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品读中国系列”丛书之前，易中天出版过哪些著作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从80年代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90年代的《艺术人类学》到现在的《品三国》，从首印3000册到130万册的印数，再次充分印证了一个普遍的荒谬定律：人文指数和人气指数成反比。易中天也从一个学术精英的身份“异化”成一个消费偶像，当然所谓的消费偶像可能并不影响易中天对自己的学术定位，大众心中的易中天可能并不是骨子里的易中天（我对这位颇具风格的教授是相当偏爱的），大众所认识的偶像实际上和现实通常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妓女也同样可以保持纯净的心灵并胸怀远大理想。这是个人对易中天先生的期望，也可能是对中国学术精英们一厢情愿的幻想。

 

从易中天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从创造到生产的写作脉络，尽管我没有拜读过易中天先生的任何一本著作。《品三国》的性质更接近“产品”而不是“著作”，以《三国演义》做为生产材料，以易中天个人的解读方式方法作为生产技术，以其个人形象为包装，以电视节目作为推广媒介，这些特征充分体现了现代商品的生产逻辑和消费引导逻辑。从这个层面上看，其性质和“两只蝴蝶”这样的流行歌曲没有什么区别，对大众都具有极强的娱乐效果。

 

易中天的这种转变绝不是个别性的，他代表着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自身前途的两难矛盾。这种转变如果不是出于迎合就是意图进行反讽，无论易中天们基于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和学术策略，对社会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都是极大的讽刺。造成人文和人气成反比这种怪诞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社会所秉持的商业准则。从工业产品到文化商品，其形态一切惟消费者的需求为标准（实际上这些需求完全是生产者的杜撰和假想），尤其是对大众无知欲望的利用。这种看似合理的商业准则构成了社会进步最大的阻碍，造成了人文价值和商业利益的巨大落差与不可调和。完全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观念依循的是纯粹的商业逻辑、交易的逻辑，而不是社会的、创造的逻辑。事实上消费者只知道自己需要，并不知道自己具体需要什么，否则每个消费者都可以成为营销专家了。消费需要完全是企业创造和引导的，也就是说产品和文化商品本身既可能很庸俗，也可能很文雅；可能很肤浅，也可能很深刻；可能很功能，也可能很审美。严格上讲，高雅与庸俗不是判断商品文化价值客观的衡量指标，所以并不是在给《品三国》贴上庸俗或高雅的标签，但无疑她是缺乏创造性的。

 

从《读城记》到《品三国》，易中天的写作反映出清晰的产品策略——系列化，就象康师傅的冰红茶和绿茶系列一样，可能会延伸出《解红楼》之类的文化产品，充分将“易中天”这个文化品牌发扬光大。说不定易中天先生还会成为影、视、歌、写等多栖的超级明星。不可否认这隐含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对易中天个人也无可指责。因为“教授”是易中天的本职工作，一位教授在业余时间就算去擦皮鞋也是正当、正义的。在商业意识下，对于社会真理性的追求已经不再是某个群体或个人的应尽义务，这完全合情、合理也合法。我们只能寄望于奉献精神和勇于实践的责任感。“责任感”这三个字好像很不合时宜，老朽又土气，但这里透露出来的是对学术精英们的请愿甚至恳求。我并不否定《品三国》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但这样的作品出自作为大学教授的易中天之手着实令人叹息和无奈。从3000册到130万册是一个商业奇迹，从《艺术人类学》到《品三国》不能不说是一种“降格”，一种人文灾难。我们的“美学”“艺术人类学”之类的学科研究该交给什么人来继续？等易中天和易中天们把钞票赚够了？还是期待社会的下一代？等待他们从“三国”中醒来？等待他们从“两只蝴蝶”中醒来？不如祈祷上帝降临算了。

 

伍天友/文   2006、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