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女士最近很迷茫，因为按照高考改革方案，2016年，英语作为突破口，将引入“社会化考试”的概念，率先实行英语一年多考。

　　“北京版”方案则将英语考试的分值进行大幅调整，高考满分由此前的150分降为100分，其中听力部分30分，阅读写作等占70分。

　　“如此一算，2016年，正是女儿高考的时间，但我们又要为她未来出国作准备，这英语的补习班还得加大量，孩子学习任务还是很重。”徐女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9日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高考改革方案正在加紧论证，在考证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

　　未来几年，徐女士这样的家长应对的不仅仅是考试改革，还有招生改革诸多细则的变化。

　　异地高考人数会增加

　　高考改革呼声持续多年，两会上有关的热点提案、议案不断。

　　2012年，全国九万多“随迁子女”家长发布了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公开信。他们要求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政策尽快落实。

　　这一年，也是“异地高考”推行第一年，当年年末，按照教育部要求的“异地高考”时间表，21省市均按照当地情况推出“异地高考”方案。

　　在已经公布的省份中，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河南等十几个省市在2013年正式实施异地高考方案。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12个省市组织了4440名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

　　随着其他省市方案的公布以及实施，今年异地高考的人数会有所增加。

　　与上述省市相比，北上广则是“渐进式”改革。广东2016年随迁子女可参加高考；上海异地高考将与居住证挂钩，北京首先在高职学校领域放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中国各省市人口流入情况和高考竞争情况不尽相同，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复杂程度也不同，适合一地的异地高考方案未必适合另一地。北上广的流入人口量大，尤其是北京，压力相对会更大。

　　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47.8万人，创历史新高。目前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约33.9万人，占总数的70%。北京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一个前提就是要跟人口调控政策相协调。北京常住人口已超过2100万人，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已不堪重负。

　　徐女士称，除了人口众多这个现实问题外，北京的异地高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考试资源众多以及考试平台较好的矛盾，“以山东为例，山东是一个异地高考的输出省份，教育水平较高，但也竞争激烈，大部分外地考生都是奔着教育资源而不是考试平台来的，所以外地考生真正愿意留下来在山东参加高考的人数应不会太多。但北京不同，如若按照现在的录取制度，必然有许多人愿意留下来参加高考。”

　　不能改革后留下“后遗症”

　　有关专家指出，要解决这种隔阂、争端，最根本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公平、专业的高考招生制度。

　　“这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已经走了两步，一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下发，这说明最高层表了态，二是地方政府出台解决方案，实实在在地在推动异地高考，现在还差最后一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不能靠各省的力量解决，要改变管理体制，需要靠更高层面的改革。

　　这一改革关键在两点，一是科目改革，二是录取改革。

　　而在北京高考改革要点出台之前，江苏、山东也已酝酿出新高考方案，江苏有意尝试探索英语学科的“一年两考”，不再计入总分，而是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高校在录取时将对英语等级提出要求；而山东省从今年起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

　　这些改革根本上还是科目改革。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江苏2008年的高考改革方案还将英语的分值调整为120分，低于语文和数学。

　　但一些教育界专家认为，高考改革还是要打破“教招考”一体化，才是出路。

　　“录取改革才是重点，但要循序渐进，非常艰难，毕竟涉及到权力的下放。”熊丙奇说。

　　录取改革则是从2003年开始，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自主招生的高校迄今已扩大到了90所。2006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这轮改革同样充满争议，在被贴上了“争抢生源”的“标签”的同时，也成为“教育腐败”的一个“灰色”地带。

　　但改革势必要走下去。

　　在今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袁贵仁表示，教育部将出台“总体方案”和关于高考、外语一年多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考试招生违规处理等5个配套“实施意见”。

　　袁贵仁称，考试招生改革特别重要，特别复杂，简单说，就是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考试招生制度在改革中，不会走旧路。要坚持制度、完善制度，改进民众觉得不满意不科学的方面；不走错路，因为(犯错)会影响一批人、一代人，绝不允许发生颠覆性错误；尽量不走弯路，不能改革后留下“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