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罗德基金会有“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这条线索可以拎起一串全球精英的名字：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加拿大总理约翰·特纳，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和托尼·阿博特……还有30多位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著名将军和军事家，70多位跨国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50多位教育家和一流大学的校长，上百位发明家和科学家，20多位奥运会金牌得主，以及世界知名的音乐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可谓人类群星璀璨。拜访罗德基金会所在地——位于牛津大学公园南路的罗氏基金会宅邸，也就是题中之意了。

 

罗德基金会主席、前任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John Hood）定下的采访时间是我到达牛津的第一个中午。初来乍到，唯恐迷路误了时间，就提前出发，结果早到了一小时，在那有着小型罗马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帝国姿态缱绻的罗氏宅邸前徘徊。大概是可疑的行径引起了门房的注意，他就安排我进门去，在一楼的会客厅等候。穿过一条简洁的长廊，经过那座小型圆顶，穹隆上刻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相当于一座纪念碑，碑尖上端坐着一只津巴布韦（旧名罗德西亚）传说中的神鸟。地面上嵌着一块采自马托波山的花岗岩石板，罗德就埋葬在马托波山里，石板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前厅门上方写着贺拉斯的豪言壮语：“我不会完全死去。”这座20世纪初诞生的建筑在牛津的历史语境里显得很质朴，是殖民地风格和传统英国乡村别墅的结合。罗德基金会的创始人泽西尔·罗德（Cecil John Rhodes）曾是牛津的学生。他的人生是以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为背景的。这位牧师之子的童年在南非纳塔尔的种植园度过，青年时代去往金伯利钻石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援下，收购当地的小型钻石矿场，通过与伦敦的辛迪加结成伙伴关系，建立了他在世界钻石行业的垄断地位，后来创立了德比尔斯钻石公司。19世纪80年代，他又买下了开普敦的葡萄园，建立了罗德水果农场。1873年，罗德入读牛津的奥利尔学院，深受约翰·拉斯金大英帝国观念的影响，积极扩张英帝国殖民版图，梦想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连起一条红线。他在48岁去世时，立下遗愿，在牛津设立罗德奖学金。那时，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陆地都在大英帝国的治下，罗德则是世界首富。他有一个伟大梦想，想依靠一群遍布全世界的牛津大学统治精英，使历史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他在其设立基金的遗嘱附录里将德国和美国也包括了进去，希望“教育作为最强大的纽带”，能使“三个最强大国家之间共同谅解，避免战争的发生”。要是泽西尔·罗德只有他的钻石矿和带着殖民时代局限的帝国扩张梦的话，他的名字也许早就随着殖民史的终结而被世人遗忘。然而，他最终以罗德基金这一伟大的行为，使自己“没有完全死去”——一个世纪以后，罗德基金的帝国时间已慢慢消失，基金会的一代代托管者不断纠正着人种主义、帝国主义的谬误。就如今天，总资产超过3亿欧元的罗德基金会，是由约翰·胡德，一位新西兰绅士来担任的；而在拥有40多万册图书的罗德宅邸里，你可以查到反奴隶制联合会、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殖民地历史的许多文献。

穿过穹顶和前厅，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便是会客厅。正定神过一遍问题，约翰·胡德听说有人等，推门大步走了进来，直接在沙发上坐下，等待采访。我一时无所准备，手足无措，便说：“我来早了。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他很绅士地离开了房间，一小时后，按约定的时间准时进来。

 

约翰·胡德是位非常成功的新西兰工程师和商人。他所涉足的领域从矿业、建筑、建材、石油、甲醇、林业到水资源，不一而足。很惊讶于他怎么能同时涉足这么多行业，他解释说，这得益于新西兰是个很小的国家，所以新西兰的公立联合企业会同时涉足很多商业领域，而且有着全球的商业网络。那段从商的经历让他对世界的巨变有很清晰的感悟。“早些年的时候和许多国家取得联系。但世界正在发生令人兴奋的变化。”他说，“我并未考虑过商业上的成功是否得益于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所以才有这些全球机会，但我的确生长在一个有着英国传统的国家。”1976年，胡德申请了罗德，经过在奥克兰和惠灵顿的面试后，他获得了奖学金，来到牛津，学习经济和工业社会学。罗德宅邸是他们这些奖学金生的活动场所之一。“除了在我所在的沃尔夫森学院学习，我们也在这里上课，也有正餐，社交活动和体育运动，所以奖学金生之间有各种机会相互认识结交。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一旦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永远知道你可以找谁去谈。大家的关系充满了私密的、非正式的轻松。”

 

