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2日,“三股势力”的屠刀落在了一百多位老人的身上。这一天少雨的乌鲁木齐下了一天的小雨,这一天,31个家庭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在此伤心愤怒时刻,几家欢乐几家愁,政府如何反思改进反恐举措,已经显得更为紧迫而必要。
一,新疆存在三类人
在大部分人强烈谴责暴徒的罪恶行径时,有一部分人保持了的沉默。这些沉默者中,又可分为三类:以实际行动支持着中央,维护团结稳定者;骑墙观望者;同情暴徒者。
支持中央,维护稳定,这是大部分群众的现实选择。对新疆的各族人民来说,如果执政党出现执政危机,中央政权出现不稳定因素,中国只要出现任何不稳定因素,对于离中央空间距离最远的新疆,必然是首当其冲。即使在政府高压严打的态势下 警察二十四小时的执勤,“三股势力”仍然能伺机不断得手,那么倘若中央对新疆的控制稍稍出现削弱,必然会出现密集而规模的暴力恐怖事件乃至“三股势力”煽动下的仇杀。
不可忽视的是,还有一些骑墙观望者,这些人既不反对党和政府,也不反对“三股势力”,他们不持立场,不发表观点。当政府予以其好处时,跟着政府走。但倘若“三股势力”有“坐大成势”的一天,他们也会跟着“三股势力”走。这部分群众“有奶便是娘”,缺乏主见,对形势判断不清。
另一批“群众”是同情“三股势力”者,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破坏性却不小。这些人,不是怀揣着“哈里发国”弱智构想,便是做着“东土耳其斯坦”的黄粱梦。正是出于对原教旨伊斯兰和新疆独立的向往,他们可以违背良知,对残暴的恐怖分子们保持沉默乃至产生同情。对这些人如果放松警惕,他们随时会投入“三股势力”的怀抱,沆瀣一气,资助暴力恐怖活动,包庇隐藏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接受了“三股势力”的洗脑,也会摇身一变成为恐怖分子发动“圣战”。第三类人,便是“三股势力”在境内的土壤。
当前,政府要做的,就是依靠第一类人,团结第二类人,反对第三类人。
依靠第一类人,鼓励吸引这些精英进入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但要加强甄别。坚决不可以让带有宗教极端思想和疆独思想者进入党政机关和教育系统。当前,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已经披着人皮站在了高校的讲台上,经常在课堂鼓吹世维会“扶贫济弱”的事例,对东突势力大表同情。这样的人站在讲台上,会误导多少青年?
团结第二类人,努力创造就业岗位,鼓励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对确实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孩子上学困难的家庭予以资助,对于因汉语差技能低而就业困难者,加强普通话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因懒致贫,好逸恶劳者,要发动村干部和宗教人士对其劝导,而不能盲目地给予补助,否则只会助长其懒惰。如果第二类人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并甘于得过且过的日子,一旦停止了补助,极易仇视国家和社会,从而倒向第三类人。
反对第三类人。只要有人对身边的“三股势力”成员隐瞒不报或包庇,就可归到第三类。对这类人,要加强监控,在公职人员考试聘用中,加强政治审核,绝对不允许这些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不给其低保补助。完善法律法规,对暴恐分子的亲属进行法律惩罚,罚其未起到规劝与阻止作用。对通过网络发表同情暴徒言论者予以警告罚款,影响较大者,将其上升到刑事案件。对于资助“三股势力”者,罚没其家产。金融部门要严格监控境内与境外的资金往来,尤其是新疆人与海外资金的往来,一旦发现其可疑,立刻冻结,如查明与境外“东突”有任何形式的关联,直接上缴国库,并顺藤摸瓜,将相关人员判刑。对第三类人的子女加强监控,责令其务必接受义务教育,一旦其将子女送入经文学校,予以其法律惩罚。
二,当前政府要做的
由于缺乏长期的反恐计划和有力的反恐机制,政府对“三股势力”所打击只是停在面上,往往是疲于奔命,哪里出了事警力往哪调,出拳反击总是晚于挨打。
第一,将反恐计划上升到人大决策层面,进行反恐经费,预算制定3到5年的反恐计划,制定反恐训练计划,武器更新计划,反恐研究课题,反恐人员进修学习计划,反恐和维稳警察轮休计划。
第二,对反恐局进行机构改革。反恐局从安全局和公安局调配整合精锐力量集中对近期的暴恐事件进行深入挖掘。反恐局以专门的警力、侦察设备、武器、经费从暴力恐怖件的前、中、后,开展有力措施打击恐怖行为。前,充分利用侦察设备监听第三类人、可疑人,拿出专门经费大力在南疆北疆输出暴徒较多的区域发展线人;中,给予反恐局工作人员更多持枪、开枪的权限;后,专为反恐而存在的反恐局,有更多的精力,持续时间对一个线索展开深入挖掘,对第三类人和疑犯的家属展开全天候的监控,对刑满释放的暴徒安装GPS定位腕带或直接植入其体内,当其离开指定生活区域时,及时拘捕,当两名及两名以上刑满暴徒聚集在一起时,即以危害安全罪再次判刑。
第三,问责制。近期的暴恐事件以来自的阿克苏人氏居多,说明阿克苏肯定藏有若干人数众多的暴力恐怖团伙。同时也说明,当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工作有失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