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点”能源（之二十）
能源强度的“存在与超越”
陈柳钦
近几十年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化石能源,使全球有限的化石能源储量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化石能源消费带来的温室效应也成为全球各国谈判的难题。
在经济增长与能源供给矛盾日益凸现的当今，能源使用效率是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一般用单位能耗表示。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能耗作为世界各国关注的共同话题,已经成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产业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参考。单位能耗又名能源强度，是指能源利用与经济或物力产出之比。能源强度代表单位GDP的能耗，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反应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在国家层面，能源强度是国内一次能源使用总量或最终能源使用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标，可指降低一定GDP产出的能源使用量（节能），或者一定量的能源生产出更多的GDP。能源强度主要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能源组合情况以及技术水平，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能源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更加敏感。产业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能源组合情况可以由能源结构来表示，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动的重要因素。能源强度作为反映能源效率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指标，不仅受经济结构和能源经济效率的变化影响，而且也受到能源结构、资源禀赋、能源价格机制、经济体制及人口等结构因素的影响。同时，能源强度的变化对能源政策的制定及环境质量都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日趋严峻的能源供求状态下，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实现节能目标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节能取得了巨大成效。“九五”时期中国已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为此而努力,然而,检视十多年中国能源强度的变化态势,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拉动了对能源消费的需求,而且使能源强度有上升的趋势,中国经济越来越逼近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在中国能源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源节约对于解决能源供需矛盾起了重要作用。1978-2000年，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66%，年均降低5.25%，降幅远高于发达国家。1981年—2000年的20年间，中国以能源翻一番完成了经济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功不可没。能源强度降低的原因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结构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种。所谓“结构效应”是指能耗强度不同的部门之间产值结构的相对变动所产生的对总体能源强度的影响；而“生产率效应”则是指在部门内部由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提高所引起的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对于总体能源强度的影响。
然而，自2002年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周期后，中国能源强度却不断上升，经济发展开始频频受到能源瓶颈问题的困扰。“十五”期间形势逆转使得中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强，能源强度从2000年的1.31公顿标准煤/万元上升至2004年的1.42公顿标准煤/万元(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单位GDP能源消耗上升，使中国能源消耗增长过快，不仅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影响了生态环境，而且也使中国能源供应日益紧张，能源安全受到挑战。为此，节能降耗再次成为了中国发展关注的重点。中共中央也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力图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节能降耗。就节能来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严厉的“能源强度”目标：“十一五”期间能源强度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并且把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这个目标基本得到实现，为此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使能源强度的上升趋势得以改变。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能源强度下降16%的约束性指标。中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40亿吨标煤，用电量6.15万亿千瓦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作为建设生态文明重要内容被写入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除加大节能减排、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等宏观管理要求外，政府工作报告将能耗、排放、环保改造等目标细化。节能目标的提出，使中国节能有了量化指标，使中国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政府监管有了落实的标准，节能目标的实现成为保障中国经济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前中国能源、环境、经济三者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且将持续较长时期的背景下，研究中国能源强度演变的影响因素、影响效应及其未来变化趋势显的尤为必要。
很多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能源强度都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即能源强度曲线呈现出倒U型。既然经济过程存在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的关系，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经济增长中设法降低能源强度以保持增长质量。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能源的最优控制问题，即，在能源约束下，寻求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根据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源高消耗，许多发达国家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达到了能源强度的峰值。目前,发达国家的能源强度曲线都处于下降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强度曲线形状差异较大，有的处于下降阶段,而有的还处于上升阶段。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存在着能源强度的倒U曲线,并且能源强度已经超过了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具有了节能降耗的内在要求。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纵向进程来看，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能耗强度显著下降，能源效率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距预期的水平还有一段距，与世界先进水平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也还存在着较大差距。