在牛津的那两年，胡德回味无穷。他说：“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国留学生来说，那段经历是变革性的。充满智慧的课堂——我仍然记得德里克·马尔斯爵士和唐纳德·海伊德的经济学课，俱乐部的社交活动，四季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离伦敦如此之近，与有声望的学者、政治家、律师交谈，从不缺少的音乐会，还有过多的酒。”回到新西兰，他担任过奥克兰大学的校长。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来自牛津的招募电话：“按照牛津的传统，下一任校长提前需15个月指定。当时，英国政府通过了法案，要求大学从校外遴选校长。我想我是很多备选人中的一个。我来到牛津，参加了一场长达三天的面试。面试结束后，我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从牛津大学体系之外来的校长。”他与牛津和罗德基金会的渊源，使他在辞去校长职务后不久，又再度回到牛津，成为罗德基金会的主席。

 

一个世纪后，罗德基金会已经超越了种族主义者罗德的生命与他的时代。来会客厅的时候，走廊里挂着一幅曼德拉的画像，印着“曼德拉罗德基金”。胡德向我解释，1993年，罗德基金会与曼德拉合作，一起建立了这个基金会，让南非的学生能够在南非大学里完成4到5年的学习，将罗德的价值观与曼德拉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源自南非的罗德遗产的一种认可，因为正是在南非，罗德创造了他的财富。”1993年，那正是一个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年份。在那个历史进程中，英国人再次正确地站到了时间的一边。胡德带我们参观罗德宅邸。一楼会议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国际法庭的模拟辩论会，席间有很多来自中东、戴着头巾的女学生。厅内墙上的两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一张是年轻的曼德拉，一张是比尔·克林顿。穿过会议厅，有一间偌大的肖像画室，墙上陈列着历任罗德奖学金管理者的画像。出了画室，穿过一扇厚重的橡木门，我们来到宅邸的大花园里。胡德说，天气暖和的时候，基金会的校友们就在草坪上举办酒会，在葡萄藤架隔出来的那片空地上，时常会有戏剧上演。胡德说，精心打理这片花园的，是一位牛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对一位英国绅士来说，成为一位显赫的慈善基金会的花匠，是一件非常得体和惬意的工作。

对于一个牛津的局外人来说，一位新西兰人管理着牛津大学和它最重要的罗德基金，对牛津所发生的变化和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隐喻了。胡德说，他出身于新西兰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当过学校的校长，在大学短暂地教授过教育培训方面的课。他并不来自什么世家。他在牛津时，是在沃尔夫森学院读书（“二战”后新生的研究生院），他没有加入英国国籍。我很想找到他能成为牛津显赫人物的原因。当他讲述他在面试牛津大学校长时，是如何陈述治校理念的时候，我想我找到了些答案。他说：“大学是关乎人的非凡的无限潜能得以发掘与施展的地方。这些潜能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中——每一位学生和每一位学者，并与他们的梦想和欲望共存。大学的作用，就是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实现他们的激情和愿景，并通过有效的和隐形无名的服务来实现。”“国家与世界在变化，知识在爆炸，复杂的牛津机体也在不断变化、演进，适应周遭的世界。”英国绅士的哲学与精神依旧治理着牛津、掌管着牛津的财富，尽管英国的秩序已失落，世界的秩序却悄然形成。

另一个代表着牛津举世无双财富的地方是宽街上的阿什莫利博物馆。它的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有无数珍宝，是英国最古老的艺术、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公共博物馆。它的历史始于两名园丁。约翰·特莱德斯坎特是斯图亚特时代的宫廷园丁，花园、葡萄和桑蚕的护理人，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植物狩猎者。他在考察旅行时，尽其所能地收集世界上的奇珍异物，包括自然物品、艺术品、具有异国情调的和奇特的东西。人们称这一收藏为“特莱德斯坎特方舟”。他的儿子在伦敦的兰贝司城区将它们公开展出，供人参观。“特莱德斯坎特方舟”能够停泊到牛津大学，则是伊莱亚斯·阿什莫利的功劳。他是一位衣着华丽、面色苍白的绅士。他接受了约翰·特莱德斯坎特的珍品陈列室，将它连同他自己以硬币为主的收藏捐赠给了牛津大学。19世纪，博物馆又增添了很多牛津大学的雕像、画作、绘图和古董收藏。

 

