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女神的文化阐释
魏平柱
见诸载籍的汉水女神故事，有两个版本：一是被郑交甫挑逗而解佩的汉之游女，见于齐、鲁、韩三家诗传。是用来解释《诗经·周南·汉广》诗中“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的。后来被汉·刘向收进《列仙传》：“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趣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1）一与周昭王南巡，溺死于汉水有关。他的两位侍女，“夹拥王身，同溺于水”，化为神女。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二女无辜而死，深得荆楚人民的同情。正如梁·萧绮在其录中所云：“昭王不能弘远业，垂政声，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水滨所以招问，《春秋》以为深贬。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贞节，精诚一至，视殒若生。”所以，“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对此二女，“江汉之人，立祀于江湄”，“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祀间”。这个故事，见于晋·王嘉所撰《拾遗记》（2）。两个故事合而勘之，郑交甫所遇，或正是周昭王侍女所化。因为，汉水之神，不可能分为两个派系。这样，还可以为汉水神女找到来源。诸路神女皆有起源，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是“赤帝之季女”；《山海经》中的“湘水女神”是“（天）帝之二女”，或为尧女、舜妃，名娥皇、女英者；洛水神女，则是“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故又称“宓妃”。唯独汉水女神身世不明。闻一多在《诗经通义》中不无遗憾地说：“郑交甫故事，未审起于何时代，要足证汉上旧有此神女传说”（3）。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汉水女神是昭王侍女名延娟、延娱者，二女是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2）。因无辜溺死汉水，所以化而为神。周昭王溺汉水而死的时间，据何幼琦考证在公元前966年（4），新近公布的《夏商周年表》定在公元前977年，相差11年。概言之，汉水神女的故事流传至今，已近三千年了。
神话传说是文化艺术的源头，又是取之不竭的再创作的矿藏。仅就文学而言，汉水神女故事自产生之日起，便受到文学家们的青睐。《诗经·周南·汉广》就是写汉水神女的篇章。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齐、鲁、韩三家皆认为“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之句既是写“交甫解佩”故事的。而名列十三经的《毛诗》（今传《诗经》）则以为“汉有游女”，并非神女，而是被“文王之道”所化的“贤女”。《毛诗正义》曰：“美化行于江汉之域，故男无思犯礼，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广所及然也。”“贤女虽出游流水之上，人无欲求犯礼者，亦由贞洁使之然。”（5）根本没提汉水女神的事。《毛诗》后来居上，齐、鲁、韩三家诗先后失传。现在我们看到的《诗三家义集疏》，是清末王先谦发拙众籍，旁征博引，收集整理的三家遗说。王先谦针对三家诗皆以“汉有游女”为“汉水女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江汉之间被文王之化，女有贞洁之德，诗人美之，以乔木、神女、江汉为比。”（6）这就是说，诗中关于汉水女神的故事，只是一个比喻。实际所写乃是江汉“贤女”。对《毛诗》所传，闻一多先生略有微辞，认为“不若三家义长。”三家诗皆未言《汉广》诗作于何时，而《毛诗》则明言包括《汉广》在内的“二南”之诗，皆作于西周文王时代。这是不合于实际的。经诸多专家如崔述、魏源、明章潢等对“二南”诗的考证，其中许多诗实发生在平王东迁之后。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也说：“《二南》中不但没有一篇可以证明是文王时诗，并且没有一篇可以证明是西周时诗。”（7）这些专家的考证结论，更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对汉水女神源于昭王侍女溺汉而死成神的立论。“二南”诗的产生之地，后来皆为楚国所有，所以“二南”之诗又被称作楚辞之源。屈原流放汉北，其地正在襄阳附近。长达九年的流放中，他创作了大量诗篇，包括《湘君》、《湘夫人》，而“湘夫人”则正是“汉水女神”。
