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面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困境，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在思索着中国该向何处走，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是还以阶级斗争为纲呢，还是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等？广大人民群众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内耗之后，从心底渴望能够把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来，能够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迪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思想禁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从而拉开了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序幕，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面对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得不反思，我们找到真理了吗？我们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什么有这么多伴随而来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生态等诸多问题，难道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吗？我们这3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什么等等？探索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问题的原点去探讨，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性、正确性。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首先，我们要真正认识一下“实践”。“实践”是什么？经典的观点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包含客观对于主观的必然及主观对于客观的必然。说白了，“实践”就是人的具体活动，是一个中性概念，没有好坏之分，一个人做好事是“实践”，做坏事也是“实践”。做好事，从理论上讲应该有好的结果，但实际上有时会出现坏的结果；做坏事，理论上讲应该有坏结果，但实际上个别时候也会有好的结果。比如生产假货是做坏事，但有人要自杀，口服了假农药，却幸免一死，结果成是好事。那么说，“实践”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又比如，对某一事件的调研工作，如果分几个小组去分别调研，所得出的结论是不会一样的，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实践做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局限性或片面性。由此看来，不能没有“是非”标准。正是这个判断标准缺乏“是非”维度，使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判断标准假公济私，把不正当的行为当作实践，突破了道德底线，行为上放任自流。在处理事务上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在人际关系上出现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怪象。这种怪象继而搅乱了一池清水。比如，在司法方面，说你错，你就错，不认不行。结果使司法公信力下降；在教育方面，孩子择校上学，说你能上你就能上，说你不能上你就步能上。结果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在医疗方面，有病需住院，说你能住你就能住，没床也能住，说你不能住，就不能住，有床也不能住。结果使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等，不仅使社会失去了公平正义，而且滋生了严重的不正之风。这些都是没有“是非”观所造成的。同样，一样政策交到好人手里去实践可能就会有好的效果，而交到坏人手里去实践，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

其次，“结果决定论”的盲动性。上述对“实践”概念的认识，使我们陷入了“结果决定论”的泥潭。结果同样也是一个中性词，没有好坏之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思想禁锢的局面，能够打破思想禁锢就很不错了，所以“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了当时的思想主流，事实上也为我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是，这种“结果决定论”很难做到予知予觉的，只能当事后诸葛亮。摸什么石头，过什么河？抓什么老鼠都没有标准和要求，就是说，不管是大石还是小石或是滚石，只要是石头，摸着就走，走到哪儿说哪儿，也不管是活鼠，还是死鼠或是毒鼠，只要抓住老鼠就行。这样，有时走弯路是不可必免的。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我们走的一些弯路所造成的。又比如，一个人发财了，是不是就比没有发财人更会经商呢？一个人当官了，是不是就比没当官的人品质更好、才能更大呢？说来说去，还是忽略了手段和过程的“是非”标准，这样的比赛是不合理的，也可以说不具有可比性。这样，总是等问题出现了，再解决问题，其实已经绕了一个弯子。还不如走慢点、走准点。当然，一点弯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走的弯路越少越好。那么，如何减少走弯路呢，顶层设计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什么是“是非”呢？其实“是非”自在人心。一个人格比较健全的人，都应该知道什么是是非黑白，并不是只有法官才知道什么是罪与非罪，只有裁判才知道输赢等。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了，涉及吃、喝、拉、潵、睡或衣食住行的，只要建立在大众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是非”，就是正确的，没有那么高深，用不着再探索，只要问问大众、看看别人，心里就有数了。只有那些人类尚未认知到的事物，可能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此，在今天如此开放的社会里，只要加强宣导，大众也不会愚昧地固持陋见。“是非”的问题解决了，顶层设计也就有了原则和方向。有了顶层设计，就如同比赛有了规则和目标，大家遵循这个规则向前走，共同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样，社会不难建立公序良俗，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也会一步一步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