博物馆的藏品全部来自私人捐赠。馆方安排我们参观中国现当代艺术馆，这是一个永久的馆藏，捐赠者叫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他出生于加拿大，幼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是一位骨子里的英国绅士，也是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牛津大学荣休院士。他曾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现代美术。193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随国际红十字会来到了成都，在成都的博物馆里教学和工作，参与过王建墓的挖掘，也在考古学家郑德坤那里工作过。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画家：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庞薰琹等；20世纪80年代再次回到中国，又结识了黄永玉、朱德群、吴作人等。1984年，他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任期后，回到牛津，在牛津终老。这个小型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馆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的。

 

在朴素清雅的展厅里，摆放着苏立文牛津家中的小桌子和挂在他们家门楣上的牌匾。给我们讲解展厅作品的女孩毕业于默顿学院，恰好是杰西卡·罗森教授的学生。她说，这种摆设是为了怀念苏立文家中那种氛围：“他的家是我们很多人的回忆。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朋友都来他家做客，随时都有一种很坦诚的学术交流气氛，永远洋溢着欢乐。”这些展品，讲述着一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高山流水的友谊：所有的画，都是中国画家赠给迈克尔的，而迈克尔最终又把所有画捐给了阿什莫利博物馆。这些展品里，有岭南派画家关山月所画的《青海市集》，女学生介绍说：“迈克尔当初看到的时候就很喜欢这幅画，画家觉得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就重新画了一幅送给他。在重庆时候，关山月与迈克尔结下了友谊。画家教迈克尔怎么写中国字、画中国画，迈克尔教他英文，迈克尔重庆住所的走廊上就挂着它”。这些收藏里，很多张大千的画也都是他送给迈克尔的。“他们的友谊一直从40年代持续到张大千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有大量的张大千作品，是他生命中不同时期画的，反映他的不同风格。比如，这一幅是他用泼墨方法所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当时的创新。但你看这边这幅，1930年所作，则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人像画法。”

 

这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的友谊，在一个动荡无常的年代，尤为感人。“这封是庞薰琹写的。他们的联系在‘文革’时中断了。迈克尔曾几次回到中国，做一些考古研究，但这些艺术家都不知道他来中国，就中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庞薰琹才重新收到迈克尔的来信，他就回信给迈克尔说，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今天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迈克尔访问中国时一定要见面，是时隔34年又重聚的一种心情。这幅张大千的《荷花》，先送给了英国文化处的赫德利。赫德利知道迈克尔研究这个，又把它送给了迈克尔。张大千20世纪70年代去美国定居时，看到迈克尔的这幅画，感慨万千，说我又看到30年前自己的作品。有一句话叫‘聚乱不常，聚散不定’，但是我又在故人手上看到了我三十几年前的画。”女孩说，迈克尔保存着所有的东西，包括他80年代回到中国，与画家们重聚时的那张菜单，上面有画家们的签名。这位英国绅士在2013年去世前，为这400余幅无价的画作找了一个最终的归宿，全部捐赠给阿什莫利博物馆，以供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

沃尔夫森学院：寻找以赛亚·伯林

 

在那些居于中心的古老学院之外，牛津的地理边缘，像沃尔夫森学院这样的新学院充满隐喻地呈现出牛津历史向未来演进的轨迹。沃尔夫森学院是20世纪60年代由牛津人以赛亚·伯林主持建立的研究生院，以研究为主要目的。这位牛津万灵学院毕业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研究者，一位“二战”期间穿梭于华盛顿、纽约和莫斯科外交圈的政界名流。沃尔夫森学院是按照他对牛津与人类未来的愿景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层与特权消解，更加平等与自由多元的新时代。

 

在牛津的第一顿晚餐是在沃尔夫森学院吃的。这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学院化学系博士生刘一帆带着我穿过中庭边的长廊，来到餐厅。简约风格的餐厅一角摆着一架钢琴，四面墙上挂着些阿富汗来的波斯挂毯。简约的长条餐桌，都在一个水平面上，没有老学院餐厅象征着学院教员与学生之间科层地位的高桌，从后面端菜出来，随处找个想搭话的院友落座的地方坐下即可。古老的成熟与繁复在这里隐退了，包豪斯取得了胜利。那天坐一桌的是沃尔夫森学院不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大家聊完乌克兰形势和正在进行的联合国表决后，又聊了一会儿品酒会。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葡萄酒窖，还会有一笔经费让葡萄酒买手定期购入新酒，供学院成员享用。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盲品赛，常常在赛艇前举办，参赛选手要经过多次专门训练和实战演练才能取得好成绩。吃完晚饭，上楼，是一个有几张沙发的活动室，泡一杯咖啡或茶，学生们聚在一起聊近况，聊点八卦，聊近期的活动，还有假期的旅行。

