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综合体的内涵特征、体系框架与建设策略※
——四川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实践反思
翟坤周 周庆元
内容提要:从传统分散“单体结构”式村落到新型村社共同体的发展,既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基本路向,也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总体趋势。近年,四川省将新农村综合体作为实现“产村相融、成片推进”新农村示范建设的主导模式和重要载体,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对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仍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学理论证。该文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切入,系统构建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体系框架,提出了相应建设策略。
关 键 词:新农村综合体 内涵特征 体系框架 建设策略
一、引言
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包容复杂要素的地域空间系统,其空间格局随经济社会变迁而不断演进。传统村落社会表现为以土地为底色的乡土性和由农业生产特征决定的居住分散性,且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与稳定性,是一个超稳态型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与经济体制重大转型相伴发生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突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聚落空间的封闭性,依附于乡土底色之上的空间格局、资源要素、组织关系等呈加速调整、流动和重构趋向——有的向城市化发展,有的向专业化方向演变,有的出现了既有扩张又存在内部空心村现象,有的则发生衰退乃至消失,展现出我国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多种场景(李红波、张小林,2012)。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行进,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产业、基建、宅基地、基层组织等呈“空心化”加速变动趋势(杨忍、刘彦随、陈秧分,2012)。正是在这一国情、农情变化下,四川省提出了以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为载体促进农村社会转型、生产方式转变、生活质量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产村相融、成片推进”的新农村建设主导模式。
作为一种全新的以主导产业连片发展为支撑、体现综合功能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杨继瑞、马永坤,2011),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有效地实现了“三次产业”与新农村建设协同推进,提升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组织化,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展现出明显优势和发展前景。值得注意的是,以新农村综合体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和示范区,目前主要集中于川西平原地区、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和城郊结合区域。以成都为例,在总结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和灾后重建区成功经验基础上,近年着力推进了“平原型”[①]和“灾后重建型”[②]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已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对于近十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主导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从经济、政治、社会到文化、生态等各领域,学术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贺聪志、李玉勤,2006)。而对四川近年打造的新农村建设升级版——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集中于对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基础条件(樊敏俐,2012)、产业影响因素(苏先春、樊敏俐,2012)、模式解读(王春蕊,2011)等方面,且多为决策解读和阐释,缺乏深入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因此,厘清新农村综合体的内涵特征,构建理论体系框架,提出建设策略思路,对于科学指导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新农村综合体的内涵特征
新农村综合体(New Rural Complex)是与地域生产综合体(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和农业综合体(Agricultural Complex)有着紧密联系和重要区别的经济地理学概念。苏联经济地理学家H·H·科洛索夫斯基将地域生产综合体定义为“一定地域或经济区、经济亚区上若干生产企业和居民点相互制约的并列从属的组合。地域生产组合(综合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分工的一定地理、技术形态,它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源组合”(郁华,1984)。农业综合体是农业产业生产经营形式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地域组织和空间扩展,主要由农业自然地域特征和农业社会劳动分工共同决定的专业化生产部门、辅助性生产部门或自给性生产部门所构成的农业综合地域系统,可视为地域生产综合体的一种产业类型。因此,农业综合体强调农业生产地域系统内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环节形成的产、供、销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技术配套服务体系,突出农业产业链的纵深延展。目前,一些地方已将农业综合体作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陈剑平,2012)。
与地域生产综合体和农业综合体相比,新农村综合体突出了农村地域空间、超越了农业产业形态和扩展了农业生产功能,强调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动态过程。也即是,尽管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是以乡土地域空间为底色,但它已不限于农业发展的单一产业结构和农产品供给的单一生产功能,它突出了乡村地域空间系统总体优化对新农村建设产业形态重构、土地利用格局优化、人地关系协调、乡村社会组织重塑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农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复合功能。因此,新农村综合体的概念谱系包括“界定方式—概念范畴—分层解构”三个层面(见图1)。
在界定方式上,坚持时序步骤、空间形态和功能价值复合运用的方法论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突出新农村综合体蕴含的多功能价值以及其实施步骤、时序变化和空间形态特征,形成“时序—空间—功能”三维概念界定框架。
