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瑞林被查，是任职公示招来举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5日发布消息：山西省大同市原副市长靳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山西省纪委）

笔者一直感到奇怪的是，官方在称呼被调查官员的职务时，总是不忘加上一个“原”字，似乎是要将其与这个职务切割。可这么称呼却暴露出一个名不副实的问题，那就是这些官员在被查处时，有关部门都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免除其职务，从法律上讲他们仍然是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由此也联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以及国内顶尖学者共同使用了20多年的“前苏联”。我曾质疑，没有“现苏联”，也不大可能再有“后苏联”，怎么就弄出个“前苏联”来了呢？

为了搜索靳瑞林何时失去了大同市副市长职务，特意去大同市政府网站上看了下，发现靳瑞林的大名还挂在“市政府领导名单”中，在7名副市长中排名第五，负责国土资源、交通、水务、农业、林业、农业开发、扶贫等方面的工作。那么，山西省纪委及中纪委此时称靳瑞林是“原副市长”，显然是不恰当的。

说起大同市领导，就不得不说起靳瑞林的老领导，原大同市市长、现任太原市市长的耿彦波。不说别的，耿彦波仅在任大同市长期间，及离任大同市长时，两次得到“万人签名”，就完全可以称“中国最牛的市长”，甚至可以称“中国最牛的官员”，谁与争锋？

大同市民第一次发动“万人签名”支持耿彦波工作，是发生在耿来大同任职一年半之后，因云冈大景区建设工程过于蛮干，大同市政府遭到国家文物局的批评，市民担心耿彦波会被贬或调任。而大同市民为耿彦波第二次发动“万人签名”，则是为了挽留耿，希望阻止其调任太原市市长。

而这回更是一种罕见的官场现象。据2013年2月3日《大同日报》一则干部考察公示称：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在民主推荐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研究，确定耿彦波同志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现予以公示。而2月8日太原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耿彦波代理太原市市长。

一个正厅级干部的任命，省委“改主意”竟比翻书都快，确实让大家长见识了。

而靳瑞林此番被“拿下”，应是真正的“悲从喜来”，或因任职公示而招来举报。

这次靳瑞林被查也是很有意思。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曾于1月2日发布公示，称“经省委研究，靳瑞林等6名同志拟调整职务”；明确靳瑞林“拟提名为市级正职领导候选人。”

这对于57岁的靳瑞林而言，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无疑是件“大喜事”。一般此类公示之后，极少有人未被如期提拔，虽然刚被提拔即遭查处的官员不胜枚举。问题是，有些事情就是那么邪，靳瑞林不但没有盼来那张纸，那张“委任状”，却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监狱，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公示之后，遭到了为政不廉方面的举报，纪委、组织部门循着举报线索，掌握了靳瑞林的违纪违法事实。

如果果真如此，说明我国官员任用前的公示制度还是有效的。该制度虽然不能像西方选举时，参选人直接公开向选民揭竞争对手的“短”，但暗地里向组织部门揭对竞争对手的“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反腐功效。而如果类似官员在拟提拔公示后“落马”的案例越多，也就会激发举报的积极性。我想，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后，就会避免刚提拔就“落马”给组织带来的尴尬，一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也就失去了花钱“买公示”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