几天后在沃尔夫森学院，我们见到了马克·波特尔（Mark Pottle），一位沃尔夫森学院的成员。他与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明显不同，穿一件蓝色的冲锋衣，有丰富的肢体动作，是一位牛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联系他，是想寻找到以赛亚·伯林的痕迹。伯林一生浩瀚的书信和各种文件，都是由一位叫亨利·哈代（Henry Hardy）的牛津人搜集编纂的，他住在利物浦。动身前往利物浦之前，协助他工作的马克·波特尔先带我们转转。波特尔展示的第一个地方是沃尔夫森学院的现代报告厅，学院没有教堂和礼拜堂，这座报告厅就是宣讲的地方。从餐厅上楼，穿过活动室，就是教职员工的共用室，在老学院，共用室要比别的房间略高，但在这里没有这种讲究。穿过中庭长廊，下楼，是一片湖泊镶嵌其间的草坪，白色的玉兰树开得格外一尘不染。波特尔说，当初以赛亚·伯林本来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小学院的院长，但他不甘心，就决定自己建一个新院。他拉到了英国沃尔夫森家族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这件事就做成了。

 

波特尔说：“‘二战’中，伯林看到美国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美国充满活力，希望牛津能够学习它。更重要的是，时代变化了。过去牛津是个基本上只有公学毕业的学生才能来的地方，英国社会也被认为是阶级社会。但事实上，在英国，突破阶级并不是不可能的，阶级界限一直在慢慢消失——19世纪，很多白手起家的英国人获得了商业或工业上的成功，他们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贵族地位。沃尔夫森家族就是如此。而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来到牛津，并为它工作。”

 

周末，我们搭上了去利物浦的火车。亨利·哈代来火车站接我们。他答应带我们逛一逛利物浦，然后去他家坐坐。哈代之前一直住在牛津，直到前几年他追随生命中的第二段婚姻来到利物浦。他穿着很随意，休闲棉夹克有一些未熨平的褶皱，看上去正处在中年，但实际上已经60岁了，即将成为牛津“高龄的养老金领取者”。他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德画像》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个人，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只有肖像画中的他会慢慢老去，而他自己却永远年轻。他长年不变的年轻终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非议和怀疑，画像中的他因为纵欲而显现出加速的时间进程，最后他愤怒地用一把刀刺进了藏在阁楼里的肖像画中的自己。”

哈代带我们参观的是利物浦最重要的人物所留下的遗产，这个人就是工业家威廉·利华和他的儿子利华休姆子爵。他带我们来到一片漂亮的住宅区，一栋栋乡村风格的小别墅散落在汽车道和绿地之间，都有前庭后院，就像一座大花园。哈代指着住宅区里的公共建筑一一向我们解释：“那是美术馆，那是剧院，那是医院，那是学校。”“这是利华休姆为他的工人所建的住宅区。这位日用化工品工业家希望他的工人们能住上好房子，能欣赏艺术，能接受好的教育和医疗。如今，人口与空间已经变迁。”这让我想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许多名字：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贵族出身的企业家克劳德·昂列·圣西门，企业家、慈善家罗伯特·欧文，还有田园城市的倡导者爱彼泽尼·霍华德。自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出现，批判和改善它、追求平等与自然的思想与行动就一直存在着，构成了历史的一条线索，与以赛亚·伯林的思想也有所呼应。午饭后，哈代又带我们参观了利华休姆为妻子建造的美术馆。美术馆里几乎全是拉斐尔前派的画作，也是牛津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所钟爱的流派。牛津大学出现得最多的19世纪艺术流派，大概就属拉斐尔前派了，罗德宅邸入口处的那幅毯子也是拉斐尔前派的作品。这个派别提倡回到15世纪拉斐尔之前的艺术，在那些异常精细繁复的绘画细节里，寻求复古的审美，反抗粗糙的进步主义。

 

