更加需要社会的底线共识。撕裂的社会意识无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夜郎自大的本位独尊也无益于自身的成长和壮大。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对于中国与世界差距的认识，对于中国短板的正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革而完善的自信，或可成为这个社会凝聚共识、共推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
1985年，迈克·华莱士（MikeWallace）采访邓小平时提出：“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小平回答道：“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的确，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仍在继续发力，而且更加有力。2014年8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要真枪真刀推进改革“；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他再度强调要“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支撑这些这些改革宣言的是新一届领导人不俗的执政开局，它们共同点燃了全社会重启改革的热望，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强大的民意基础。
对于中国人而言，改革是一种对于美好生活的承诺。在有所担当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改革及其图景则传递出这个国家的强大、国民的幸福与文明的复兴，以及改革者——无论设计者、执行者还是参与者——对于家国情怀的现代诠释。
1981年2月14日，一向以冷峻、坚韧、务实而著称的邓小平，应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罗伯特·马克斯韦尔邀请，为其出版的《邓小平文集》写序，清楚地展示了他鲜见的深情表白：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再度拉回到1920年的夏天，面对宽阔而汹涌的海洋，那个怀揣家国梦想的广安少年，能够预见或想象中国的未来吗？没人能知道。不过，确定无疑的是，他走上了通往未来之路，也让更多中国人走上了通往繁荣和富强的未来之路。
邓小平此后再没有回到过广安。
原标题：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110年前，邓小平同志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动荡不已，人民饥寒交迫，民族危在旦夕。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为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着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孕育了邓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他16岁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70多年。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为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始终坚持正确路线，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发展新型人民军队、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战争期间，他从苏联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上海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特别是先后同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一起，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组织实施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进军解放大西南，建立了赫赫战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10年间，他负责党中央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他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广泛尊敬。
像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正如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在这里，我们要说：小平您好！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您！
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是我们大家衷心热爱的伟人。我们很多同志都曾经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过，他的崇高风范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邓小平同志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革命风范，将激励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早在苏联求学期间，邓小平同志就立志“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在此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个人处境如何艰难，无论革命道路如何坎坷，邓小平同志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同志对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具有深刻认识，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邓小平同志曾经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从对人民的挚爱，延伸到对党、对祖国的挚爱。他说过：“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这质朴的语言，集中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要职还是身陷困苦，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努力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邓小平同志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他多次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心中想着的就是最广大人民。
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
爱祖国、爱人民，是最深沉、最有力量的情感，是博大之爱。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宗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同志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当时为了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果断从容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综观邓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国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期间，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977年复出后，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不能“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谆谆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邓小平同志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强调，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
邓小平同志始终以劳动人民的一员看待自己，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屈不挠面对困难，有情有义对待同志，一以贯之严格自律，自始至终谦虚谨慎，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每次复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再度出来工作，依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
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对待党的历史、对待同志、对待自己，谦逊随和，平易近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战争年代，他同刘伯承同志共事13年，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他说：“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严格要求。
邓小平同志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他多次讲：“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他以唯物主义者的精神看待生死问题，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他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公而忘私、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权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以身作则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同志们、朋友们！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
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
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同志们、朋友们！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17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说过的这段话：“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邓小平同志曾经嘱托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精神不断夺取新胜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相信，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