在概念范畴中,确立由乡土性、综合性、整体性交互协同的动态特征。新农村综合体是“以一定的聚合空间为基础,将村落民居、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建设等生产生活要素集约配置在一起,聚居适度、产业优化、功能完善、城乡融合、环境优美、管理民主、社会和谐的农村新型社区,是新村建设的高级形态”[③],它是置于传统乡土地域空间,依赖于传统乡村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和心理等本土资源要素,始终带有或反映其乡土底色和乡土特征;它是一个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综合空间系统和基于产业结构功能变迁与地域结构优化调整而形成的综合性村社新型社会形态和组织形态。总体上,以乡土性、综合性、整体性为特征的新农村综合体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子系统要素的不断演进的动态巨系统,且表现为村社经济社会结构、居住空间形态、产业组织形态和村社社会管理体制等总体动态过程。
在解构思路上,突出功能目标、空间体系、形态模式、管理规划四大内容。新农村综合体的功能组合突出生产发展、生活提升、生态保护等目标聚合及经济、社会、生态等目标实现;空间体系表征为由社会关系构成的新型社区居住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工业生产空间、商业活动空间等空间样式;形态模式是基于功能目标变化、空间体系重构过程新农村综合体呈现从单体式到集群式、从集群式到区域式的变迁;管理规划是规划和管理的优化组合,集新农村综合体整体规划、总体开发以及新型村社社会管理于一体。
综上,新农村综合体不仅强调建设设施的配套性、要素的系统性、功能的复合型、产业的规模性、人口的聚居性、城乡的融合性和发展的现代性(寇建帮,2013),更突出其是在乡村地域空间系统和城乡互动空间界面上基于特定功能构成的“文化(价值系统)-资源(生产要素)-技术(生产函数)-制度(规则)”有机系统(见图2)。
图2所示,新农村综合体是由多功能、多产业、多空间、多目标等综合属性和由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价值构成的核心层,通过文化价值系统生成价值理性、通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生产要素提供物质基础、通过技术引入和方法创新等生产函数给予技术支撑、通过制度创建和规则重构等制度体系保障有序实施。在城乡互动和城乡一体化动态演进中,基于城乡互动的人才流动、交通设施建设、信息技术传播和资本资金投放构成了新农村综合体的“外围层”,与新农村综合体“核心层”共同形成了由“内”逐“外”、内外衔接的发展机制。“核心层”与“外围层”互动衔接、协同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转变。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既具有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物理特性,又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与新型社区人们对于公共秩序的理性想象和理性实践有着紧密关联;而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则主要涉及社区共同体内社区成员利益的合理表达以及合作理性、有机团体意识的培育。因此,与物质供给、技术引进相比,更在于公共理性文化价值系统和公共制度规则的建构。以合作理性和连带团体为纽带,以公共生活方式和公共准则为规约,增进以新农村综合体为载体的新型农村社区成员认同感、安全感、归宿感和凝聚力,是新农村综合体生命力所在。
三、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圈层结构、目标体系及技术路线
基于新农村综合体的内涵特征和“文化-资源-技术-制度”系统模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体系框架由作为决策依据的基础理论、作为分层内容的圈层结构、作为建设目标的目标体系和作为实施机制的技术路线四个层次构成,是一个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支撑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基础理论-圈层结构-目标体系-技术路线”的综合体系(见图3)。
1.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理论基础
构建符合国情、区情、农情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基础理论是指导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决策依据。当前中国“三农”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关联着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制度体制以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尽管经济、社会和自然是不同质性的系统,但都受到其他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约束。因此,人类社会总体上是一个以主体行为为主导、以自然环境为承载、以资源流动为依托、以社会文化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马世骏、王如松,1984)。新农村综合体是以乡村地域自然空间为载体、以乡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为底色、以乡村社会经济发育和产业结构为依托、以关系理性和公共生活规则为纽带而形成的新型农村生产生活空间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形式,是一个具象化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因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应在科学发展观总体指导下,运用分层解构方法,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耦合协同发展。
2.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圈层结构
建构于乡村地域空间系统之上的新农村综合体,不能完全以区域经济活动或区域空间关系为核心主题的区域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乡村地域空间系统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层次性和复杂性,涉及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制度等多个层面。以经济地理学视角更能用系统、整体的观点揭示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基本规律和运行框架。因此,以经济地理学视角切入研究新农村综合体,不仅要从农业圈层、工业圈层、商业圈层等经济圈层加以解剖,更要关注除经济圈层以外的由人口结构、人文景观、社会风俗习惯、制度政策等构成的人文社会圈层和以自然资源、地形、水、气候等为内容的自然地理圈层及其互动关系,这是新农村综合体统筹建设的核心内容。
3.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目标体系