哈代的家在一栋郊区别墅里，也有一片打理得细致的花园，养着两只兔子。来到他的书房，房间里挂满了与伯林相关的照片：从伯林的出生地拉托维亚的里加，到摄影师戴维·列文（David Levine）、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on）、伯恩·施瓦尔茨（Bern Schwartz）所拍摄的伯林肖像，其中的一些是伦敦国际肖像美术馆的复制品。“我最喜欢伯林的这一张。”哈代指着一张伯林悠闲地坐在万灵学院前的照片告诉我，“这是娶了王后姐姐的斯诺登爵士偷拍的，伯林的状态很自然。”还有一幅俄罗斯19世纪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芩的肖像画，“伯林很喜欢他，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联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书房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身处的不是哈代的书房，而是伯林的——童年的回忆，自我的记录与呈现，乃至喜好，都是伯林的，仿佛伯林附体。唯有一侧墙上有一张哈代父亲的照片，一张脸陷在大胡子中——他的父亲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医学。后来他带我们上楼进入他的卧室，我们才看到了哈代祖父的肖像油画，透着老派英国绅士温和又威严的风度——他的祖父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多所英国中学的校长。而在书房，让人感到哈代存在的，是那架钢琴。哈代也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年轻时他作过一些古典曲子，出版过一本曲谱。他说，牛津的学院有一个传统，会为每个牛津的作曲家举办一场音乐会；基督教堂学院就曾为他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专门演奏他的曲目。他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专业管风琴师演奏的他最短的作品《管风琴的宣言》，一段不断升高的音阶，层层叠叠，有哥特式的雄浑，终结于回旋的高音里，充满宗教气息。哈代曾是学院合唱团的指挥，每个星期指挥一次排练。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沃尔夫森学院遇到伯林以后，就决定为他工作，这一工作，就是一辈子，像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所做的那样。为了搜集伯林的书信，他多方追寻线索，有时甚至因为过于穷追不舍，到了惹人厌烦的地步，虽然已有的书信已经浩如烟海，但他还是为一些没有留下线索的信件或尚未被人发现的信件孜孜以求。

 

忍不住问他，这样一辈子整理伯林的资料，会不会有些奇怪？他说：“我的古怪倒是人尽皆知。伯林也是个古怪的人。他有很多天才的洞见，但他只是表达出来，总是没有条理，也不收拾，很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牛津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人的确不是很多。我能举出来的例子是莫德林学院的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编辑他作品的包斯威尔，还有花了很多年工夫编辑C.S.刘易斯作品的沃尔特·库波尔（Walter Cooper）。听起来我就像只寄生虫。”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即反问：“你为什么觉得古怪？”我说，用一生这么长的时间生活在别人的人生里，是不是有些可惜。哈代回答说：“我很满足。这有点像神学家，他们也花一辈子的生命研究耶稣基督。”

哈代的牛津岁月充满着晚餐后去咖啡馆的谈话。“有时一谈就谈到天亮。我们讨论那些终极问题，讨论道德情操和生命的意义，讨论宗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有这些抽象的和终极的问题。牛津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与朋友们在深夜的咖啡厅中接连几个小时的谈话。难以相信那样的场景会在今天的牛津重现。”他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在牛津，他加入了一个跨学院的基督教联盟。“非常福音教派的运动，坚持上帝即全部，如果宗教是真实的，那所有人都该将一生献给上帝。在那里，我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接受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大学时代，哈代是几本牛津校刊的编辑，有时也发表些文章。有人告诉他，伯林是真的需要人帮助，因为他很有思想，却总是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一些不知名的外国杂志上。“我去找他谈，他说很多人都给过他这个建议，但他都不同意。直到我建议，如果出一本书，书的版税可以用于支持沃尔夫森学院的基金，他才答应了。虽然最后这些书并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但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伯林是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牛津的。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俄国犹太人，很长时间里，他都是牛津体系的局外人。但他慢慢变成了一个英式绅士，一个英国文化的造物——他总是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比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穿的层次还要多。他所在的圣灵学院出了几位重要人物，比如《时代》周刊的主编，当时英国的外交部长，还有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他们周末会来学院，与学生们交谈，伯林在那里熟悉了英国上层阶级的谈话方式。‘二战’中，他在纽约、华盛顿结识了更多外交圈的英国人。到最后，他成了一个谁都认识的人：外交圈、艺术圈、政界、学术界的所有人，他都认识，从美国、英国、俄罗斯到以色列。他是一位全球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在牛津终其一生的牛津人物。伯林在牛津最亲密的社交圈里，有诗人斯蒂芬·斯蓬特（Stephen Spender），在圣灵学院第三年认识的年轻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ewart Hampshire），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还有那个时代牛津优秀的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艺术史学家本·尼科尔松（Ben Nicholson），后来进入政界的杰拉米·哈钦森（Jeremy Hatchison）等等。他与年轻的女人也有亲密关系。他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气质，很多女人喜欢找他谈心，他与她们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其中就包括新学院院长的女儿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这些人后来在他的社交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伯林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年轻的朋友，彼此无所求。伯林不断地写信，那时候的牛津人都非常钟爱手写的信件。这种交流的方式已经在今天的牛津绝迹了，伯林是牛津最后一位传统的书信写作者。”

 