湘君、湘夫人成为一对配偶神，是屈原对“湘水女神”、“汉水女神”故事的重新开发和利用。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楚、秦形势的看法，屈原改“湘水女神”为湘君，改“汉水女神”为湘夫人，使他们成为配偶神。对此，从事楚辞研究六十余年的专家孙常叙先生有十分精到的考证。他在所撰巨著《楚辞九歌整体系解》中说：“湘夫人是湘君之妇，汉水之神。湘夫人这个名字是就她的丈夫是湘君而称的。她本身是汉水之神。神话传说反映着意识形态。同姓不婚，为湘君作夫人的自然不是湘君的诸姑姊妹，她当是另一系统的水神家族之女。从湘君之辞来看，在他‘驾飞龙兮北征’以迎湘夫人的途程中，湘君是‘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的。伊人所在之地，必须横渡大江以就之。北上横江，可溯之水，其大者只有汉水。把这些情况和湘君北征的目的结合起来，可以推知湘夫人所居之地必在汉水无疑。”（8）果真如此，则屈原便是继《诗经》之后，利用“汉水女神”进行文学创作的第一位署名作家。
到汉代，关注“汉水女神”的人就更多了。除三家传诗的博士外，还有刘向。前文已经提及，兹不赘叙。汉代文学以赋著称，许多赋作中留下了“汉水女神”的芳姿。扬雄在《羽猎赋》中写道：“汉水女潜，怪物暗冥不可惮形。”东汉襄阳人、楚辞及楚辞研究家王逸，在《楚辞·九思》中写道：“周徘徊兮汉渚，求水神兮灵女。”张衡在《南都赋》中写道：“耕父扬光于清冷之渊，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三国时，著名作家曹植（子建），写了一篇《洛神赋》，他在赋中发出无限感慨：“愿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又云：“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在《七启》中又写道：“讽汉广之所求，觌游女于水滨。”此后，“交甫解佩”、“游女弄珠”便成了典故，在文学作品中屡被使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建安十三年九月，一群文学精英在汉水之滨盛会，他们各逞其才，写下了著名的《神女赋》。这一年的七月，曹操率师南征刘表。八月，刘表病逝。九月，刘表之子刘琮举州降曹。曹操不战而得襄阳，军威大振。在襄阳，他一面派曹纯、曹仁追歼刘备；一面做安定荆州民心的工作。其幕下文人杨修、徐干、阮瑀、陈琳、应旸，以及刚刚反正的王粲，便得到挥毫泼墨地机会。他们大都以战胜者的心态，漫步汉水之滨。或为宋玉《神女赋》激发了灵感，或为“汉水女神”的故事刺激了创作热情，一次以汉水神女为题的笔会便举行了。这些赋作，除斥荆蛮、赞皇师的内容外，主要是以浓墨重彩描绘汉水神女的风姿。陈琳在赋中写道：“赞皇师以南假，济汉水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所游。”（9）王粲、杨修、陈琳的赋，《艺文类聚》有载。徐干、应旸之作已经缺失。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赋中，也不乏咏颂汉水神女的佳句。竹林名士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文字学者和博物学家郭璞在《江赋》中写道：“感交甫之丧佩，悲神使之缨罗。”被称为“元嘉三大家”之一的诗人鲍照在《登黄鹤矶》诗中写道：“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郦道元《水经注》也记云：“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万山之异名也。”（10）
唐代最早在诗中写汉水神女的，当是李百药。他在《王师渡汉水经襄阳》诗中写有“曲淑丽珠光”之句；在《渡汉江》诗中又有“波骇弄珠皋”之句。其次是张九龄，在《杂诗五首》其四中有“汉水访游女，解佩欲谁与”之句。襄阳诗人张子容、孟浩然也都有诗写汉水神女。张子容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孟浩然在《万山潭》诗中写道：“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在《登安养城楼》中写道：“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王适的一首《江滨梅》就因为融进了汉水神女故事，被人称为“一首足传”的好诗。这是一首绝句：“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黄生在《唐诗摘钞》中评之为“以痴语见趣”。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之曰：“古今梅诗，五言惟何逊，七言惟老杜，绝句惟王适，外此无足论者。”评价如此之高，主要原因就是诗人在末句巧妙地以汉皋神女喻梅。山水田园诗人储光羲在《同张侍御宴北楼》诗中写道：“水灵慷慨行泣珠，游女飘飘思解佩。”此外，中、晚唐诗人，梁洽、郑锡、颜荛等也都有诗写到汉水神女故事，甚至襄阳妓也有“弄珠滩上欲销魂，独把离怀寄酒尊”的诗句。
唐代诗人吟唱不衰的故事，到宋代更是被诗家所陶醉。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汉水行》中唱道：“沧波荡漾浴明月，疑是弄珠游美人。”继之为文坛领袖的苏东坡，在《汉水诗》中写道：“文王化南国，游女俨如卿。洲中浣纱子，环佩锵锵鸣。”曾在襄阳做过州学教授的邹浩，在《泛汉江》诗中写道：“谁家游女戏江滨，才见舟来竞敛身。须得文王风化远，至今犹自被行人。”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苏、邹二人是《毛诗》的承传者。宋代有个著名的画家叫文同，是苏东坡的表兄。他的诗告诉我们，襄阳旧有“弄珠亭”。他游弄珠亭写了三首诗，其一为《弄珠亭春日闲望》，其二为《弄珠亭春望》，其三为《弄珠亭下柳》。弄珠亭今已不存，不知道它建于何代，也不知道它的建筑规制如何，或许就是县志中所说的汉皋楼。