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新农村综合体人文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地理的圈层构造,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应主要实现“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生态效应”三大目标。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仍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在促进农业可持续循环发展中保障农产品供给,兼顾农业多功能社会效益和农村环境承载能力。这决定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三大目标”的实现应遵循的基本逻辑是:市场或经济逻辑应服从于(镶嵌于)社会逻辑,社会逻辑受制于自然逻辑;不能将市场逻辑凌驾于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之上。因此,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先导目标是实现以科教文卫发展、优秀文化传承、社会关系和谐、管理科学民主为内容的社会目标和以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环境优美和谐为内容的生态目标,其产业结构升级、产村相融互动、配套设施完善、农民持续增收等经济目标要以实现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为导向。
4.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技术路线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目标体系是以“社会-经济-生态”三维效应为价值判准,以“示范”机制作为实现综合目标的技术手段。当前,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主要以“项目进村”[④]为依托的“示范”机制作为技术路线,在先行先试和总体评估后再渐次推开,是“行政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统一。以“项目进村”为依托的“示范”机制的运作系统主要由“示范”框架、“示范”选点、“示范”执行、“示范”效果及“示范”推广等步骤和要件构成,其中“示范”框架的设定是核心,关联着“示范”项目的行政决策、社会参与和项目实施流程与方法。显然,以“项目进村”为依托的“示范”机制也具有内在脆弱性,表现为人格化的“示范”框架不稳定,可能会因应领导者的重视程度产生迥异的结果;也表现为这种高度地方性的项目“示范”机制,难以抵挡高层集权趋势而受到侵蚀。若能处理好“行政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在集权行政的逻辑下刻意瓦解这种传统式的“示范”机制或用“行政过程”去分化“社会过程”,以“项目引进”的“示范”机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上述四个层次是层层递进、渐次深入的关系,完整地构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因地制宜和梯度推进为原则、以“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为支撑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基础理论体系。
四、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策略思路
从时间序列来看,新农村综合体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新农村建设过渡模式,既带有传统乡土社会的地域特色,又具有城镇现代化功能,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要素平等交换所形成的重要实践形式;从空间布局来看,新农村综合体是以村域地理空间为载体、以乡村产业发展为支撑而形成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生共赢”为目标集合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形式。成都作为四川率先推进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实践的样板区,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又属于一项全新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仍有诸多需要全面探讨的核心命题。
1.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方法论原则和技术策略
综合集成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原则和构建适宜具体情景的技术策略是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前置要件。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圈层结构和目标体系决定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业产业发展优先”、“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和“生活品质提升优先”作为发展观和政绩观导向,重视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实践路径。进一步讲,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应遵循自然逻辑、社会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统一,而不是以市场理性或经济目标为本位或将市场逻辑脱嵌于或凌驾于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之上。因此,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并不是完全置于GDP快速增长的经济逻辑和以“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政治逻辑之下。同时,要重新审视以“项目引进”为依托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示范”机制的脆弱性及其限度,重视对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行为主体的主体意识和能力培育,健全现有政治体制和政策执行机制下“行政过程”与“社会过程”常态化互动机制,突出行为主体的“社会过程”对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总体规划的集成效应,降低因应过度“行政过程”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等可能性风险。
2.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内涵拓展与品质提升
目前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主要依照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区)与“产村一体、产城一体、商住平衡”的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方式,建成以人口聚集适度、产业支撑有力、功能设施齐备、环境优美和谐、管理民主科学、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示范综合体,既突出“物质性”硬件建设,又重视“精神性”软环境培育。总体来看,四川在推进新农村综合体示范建设过程中,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技术轻文化”的认识误区,注重外在物质和技术引入,对植根于乡土社会内在文化、制度及人自身不够重视。实质上,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是人自身,其建设总过程可视为一个“人化”过程,即为满足人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建构的人工环境和复杂系统,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置于乡土社会底色之上的人格品味。因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应避免“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倾向,应将其视为一个“生产型共同体”、“生活型共同体”和“生态型共同体”的有机协同系统,不能只顾乡村空间上的产业经济集聚和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只重视空间规模、技术水平、人口数量大小,还要从体现人、关怀人的全面发展和尊严的角度突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以此提升新农村综合体的内在品质、产村相融程度和辐射片协同带动能力。
