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个年头，可在财政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的今天，除刚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外，其他患者的实际负担却在不断加重，“看病贵”的问题在“医改”后变得更为严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此前的各种“医改”均未触及“医疗负担为什么如此沉重”这个核心问题，而药价虚高正是造成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
一、“看病贵”形成的原因
笔者以为，目前“看病贵”的问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包括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高药价”；二是医生肆意制造的“过度医疗”；三是医生肆无忌惮收“红包”。
（一）“高药价”产生的成因
近几年，“天价药”被不断曝光，媒体曾曝光过中间利润为65倍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91倍的葡醛酸钠注射液。畸高的药价，造成了医疗成本的虚高。
而自1997年以来，发改委已30次对国家定价药品降价，最大一次的平均降价幅度甚至超过60%，可为什么患者的药价负担反而呈几何级数上涨呢？其实原因极其简单，其基本流程大致如下：
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这些所谓的“新药”，和此前降价的药品“成分相同但名称不同、名称相同但包装不同”，只因通过药监局换了一身马甲，就身价倍增，药价管理部门和政府集中采购部门又相当配合，最终助推药价。
《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药监部门共批准药品注册申请1000件。2005年，共批准新药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仅批准81个新药上市，此中差距正是导致中国“高药价”的病根。
（二）“过度医疗”的产生原因
媒体曾报道一名患者因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而专家称“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了”。而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就是因为“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
此外，由于现行制度让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合法存在，医院管理者、司药及医生，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相互勾结，就有了开“大处方”的冲动，不但导致医疗成本的无谓大增，“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其后果还会导致抗菌素泛滥。一些“过度医疗”还直接伤害患者的身体，比如十分随意的CT扫描，会大幅度增加被检查者患癌症的机会。
（三）医生收“红包”的原因
现在患者动一个较大的手术，家属给主刀医生及麻醉师送“红包”已成常态。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是受较为腐败的社会环境影响，医生这个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收“红包”实际上已成医生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二是公立医院的“大锅饭”体制，让一些业务尖子在承担大量医疗业务，相应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却无法得到院方更多的经济回报，引发心理失衡。患者对名医求知若渴，也愿意“花钱买名医”。
三是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弄得患者不送“红包”不放心，一些医生心安理得收“红包”。
四是诊治费标准过低，无法体现医生的人生价值。过低的诊治费、护理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贬低了医护人员的人生价值，有些医生收取“红包”，在一定程度上或是为了感受自身的价值。
二、如何解决“看病贵”难题？
弄清了当今社会“看病贵”之患产生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彻底消除“看病贵”这一社会之痛。
（一）解决“高药价”问题
首先是解决“一药多名”问题。同一成分药品弄出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名称来，这正是造成目前药品价格混乱的罪魁祸首。比如口服青霉素类药，目前有“青霉素V钾片”、“安必仙”、“阿莫仙”、“阿莫灵”、“阿莫西林”等多种名称，就有必要统一改称为患者更容易接受的“青霉素V钾片”，包装上可以统一使用“药企名称”+“青霉素V钾片”这个格式，以解决同一成分药品之间的价格不可比问题。
其次是摸清药品成本，确保合理的交易价格。就目前国家规定的307种基本药物而言，因为必须严格按照《药典》规定的成分进行生产，所有生产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应该是大致相当，因此调查这些药品的成本就变得轻而易举。据笔者对一些药企的调查，如取消中间环节的不必要成本，目前药品最终价格降七成，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依然能得到有效保障。
最后是采取政府集中采购，让药企通过物流公司向医院和药店直接配送。建议由国家对药品进行定价后，允许所有具有资质的生产企业参与供货。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品种，可以依据各药企上年度销售业绩来分配市场份额，药品质量监督部门加大对药品的监督检查，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对于一些供不应求的药品和真正的新药、特药，国家在定价时，可充分考虑其研发费用，鼓励企业在研发上加大投入。
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将药品流通环节的费用节省下来，将医药代表、医生、医院在药品上的灰色收入“连锅”端掉，最终节约的是患者的负担，和社保资金的支出。对于常用的医疗耗材，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集中采购环节的腐败问题，而“透明”则是最好的防腐剂。
（二）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必须斩断医院、医生因“过度医疗”而得到的利益链条。药价回归正常后，医生开“大处方”的冲动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只有继续推广“零差价”政策，才能最终割断医院和药品消耗多寡存在着的利益关系。
此外，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维护费用，应由财政或医保资金保障，让大型设备的检查收益和医院剥离，医院仅代收必要的成本费，以有效避免“过度检查”。
（三）解决医生收“红包”问题
笔者以为，宜从两个方面入手，或可解决部分问题：
一方面，要在经济上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个人价值。在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问题之前，全面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是不现实的，但医院有必要建立一项正常的考核机制，以拉开医生与医生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体现个体价值差异。
与此配套，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也应该适当提高。对于一些专家级的医生，诊断费用就该比普通医生高出数倍、数十倍，以体现专家的价值；对护理人员也应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不同的标准计费，以鼓励护理人员提高自身业务技能。
另一方面，建立严厉的退出机制。对于收“红包”的医生，有必要制定出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甚至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常的退出机制，吊销其执业资质，剥夺其继续从医的权力。
三、如何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
就目前体制而言，财政对医疗的投入已经十分可观，2009年到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累计医疗支出高达14099亿元（非最终决算数），而患者为何未感受益？就是因为被畸形的医疗成本挤占了。解决好“高药价”、“过度医疗”问题，医疗成本会幅度下降。而在“全面医保”的今天，节省最多的无疑是医保资金，然后我们将节省下来的医保资金，用于对医院的补贴，以及购置大型医疗设备，或许还有节余。
此外，通过提高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不但可以避免患者“小病大医”，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可谓一举多得。
乐观地预测，如果该方案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全民免费医疗或将在不增加现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轻松实现。
（该文为去年年底参加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第四届民生论坛提交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