“伯林曾明确洞察到，牛津大学在‘二战’前和‘二战’后的变化。‘二战’后，牛津的许多传统和礼仪都蒸发掉了，随着过去的地位和阶级意识一起蒸发掉了。‘二战’是牛津重大的历史断裂，这也是牛津新的开始。”“当我在1968年来到牛津时，我的本科生班上就有公立学校来的学生，已经多元化了。‘二战’前的牛津，本质上是个贵族化的本科生教育机构，但沃尔夫森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沃尔夫森学院是一个纯粹的研究生院，并且以自然科学为重。伯林在美国的经历，在哈佛、普林斯顿访学的经历，让他认识到，科学研究是多么重要，而牛津已经落后于美国的大学了。那时的圣灵学院是个非常保守、拒绝改变的地方，这也促使了他去建立一个新学院。沃尔夫森就像是牛津的新大陆，在那里，你不受任何传统期待的约束，在你与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哈代对那些为古典语言辩护的理由持保留态度，“正如伯林所说的那样，20世纪有两股最重要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俄国革命及其之后的世界。如果仅仅只学习人文学科，更不用说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代表的古典人文学科了，你的思维会与自然科学产生鸿沟。这是一种损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还得对一门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才能让他的思维能够适应自然科学的时代。你可以举例说，古典学系毕业的鲍里斯·约翰逊成了伦敦市长，但他的前任，肯·利维斯通，出身工人阶级，一个拉丁词也不会。也许拉丁语与你所能成就的事业之间，不再有那么必然的联系。”

 

伯林最终并未成为约翰·罗尔斯、诺姆·乔姆斯基那样成系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我也并不赞同伯林的全部观点，但他有一种洞悉人性的天赋，他所结识的人从左翼、社会主义者到保守主义、右翼都有，他总能抓住各色不同人的本性。他从未见过马克思，但他可以准确地揣摩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会怎么回答，怎么采取应对。我想他对思想史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的多元主义。”哈代说。

 

哈代说：“当我整理伯林的书信和思想时，有时我会觉得，他还在那里，还在和我对话。有时我也会疑惑，一百年后，伯林的名字会湮没在历史里，被世人遗忘，成为只有历史研究者才会偶尔翻阅的资料吗？”有时他会在话语间无意流露些伤逝的感怀：“过去BBC有个名人访谈节目，请学者谈论他们的思想。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从1小时压缩到了每人20分钟。”“我本来想读自然科学，但父亲坚信希腊语与拉丁语是对大脑最好的培训，他千方百计说服我去读了古典系。但我想，他这种古旧的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哈代说，他的儿子现在牛津读音乐学，但在博士期间，他决定辍学去当园丁，去了英国国家基金会的花园，“他发现自己已不愿意整天待在房间里，而是要待在户外的花园里”。也许是为了回应我未能掩饰的惋惜的表情，他说：“你的脑袋里还有科层吧，不过我接受。”

牛津式学问

 

一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们与三位牛津的博士生去划船：沃尔夫森学院化学系的刘一帆，贝里奥学院经济系的陈思和圣十字学院物理系的王一雄。细长的小舟慢慢驶离河岸，驶向艳影波光里。刘一帆握着那支长篙轻轻地、缓缓地向柔波的更青处探去，又轻轻地、缓缓地提起来，在小岛处灵巧地停靠或避让，很娴熟。澄蓝的天空倒影在水中，船儿就如浮游在白云朵中，在静谧的柳林榆荫里缓缓前行，野鸭、白鹅三两成群，腾云驾雾地在船舷边飞过，如梦似幻。

在这梦幻里，谈谈爱情与学问，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陈思与王一雄就是一对眷侣。陈思在康纳尔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后来到牛津。“牛津做学问的方式跟美国大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更要求直觉思维。”她说，“美国大学强调科学方法论，强调量化分析和统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得出某种结论。但在牛津，即使你学的是数学经济学，你也得是个讲故事的人，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要求你必须有很渊博的学识。比如，我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有一个理论认为，富人比穷人在经济上更有风险偏好。但你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因为富人怕失去已有的财富，而穷人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失去更多，反而更愿意冒险。你可以引经据典地来讲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例子，然后，你再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搜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陈思说，她将她在美国与欧洲的同学一对比发现，“欧洲学生的知识基础还是要比美国学生扎实，他们不仅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而且就连数学基础也比美国学生好”。

 

