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谁都知道，由投资（尤其是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的模式在2008年后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平稳，也完成“保八”的政治任务，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国进民退，民营企业萎缩……同样是五年的时间，中美经济调整似乎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更多内容请阅读邱震海最新作品《当务之急》
让我们把目光往回看五个年头。2008年11月，我应邀到浙江杭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民营企业峰会”。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民企峰会了，但在杭州举行的这一次峰会在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时，由美国“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2008年11月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但在参加会议的人们心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凉意，因为一些中国经济和改革的重量级人物都云集峰会，其中有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这之前的一个月，我组织了一个“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系列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是节目前三集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高尚全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历史上注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80年代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他曾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提法，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中共文件。2008年9月我致电邀请高尚全出席节目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与高尚全相比，吴敬琏近年来显然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争议。首先，要成功争取吴敬琏出席节目就已然十分不容易。一般的媒体电话，都会成功地被吴夫人的礼貌言词所挡驾。“吴老最近身体不好，完全没有时间”基本上是吴夫人善意而规范的回答模式。
但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居然接到了吴敬琏亲自打来的电话：
“邱震海先生吗？我是吴敬琏。您给我的留言我收到了，我下周可以出席您的节目。请您把节目提纲发给我吧。”吴敬琏显然从被他夫人挡驾的媒体名单里找出了我的电话，言谈中十分有诚意。我当时好奇的只是，吴夫人在一旁是怎样的神情……
吴敬琏在节目中侃侃而谈，儒雅而又犀利。“中国如果不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30年后可能出现像印尼那样的结局”这一犀利的观点，就是吴敬琏在我的节目中提出的。一期36分钟的节目，对于吴敬琏而言显然太短。节目录制完毕，我们当即约定了第二周再加一集。
一个多月后，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 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 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久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在这本著作中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为30%多；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则是70%多，在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末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30多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了中国没有向着更加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加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10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美国由“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暴发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的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都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400万。”
400万而已！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人民币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它们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作了相关考察。就连在出租车上，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城市的一些区政府在规划、出台各种投资项目。那一年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国。各种有用或没用的项目，各种暂时赚钱或不赚钱的项目，只要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四万亿人民币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项目之中，大量的流通性货币开始泛滥……
于是，由于基建项目的实施，许多地方的GDP开始回升，暂时的就业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率保住了，社会稳定保住了。而至于基建项目完成之后，码头是否有货船开出，公路是否有货车奔跑，GDP保住之后，钱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没有人关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时，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里，摘录了一份研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及其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度采用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其结果是：基建投资的快速成果的确能拉动GDP上升，但无法体现在居民个人财富上。因此，从长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慎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手段。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已知道，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大过多，加上缺乏计划性，不但导致产能过剩，而且还是民营经济萎缩的主要元凶。
但在2009年的中国，似乎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样的声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会稳定，管它是“强心针”还是“止痛针”，先用了再说。因此，投资，投资，再投资，就像一阵魔风，让中国的人们入魔、疯狂……
于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逆转现象，民营经济的空间开始极度萎缩，国有经济空间和政府权力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
2009年，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我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凡是2009年之前买房的，现在基本上都赚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大量投资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这一普通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
2009年，也是中国民间情绪逆转的分水岭。国进民退，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腐败日趋上升，导致民间情绪开始逆转。对年轻人而言，“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有个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成了流行语，奋斗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于是，两个极端产生了：对草根阶层而言，一腔怒火洒向社会渐渐成为常态，各种形态的社会稳定事件层出不穷；而对精英阶层而言，用脚投票——移民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多少财富，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离开了这片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移民的朋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他们愿意走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离开这片生他们养他们，又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土地？
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从经济模式开始的一连串失误继而蔓延到其他领域，显然是导致富人用脚投票的元凶之一。
……
后面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人们都已知道。国进民退继续加重，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权力更为集中；“保八”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民间情绪一路逆转。
其间，从纯经济角度出发，政府也曾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资，拉动消费，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同时尤其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这些举措几乎无一获得成效。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在2011年达到最为严厉的状态，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后稍一放缓，一线城市的房价就离弦之箭一般再度飞驰。
这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走过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当美国经济开始其结构调整，尤其是微观创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条国进民退，以投资拉动经济，却导致国富民穷的“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