宋人把汉水神女故事演绎到了极致，不仅用诗吟哦，还附会于节令之中。庄绰（字季裕），曾任襄阳县尉，与米芾有交游。他在《鸡肋编》中写道：“襄阳正月二十一日为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11）穿天节本来是纪念女娲补天、造人的节日，全国不少地方皆有纪念习俗，或多或少加进一些地方色彩，会使节日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不仅附会于节令，还在词中婉转歌唱之。葛鲁卿有《蓦山溪·天穿节和朱刑掾二首》，其第一首云：“望云门外。油壁如流水。空巷逐朱旛，步春风、香河七里。冶容袨服，摸石道宜男，穿翠蔼，度飞桥，影在清漪里。 秦头楚尾。千古风流地。试问汉江边，有解佩、行云旧事。主人是客，一笑强颁春，烧灯后，赏花前，遥忆年年醉。”（12）从词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当时节日的浓厚氛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写有一组《调笑》词，有序云：“盖闻民俗殊方，声音异好。洞庭九奏，谓踊跃于鱼龙；子夜四时，亦欣愉于儿女。欲识风谣之变，请观调笑之传。上佐清欢，深惭薄伎。”显然，这一组词是可以歌唱的。其中有四首与襄阳有关：《宋玉》、《大堤》、《解佩》、《回纹》。演唱汉水神女的是《解佩》一首，说是一首，其实应是二首。《调笑·解佩》词前还有一首诗作为序曲。先听序曲：“当年二女出江滨，容止光辉非世人。明珰戏解赠行客，意比骖鸾天汉津。恍如梦觉空江暮，云雨无踪佩何处。君非玉斧望归来，流水桃花定相误。”再听主曲《调笑》词：“相误。空凝竚。郑子江头逢二女。霞衣曵玉非尘土。笑解明珰轻付。月从云堕劳相慕。自有骖鸾仙侣。”（13）以美妙动听的歌舞来传唱汉水神女故事，此当属首见。惜其曲谱不存，否则的话，被之管弦，一定会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倾听的。有人说宋词中“解佩令”词调来源于汉水神女解佩故事，确实与否，无法求证。宋代以“解佩令”作词的最早词人当是晏几道，但词的内容与神女故事无涉。严建文《词牌释例》引有两说：“《楚辞》：‘捐余佩兮澧浦’。《韩诗外传》：‘郑交甫遇汉皋神女，解佩’。调名取此。”（14）未知所本。
宋以后，诗人吟歌汉水神女故事并未消歇。元代著名诗人虞集在《张令鹿门图》诗中写道：“弄珠月冷识游女，沉剑潭深知卧龙。”明代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派别“前七子”的领袖李梦阳，途径襄阳解佩滩，有感于交甫遇汉水神女事，写下了著名的《汉滨赋》。在赋中，他极力描摹了汉水神女的“欣丽”：“态婉娈以窈窕，情同嬉而中乖。”“眉疑低而复伸，唇欲启而羞回。瑳巧笑以回瞬，目盈盈而流盼。”明英宗朱祁镇，于天顺四年赐襄阳王朱瞻墡《襄阳四时歌》，其在《春景歌》中写道：“汉滨士女竞游衍，应知被化同周风。”在《冬景歌》中又写道：“汉水东流风北吹，神女弄珠波上渡。”诗人薛瑄在《泛汉江》诗中写道：“神女无消息，明珠久寂寥。”在《登岘山》诗中写道：“诗传二南俗，人享百年寿。”曹璘在《春日登万山怀古》诗中写道：“湘妃解佩名空在，杜预沉碑绩已阑。”王慎脩《汉皋别意》诗写得别有新意：“夕阳帆影共徘徊，珠佩无人解赠来。欲使愁肠谁得似，江流曲处日千迴。”袁奂在《樊城送吴御六归汴》诗中表达离别之意：“明珠分佩汉江头，拉手江桥问酒筹。”清代文学大家吴伟业在《襄阳歌》中唱道：“高斋学士宜城酒，汉皋游女铜鞮曲。”还有顾夔章，写有《登紫盖山》诗：“昔闻山下有渚复有潭，交甫元凯人剧谈。胡为佩解碑沉賸薄岚，勋名如梦仙难遇。千古山头谁敢据，我与兹山一任羲和御。”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之感。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书中，也多有记载，甚至言之凿凿，说交甫遇神女就在万山、阿头山下曲隈处，那里有地名叫解佩渚。
汉水神女故事之所以为文人所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出自儒家经典，一般读书人都得读《诗经》，因此对这个故事非常熟知。其次，汉水女神故事的特异性。凡夫俗子与神女、得佩而又丧佩、希望与失望、可望而不可及。一幅人神交往的图画，勾画得太美妙了。再其次，这个故事提供了从不同角度理解的空间，为诗人再创作留有余地。王粲、孟浩然、王适、李孟阳等，可以写神女的容止光辉，美丽娇好。欧阳修、苏东坡、邹浩等，可以从教化的角度写游女的高洁华贵。张九龄用来表达知音难觅之意，而鲍照、襄阳妓、袁奂等也可以从“不可求思”的角度，来写离别的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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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庄绰，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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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581－582。
（14） 严建文，词牌释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141。（潘世东转载襄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