陈思在牛津遇到了王一雄。同在异乡，王一雄给陈思生活上很多照顾，两人慢慢走近。但更让他们相互吸引的，是那些充满了智慧碰撞的对话。王一雄学的是大气物理，“研究宇宙中环绕行星的大气云层的运动，分析是否会有地外生命诞生”。王一雄说，这种还没有办法实证的研究，“有点玄思异想的感觉。那些科学家分了几派观点，相互间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在这样一条梦幻的河上，不讨论玄思异想，又该讨论什么呢？陈思与王一雄就会经常讨论自己领域的研究，相互也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发现物理学和经济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均衡’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学从物理学那里借鉴来的。经济学还从物理学那里借来了很多的理论和概念，比如，‘熵’。”这种互相理解和启发，让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顺利。

 

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大草坪上讨论一下哲思也是很好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毕业的袁幼林在牛津读本科，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再次讲述了一遍他已经向无数亲朋好友讲过的故事：牛津的电话面试考的是什么题目？因为他报考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专业，所以依次有三个教授打电话来。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两个问题：“六个海盗，抢了60个金币。现在他们要分这些金币。他们规定，由6个海盗依次提出分金币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海盗不同意，就把提方案的这个海盗杀掉。那么第一个海盗该如何提出方案，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杀呢？”袁幼林说，当时他其实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是一个面试官带着他一步步推论，目的在于看看他有没有“慧根”。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楼道里大声喧哗，打扰了邻居，和一个人在战争中杀死了敌人，哪个行为更不正义？”这也是个袁幼林没能解答的问题。他说，直到他在牛津学了三年经济学，回过头再看，才觉得这个问题实际非常高深。“是一个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解答的问题，关涉到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名义上的道德问题。面试时的那道考题，要分成好多种具体情况，才能一一加以分析。”传统的牛津式的学问总是需要你有点古典式的博闻强识，有点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与全面。

 

在科学领域，牛津发生着可谓“激进”的、向实用方向进展的变革。牛津有四个大部，分别是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科学，以及医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的部长埃里克斯·哈利德（Alex Halleday）是位地质学家，从有着最顶尖实验室的苏黎世理工学院来到牛津。他告诉我们，他以前也认为牛津是个培养首相的文学大学，“18、19世纪，牛津转向了人文学科，剑桥转向了科学。直到20世纪初，牛津才开始感到改变的必要性”。但自从他接手了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后，他发现，牛津的科学是非常强的。“非常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与剑桥不相上下，近年来以每年7%的速度在增长，哪怕是经济衰退期。”“在应用科学领域，我们落后于麻省理工，正在奋起直追。物理学系将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应用物理，比如能源研究。工程学科也在不断扩大，我们还希望它成长得更激进一些。科研与产业的结合也在加快。不久前，诞生了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叫‘自然动态’，是一个从动物学系诞生的软件公司，专门模拟动物的行为和运动，像《星际迷航》这样的电影就会很需要这种软件。”一些公司的资金一直在背后支持，“一个叫IP集团，是专门投资高校专利的英国专利集团；还有一个公司叫Lansdowne（兰斯道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公司，历史上一直都是牛津重要的投资者”。“牛津的科学新发现充满了生命力，我们的物理学家亨利·斯奈思（Henry Snaith）最近发现了一种新材料，能够以比硅谷更便宜的成本转化太阳能。硅谷目前的太阳能技术很有效，但是成本过高。这种技术一旦投入产业，将改变全世界的能源依存度。”在基础科学领域，牛津在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那位写信申请科研资金来建立粒子碰撞机的物理学家，就在牛津。牛津的商业公司国际策略与投资集团（ISI）也在牛津大学的边缘地带兴起，主要负责将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知识产权。哈利德说：“上世纪70年代，牛津发明了锂电池，却将这项发明一次性给了索尼公司。如果我们当时知道如何将这些成功科研知识产权化，这项锂电池发明将会给牛津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战略，来防止这种失误再发生，而且让这些发明能够给学校提供资金流入。”