3.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模式分类与区域差异
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和地带差异性决定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必须协调好整体推进与分类探索、总体指导与区域导向的矛盾,重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分类模式和区域差异。成都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是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全面铺开、“四大基础工程”[⑤]稳步推进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背景下实施的。在平坝或平原地区主要形成了以城镇近郊型、产村相融型和林盘保护型为代表的“平原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呈现出“小规模、组团式、生态化”的鲜明特色;在都江堰市、大邑县、崇州市等山地丘陵与地震灾区重合区域,以地震灾后“经济-社会-生态”恢复重建为契机,主要形成了以统规统建型、统规自建型、城乡联建型为代表的“灾后重建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加强对灾区的产业发展、新村建设和林盘保护。可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分类模式应依据不同地域空间、不同功能分区、不同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及不同动力来源,在坚持区域差异性原则和区域导向性思路的基础上探索各具特色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主导模式。
4.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初始条件与系统整合
研判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初始条件是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有序推进的重要环节。四川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是在全省现有新村建设示范片或整县新村建设基础较好的建制村进行试点,突出建设的基础条件,包括已形成的以建设规划为先导、政府推进为主导、农户参与为主体、项目引进为依托、综合效应为目标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总体导向,将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圈层结构、目标体系和技术路线等进行系统整合。一是将乡村地域空间视为“空间连续体”,重构城乡地理空间与人文区位空间的内在联系,将新农村综合体纳入到城乡发展的统一空间系统里,在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规划特别是城市近郊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规划时统筹考虑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边界;二是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不是只针对个别区域、地方的特殊模式,对非示范区和城镇居民而言,不能剥夺其生存与发展机会,要将农民和市民置放于统一的公共权利系统里,进行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带来了居住形态的集中化、社区社会结构的异质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将新型农村社区各项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社会治理系统里,保证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有序、关系和谐。因此,在具备一定初始条件下,要通过市场系统、空间系统、权利系统、治理系统等系统整合方案保证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总体推进。
5.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衍生问题与治理创新
在资本逻辑和发展主义思维导引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正面经济集聚效应更能凸显其“积极成效”。在新农村综合体建设过程中,由于村社公共空间的有限性,随着经济、人口、资源向村社公共地域空间集中,日益呈现出诸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生活成本上升等外部不经济现象。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也应重视潜在衍生问题,如传统乡村生活方式、文化景观形态可能会被城镇化式的快节奏、消费性、快餐化的城市文化所消解,一方面造成传统村落文化发生变异和蜕变,使乡村文化呈现“空洞”状态,更甚者可能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成为无根文化空间;另一方面是突如其来的生活方式转变与生产方式的严重脱节,造成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城镇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可能使其成员陷入“生产困境”和“生计困境”,甚至是“人际困境”。同时,以新农村综合体为载体建成的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村社治理结构、成员结构、利益诉求随之变动,应把创新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完善新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培育新型社区社会组织体系作为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6.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制度体系与公共政策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工程,必须设计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杨继瑞、马永坤,2011);它又是一个着眼于新型社区、新型业态、新型空间等质量协同提升的较长过程,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要求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不可能单兵突进,应协同推进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目标、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为载体、以“村庄空心化治理”为重点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因此,必须构建适宜具体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的公共政策协同机制。一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公共政策协同机制;二是构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公共政策协同机制;三是构建“村庄空心化治理”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公共政策协同机制。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
