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还是“背叛”？
——从“囚徒困境”的仿真模拟到“公益慈善”的存在依据
读书笔记/彭小兵
05/21/2014
在群居的社会性动物中，一些个体为了种族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甘愿牺牲自己，如蚁群里的工蚁。人类也是这样，尽管人类拥有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也是群居动物，年长的哥哥姐姐或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人类还会说：“我会为你而死。”
那么，在充满争竞和互相倾轧的世界，合作、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是如何出现的呢？对这个问题，达尔文也困惑：如果说自然选择是所有生物个体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结果，那又如何解释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其他无私的行为呢？在基督教的信仰里，他们坚信上帝的慈爱，坚信基督耶稣为人类舍己，被钉于十字架，由此孕育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事业，造就了特蕾莎修女这样倾其一生致力于解除贫困的慈善工作者。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解释这些，科学家们一代又一代投身于研究中。其中，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了称之为“包容性适存”的解释：某种合作行为（如我可以为你做某件事，即使我为此付出代价）的出现，是因为某些个体为拯救有亲缘关系群体的基因而挺身而出，用自我牺牲换取其族谱系和其共有的DNA得以传承下去。换言之，利他主义或“牺牲的爱”，是为了家族成员基因延续的需要。
但是，汉密尔顿的研究和解释近年来被一位名叫马丁·诺瓦克（Martin A. Nowak）的生物学家进一步突破了。诺瓦克与他的合作研究者（Roger Highfield，罗杰·海菲尔德）于2010年发表了他们的“超级合作”理论，其理论精华汇集在《超级合作者：利他主义，进化，以及为什么成功彼此需要》（Super Cooperators: Altruism, 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Each Other to Succeed）一书中（龙志勇、魏薇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
诺瓦克的研究始于对“囚徒困境”博弈研究的着迷。“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维也纳大学数学家卡尔·西格蒙德于1950年设计的，指的是在合作行为与自私行为之间的选择，或者考验人们在背叛与合作之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选择。197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用“囚徒困境”对物种的合作关系进行了研究（见：《合作的复杂性：基于参与者竞争与合作的模型》，梁捷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利用计算机对各种博弈策略进行处理。在数百轮计算及测试中，获胜的策略是一种“你帮我，我也帮你”的“投桃报李”策略（反过来也可以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以牙还牙”策略）。这个策略的依据是直接的互惠关系，在现实世界里很常见。不过，有批评者（如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梅伊）指出，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策略执行过程中大量的干扰及误差，阿克塞尔罗德设计的计算机虚拟比赛并不能准确复制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与背叛。
对此，1987年，诺瓦克改进了阿克塞尔罗德的游戏规则，将博弈置于更合理的进化背景下来探讨物种进化中的“囚徒困境”问题：允许虚拟参赛者有一定概率的干扰和误差；赋予虚拟参赛者赢得繁衍的能力。这个游戏更真实地模仿了生物界的现实：随机突变导致一些参赛者产生在游戏中获胜的策略，并将这样的获胜策略传递给“下一代”参赛者，而原有的一些参赛者会相继“死亡”。在这个仿真模拟游戏中，诺瓦克看到了一种被称为“获胜的永远是背叛者”的策略在延续了100代后，让位于“大度的投桃报李”策略，利用这个“投桃报李”策略的玩家有时会采取合作策略，即使对方曾经“背叛”过自己。
不过，虽然诺瓦克的研究更加真实地模仿了现实世界，但问题是，实践中很少有博弈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玩下去，而是没有等到100代甚至可能还不到3代的时候，其中一个局中人就会选择再也不跟另一局中人进行博弈；正所谓“成王败寇”，在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中，获胜者甚至可能在第一阶段的博弈后就将对方斩草除根，“投桃报李”策略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现。因此，“大度的投桃报李”策略是一种有条件的长期战略，如果诺瓦克的研究要更符合现实，恐怕还要考虑到社会心理因素，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事不过三”，“上一代”玩家会把这种认识传递给“下一代”，进而双方没有机会重复博弈下去。然而，尽管如此，诺瓦克从仿真研究中看到了一种意义深远的进化信息。他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宽恕’的进化策略。”“‘大度的投桃报李’策略表明，对于善意或友谊的行为，对于别人施与的恩惠，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对于别人的一些恶意行为，我们偶尔也会宽恕、原谅，即所谓的以德报怨。这具有重大意义。‘以牙还牙’有可能产生族间仇杀，但‘大度的投桃报李’行为则让族群兴旺发展。”
随着游戏的继续，诺瓦克进一步发现，尽管“大度的投桃报李”是一种长期战略，但也并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实世界残酷地告诉我们，总会有一些“背叛者”存活下来，而这些“背叛者”的行为能够有机会打破新的高度合作的状态。也就是说，在一个充满轻松愉快的合作氛围中，总会有一些自私分子在其中搅局，导致社会后退到残酷无情的竞争局面中。当然，幸存的少数合作者最终又会打破这个局面，重新回到“投桃报李”的合作轨道上。的确，现实世界真的很复杂，我们既能看到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争竞、诡诈、毒恨，又能体会到丰富的良善、恩慈、宽容和忍耐。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模式一直在循环反复：和平过后是战争，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平；帝国的崛起与衰落，更迭反复；公司成长、壮大、成熟、衰退；新厂商不断进入、淘汰……，合作与背叛的每一轮趋势，都在酝酿着走向反面。是谁在主宰着这个演变规律？