在牛津的科学领域所发生的事情，与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学科的交叉。“我们这里有位化学工程师，他研究的是水，但他现在研究的是人类细胞；我们有一位电子工程师，曾为劳斯莱斯制造飞机引擎，他正在用飞机引擎的遥感探测器来做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用遥感器来检测人的状态，比如心跳、体温、血压。有一位叫迈克尔·布雷迪（Michael Brady）的教授，他原来是做机器人研究的，但从1994年起，他开始转向医学图像分析，研究乳腺癌和肝癌。因为他去医院探望亲属时发现，获取医学图像的技术还有可大大改进的空间。我现在做的研究是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研究，但我现在也开始跨学科研究生物医学。”作为一位科学家，哈利德也感慨，科学院系和实验室要扩张，要买地，没有那么多钱，“而那些学院真是有广阔的土地，而且是很肥沃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在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教学和决策都发生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联邦制的牛津是在悄悄中发生变化的。2000年，牛津第一次有了数学、物理和工程部，哈利德也成了这个大系的第一位主任。这意味着，系开始在牛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牛津总有自己的节奏。在牛津非常现代的医学园区，免疫学教授陈峥鸣正在研究中国的遗传疾病。牛津医学系可称为世界的翘楚，这与它几百年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陈峥鸣说，一项药品要发布，“要验证它的疗效，得在全球有很强大的科研网及医院，这是牛津很强大的资源。牛津的网络在几十个国家有上千家医院，这些长期的科研合作都是资源，给几十年跨度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阿司匹林，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我在其中领导过一个全球最大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分两部分，欧洲这边有2万人，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和阜外医院合作，涉及全国500家医院，2万多人。这个研究重新验证了阿司匹林的重要性，比如现在的临床指南中，如果发生脑梗塞，首先要使用阿司匹林。它本是一个百年老药，但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让它重焕青春。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很多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的研究成果，经过了漫长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才敢拿来用”。

 

陈峥鸣现在正在做中国肿瘤疾病的统计研究。“5年时间投资了1500万到2000万英镑，但一篇文章都还没出，是嘉道理基金会、英国医学委员会出的钱。对这种研究，必须得耐得住寂寞，出成果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前面的研究是打基础的，是创建的过程。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选择了全国10个地方，现在这个研究已经做了快10年了，结果快出来了。”

 

总体讲，牛津比美国大学要更不疾不徐。“很多牛津大学毕业的人，在研究团队一干10多年，就算去制药公司钱更多也不愿意去，更愿意从事有创造性的、闲适的工作。牛津的氛围也能静得下来，没有那么急功近利，更注重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几年的时间不必考虑发多少篇文章，没有美国那种‘不发就走’的硬性压力。美国曾经有一项研究，做了5000人的临床研究，和我们一模一样，他们在三四十年中发表了5000多篇论文，垃圾不少，而我们发得很少，要出就出实实在在的精品。”“牛津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非常安静，有时候会感到寂寞。但是对做学问的人来说，寂寞是必要的，享受寂寞，这样的人才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东西。”

 

与陈峥鸣共事的，有许多牛津的医学大师和泰斗。他说，像泰斗理查德·道尔（Richard Doll）爵士这样的人，80多岁了还天天来办公室工作。“他们很平易近人，接触没有负担，学术的自由是非常核心的，你可以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下来思考问题。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去复旦读书的，英语也是后来学的，初到这边面临的挑战很大。他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帮助我，有的东西是手把手地教，从中受益匪浅，包括写的文章，做报告的幻灯片，逐字逐句地改。他们既有战略性眼光，高瞻远瞩，看问题在全球的视野下很宏观，但也非常注重细节。这可能有文化熏陶方面的因素，他们很多只是追求学术带来的快乐，追求科学的真理。人在放松状态下的创造力才是最强的。”

刘继龙是牛津遗传基因生理学、解剖学、遗传学部的博士，也是功能基因组项目负责人。他研究的是果蝇。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取出一只有很多果蝇的试管，在试管口放开一个很小的口子，插入一根装有气体的管子，给果蝇催眠。待果蝇睡着后，他把果蝇拿出来，在显微镜下观察。这小小的果蝇，就是刘继龙的世界。他为研究它准备了漫长的时间——来牛津前，他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后学位。为了果蝇的遗传基因研究，牛津也为他准备了漫长的时间，还有资金——“英国医学理事会每5年给我们一次优厚的资助，并不急着我们出结果。我至今还没有在顶级刊物发表过文章，而是在不知名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我自己非常满意的论文。”“每次去美国，都感到美国同行的压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位同行一次性申请了12个项目；还有一些同行，有很大的压力必须发文章。而在牛津，你会觉得很安静。我想在牛津做学问，是有一种品位的，这种品位，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精致。就像在做一件充满细节的艺术品一样，在缓慢的节奏里，精雕细琢，使得它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性。它追求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名气，而是在悠远的时间里愈久弥香。”

 

刘继龙在牛津租了一片很大的花园，种着各种各样的花。他说，他每天在牛津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跨过那片大花园，喂养鸡棚里的鸡，如果下了蛋，就捡出来。然后到办公室处理工作，下午有时间就在学院外的那片辽阔花园里散步。他的办公室挂着两幅中国字画：“知足常乐”和“宁静致远”。这种境界也正是牛津的绅士们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