1.李红波、张小林:《城乡统筹背景的空间发展:村落衰退与重构》,《改革》2012年第1期,148页。
2.杨忍、刘彦随、陈秧分:《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地理研究》2012年第9期,1697页。
3.杨继瑞、马永坤:《完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制度安排》,《经济纵横》2011年第5期,14-17页。
4.贺聪志、李玉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综述》,《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10期,67-73页。
5.樊敏俐:《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条件探析——以资阳市雁江区文龙寺村为例》,《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第35期,17175-17178页。
6.苏先春、樊敏俐:《新农村综合体产业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资阳市雁江区文龙寺村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34期,58-60页。
7.王春蕊:《对城乡统筹发展中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的解读》,《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202-204页。
8.郁华:《地域生产综合体》,《地理译报》1984年第3期,57页。
9.陈剑平:《农业综合体:推动区域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载体》,《农民日报》2012年11月3日第003版。
10.寇建帮:《新农村综合体规划探索——<四川省西充县凤鸣镇双龙桥新农村综合体规划>为例》,《江苏城市规划》2013年第7期,36页。
11.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1期,1-9页。
New Rural Complex: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Framework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Practical Reflection on New Rural Complex Construc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Zhai Kunzhou Zhou Qingyuan
Abstract:From traditional village scattered “single structu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illage-style community, it is the basic way to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overall trend of integ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rural complex has been achieved “production village blending into a film promoting” as dominant mode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important carrier in rural areas, 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But for the new rural complex construction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tudy and theory permits. From the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 cut, this article build a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framework of new rural complex, and proposed construction strategy accordingly.
Keywords: New Rural Complex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System Framework Building Strategy
——全文发表于《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4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编号:08AJY034)、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四川现代农业发展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SC13ZD02)、四川省国土资源厅软科学研究项目“统筹城乡视阈中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项目编号:KJ-2010-9)、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研究”(项目编号:skzd20122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翟坤周(1985—),男,汉族,四川旺苍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学及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周庆元(1979—),男,汉族,江苏东台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从事农村经济及土地政策研究。
[①]成都“平原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主要分为城镇近郊型、产村相融型和林盘保护型等三大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类别,分布于成都二、三圈层的平原或平坝地区。
[②]成都“灾后重建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主要是针对受“5.12汶川地震”影响区域而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升级版,以产村相融型、林盘保护型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为主,分布于成都三圈层山地丘陵地区。
[③]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新农村综合体的意见》(川委厅[2012]38号)。
[④] 根据项目进村的不同方式,将承接项目的村庄划分为接受型、争取型和捆绑型三种类型,参见李祖佩《项目进村与乡村治理重构——项基于村庄本位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4期;根据项目过程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分级“制度机制”运作模式,主要分为基于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的国家部门“发包”机制、地方政府“打包”机制和村庄“抓包”机制,参见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