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消费无论在增长速度还是消费结构上一直都是世界能源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用较小的能源消耗实现GDP增长，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节能的目标。不过，能源强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不容忽视，如果经济增长仍保持更高速增长,则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将更为困难。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能源强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引起了能源强度的增长，而且表明经济增长对能源强度存在依赖性。因此，如果节能降耗超过一定界限，继续控制能源强度将损害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的步伐尚未加快、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培育出来的背景下，不断提高能源强度的目标，将使钢铁、水泥等传统高耗能产业发展受到限制，使能源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也就是说，如果超越发展阶段，过早地要求能源强度出现大幅度下降，甚至限制高耗能产业的正常发展，那么，这种下降直接会影响到中国当期经济的正常增长、进而影响到资本积累的速度、延缓能源强度进一步下降的到来，从而拉长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间。当然如果确实协调处理好，找到了二者的合理平衡点，使之并行不悖、完美结合，那么，节能减排与促进发展就不会完全矛盾，尽管淘汰落后产能，关停高耗能、高排放企业，会对增长带来影响，但其中也蕴含着很大商机，会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成长提供广阔空间。
国际经验、历史规律和相关理论分析表明，虽然一国的人均GDP水平与其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之间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的绝对值和变化趋势上，还存在多种可选择的发展“路径”，而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式将是影响“路径”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国际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启示，今后中国能源强度的上升趋势，能源强度峰值的大小和出现时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效率增长依赖于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降低能源强度，但效果不明显，可行的降耗途径在于技术进步。当然，也不能只依靠技术进步来节能，要注意调整产业结构，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引导产业结构向低能耗方向调整，要科学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就是说，能源强度下降程度应以技术进步相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中国一方面应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优化人力资源在各行业间的配置；另一方面，亟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众所周知，自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制度变量成为除技术进步以外的另一个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变量。研究表明，在转轨经济体特别是制度发展并不完善的中国，虽然技术进步是节能降耗的重要手段，但是技术进步作为一种降低能耗强度的有效手段往往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技术可以通过作用于别的因素来调节能耗强度的水平。能源结构向高效率能源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降低能耗强度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受制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而且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改变能源的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源价格。在能源市场的价格体系有效的情形下，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下降，就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形下降低市场上的能源需求量，进而降低能源价格，同时提高工业企业对高效率能源的使用。所以，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受技术进步的影响。技术进步越快，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降低能耗强度的影响越显著，技术进步对它们的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能源价格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以资本扩张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应以资本投入效率提高为前提。另外，由于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特征，产业结构变动也无法从整体上对能源强度改进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是重工业比重的上升对总能源强度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中国2001～2004年能源强度出现反弹的诱因。因此，节能降耗还同样依赖于并取决于制度发展，制度有效性程度越高，节能降耗的效果越显著。因此，为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地稳定发展，节约能源，在重视节能的技术因素的同时，必须重视制度因素的影响，应该对工业部门的节能技术进步给予倾斜性的制度安排，应隔断政绩与经济数量型增长之间的联系，弱化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防止重工业比重再度攀升而阻碍能源强度的改进。
面对严峻的能源供需态势，要在经济增长与能源约束中进行任何取舍都很困难，惟有创新是永恒的主题。从几百年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每一次创新都倍加地增大了经济能量，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展开。概括来讲，技术创新是能力储备，制度创新是规则完善，管理创新是外在环境营造，具体来说，技术创新是实现节能减排与降低能源强度的能力保证，制度创新是构建节能减排与降低能源强度的约束系统，管理创新是搭建节能减排与降低能源强度的社会平台，三者联动才能形成和谐增长的社会机制。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仍将大幅增长,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降低能源强度必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过分追求能源强度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都不是很科学。因为，每个经济体的能源强度不是外生决定的，而是内生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状况，其变动趋势要服从经济增长的需要及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中国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适当控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促进能源强度降低，走出一条能源、经济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来。在刺激经济走出低谷时，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应注重投资导向，尤其是大型项目，需采取高效节能的创新技术，否则“锁定效应”将使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无法有效实现节能降耗。在经济繁荣时期，需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及高耗能项目的投资，并合理引导投资流入低能耗产业和领域，并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效率，减少能源消耗，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促使能源强度持续下降的必要机制。
（作者为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