读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除了竞争者之间的合作外，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是否也存在呢？或者转换到笔者的一个研究视野里，公益慈善行为是否有其存在的理论根基、实验依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诺瓦克又开发了一种计算机模拟程序，用以解读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这个仿真虚拟博弈中，参赛者只能选择“合作”或者“背叛”，且只有一次性博弈；但诺瓦克额外添加了一种机制，即根据参赛者之前的合作行为建立起他们的“声誉值”。模拟结果显示，与“声誉不佳”的参赛者相比，有“良好合作声誉”的参赛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诺瓦克据此得出结论，在不熟悉、不了解的陌生人当中，合作是存在，信誉的力量是人类合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这是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现实中有大量企业家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解释。
基于数十年来一系列研究的沉淀，诺瓦克及他的合作者将“超级合作”理论概括为以下五个关键机制：
其一，直接互惠机制（或称“投桃报李”机制）。对这一机制的解读是：你帮我，我也帮你。当两个博弈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时，直接互惠机制就能引领合作的进化，表现为“邻里互助”关系。不过，目前在中国，邻里互助只能发生在数千年来延续的农村，因为这是一种周期长的重复博弈；而在城市，由于过去的单位制，非血缘关系，隐私观念的日益看重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相对封闭性（电视、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导致无需邻里互动），除了广场大妈、牌友等少数人外，城市中这种类似于乡村的社区邻里互助行为难以出现，邻里之间常常“老死不相往来”。
其二，间接互惠机制。这一机制的最好解读是：我帮你，你帮他，他再帮他……，其他人帮我。在间接互惠机制下，你付出成本与他人合作，不是指望这个人直接给予回报，而是购买了一个声誉，确保将来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回报。社区服务的“时间银行”观念，可以用诺瓦克的这个声誉机制来解释：只要期望的未来收益超过所需付出的成本，利他行为就会产生；至于为什么“现代公益慈善除了帮助具体的人外，还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改善”，同样可以用诺瓦克的这个间接互惠机制来解释：公益慈善活动意味着一整套价值观、行为准则以及某种生活方式的理由，具有明显的改变社会体系（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态）的诉求，其目标实最终通过平等的居民互助而使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在物质、情感和价值（即文化信仰，Cultural Beliefs）上建立强有力的联系，通过动员和帮助居民自身的成长而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的大共同体。
其三，空间博弈机制。“空间博弈”很好地再现了生物的进化过程——不需要复杂的过程和聪明的思想，合作和生命仍可诞生。当然，个体的差异造成的个体间相互联系的不均匀性，以及个体自身的适应度，都会对空间网格上的合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其四，群体选择机制。自然选择既能影响到个人，也能影响到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研究表明，只要群体中的个体愿意为群体利益付出代价，那么，这样的群体就拥有生存优势。另一方面，群体有时候也会选择牺牲个体，以维持群体的声誉、生存或延续。这看上去很残忍，但古今中外，黑社会、战场上、宗族里、政治斗争中，都有活生生的现实案例。
其五，亲缘选择机制。与谁的血缘关系越近，我们就越愿意努力与谁达成合作。这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之所以得到进化，是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增加传到下一代的基因数量，从而扩大我们未来的遗传规模，这是家族中的合作关系：乌鱼会吃掉它的幼崽，雌螳螂会吃掉与它交配的雄螳螂，其实都是物种或优质基因的延续；“牺牲的爱”是有生物学依据的。
另外，基于上述关键机制，我们也可以来重新审视我们的一些公共政策与决策。譬如，我主张，新型城镇化应当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自发过程，所以我反对人为的强力驱动或推动。因为依据诺瓦克的研究，政府主导的、强行推进的、（延续了数百甚至几千年的）乡村瞬间瓦解的城市化运动，根本上违背了“超级合作”理论，直接摧毁了“直接互惠机制”和“间接互惠机制”，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背叛与争竞，残害了社会的合作发展。
【后记：从2013年春季开始，我带领几位同事形成了一个教学团队，为重庆大学的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通识与素质教育选修课：《公益慈善与社会发展》。在每学期这门课的第一堂课上，我通常会当面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竞争的世界，“牺牲的爱”是否存在？或者说你是否相信“牺牲的爱”？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一脸漠然，偶尔会有几位小声的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会相信——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曾经做过摸底，对于我这门人文素质选修课，只有有少数几位是基于好奇或对公益慈善的喜爱而选修；也有少数同学在大学期间通过社团、支教活动本身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因而选修；但多数同学表示并不是对相关领域感兴趣，而是奔着学分过来的。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并不重要。因为社会文明与进步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在我看来，大多数同学应该直接去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所以，尽管我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或从事这一行，但只要有那么几个能够理解、领会，或者观念能得到更新，或者从中有所启迪，我就认为教学目标就达到了。但是，我今天阅读到这篇科学文献，或许能够印证“牺牲的爱”可能真的存在。我想，这有可能成为“公益慈善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科学依据；因为如果不存在，那么公益慈善事业就没有了存在的根基，就会沦为一种利益交易或权力交换的工具、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