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他们（4）：
冯乃超，我从未忘记的恩人
口钮海津
1971年，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居然大学恢复招生了，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入学了。
有“小道消息”说，后几届的招生除了政治表现好，还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我一直渴望像两个哥哥那样上大学的愿望又燃了起来。可是，当时我已“上山下乡”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只有领袖著作，只有文革资料，只有文革报纸，我到处去找中学课本复习，旧的早已被烧光，新的却编得不堪入目、无以学习。而且，兵团那时对学习教科书的知青是要划入批判行列的，想学习课本、想上大学就等同背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
后来我去“五七干校”看望在那劳改的父母（爸爸被勒令养一头公牛，妈妈被勒令养一圈母猪），我把找不到考大学用的复习课本和资料的事说了后，爸爸说冯乃超好像刚“解放”回到中山大学，可以试一试请他帮忙弄些复习课本和资料。我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冯乃超伯伯，冒昧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不到一个月，我在连队里收到了一包寄自中山大学的油印课本——是冯乃超伯伯亲自到学校各科收集的、亲自到邮局排队寄给我的！
捧着这些课本和资料，读着冯乃超伯伯表扬和鼓励我的信，心里很是激动，一位时已七十一岁的老学者、老革命、老干部却为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知青做了一件小小事！
接下来的一年，我白天苦干大干“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就早早地下了蚊帐盖着被子用手电筒照着课本和资料，一课一课地研读，一科一科地复习。
1973年，刚“解放”了的邓小平令当年的大学招生既强调政治化更强调知识化，还制定了可让1%的政治表现好、考试成绩优良的“可教子女”入学的政策。
就在广东教育部门把我们73级的新生刚送往全国大学时，与邓小平对立的“四人帮”策划了“张铁生考零分事件”，很多省份停止和收回录取通知书，不以成绩论上线，而以政治背景重新评估考生。幸亏广东以“新生已经出发”而没把我们拉回去，我有幸上了大学，尽管我因是“可教子女”而不能上中山大学；我有幸以优良成绩上了大学——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唯一一届参加统考的大学生，而之后的几届再也没有统考机会了。
到大学后，我给冯乃超伯伯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可是信却从中山大学退了回来——“收件人已迁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心里保存着冯乃超予我的那烛温火，这是现在那些未经历过那个黑暗年代的青年难以体会的一束光热。
可惜的是，冯乃超伯伯的那封信因多次搬家已遗失，真是愧对恩人。
2007年11月1日于北京-广州飞行途中读到李丹阳的《追忆我的外公冯乃超》而也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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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追忆我的外公冯乃超》
转载自2003年4月5日《人物》李丹阳／文）
冯乃超（1901~1983），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华侨资本家家庭。1924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大，后转入东京帝大。上学期间开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担任创造社东京分部联系人。1927年弃学回国参加革命，为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文化党团文艺组组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930年受党中央之托筹备左翼作家联盟，起草其《理论纲领》，并出任“左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次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并兼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机关党委文教书记、人事部副部长。1952年调任中山大学，先后担任党组、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高教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曾任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外公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是在我脑海里不时浮现，于是我终于禁不住把对他的追忆与怀念倾诸笔端。
我小时候对外公的印象是模糊的，就像留存下来的外公抱我的那张照片一样模糊。因为他远在广东工作，偶尔来北京看我们，相处也十分短暂。1962年，外公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而住院。爸爸妈妈带我前去广州探望。在医院里见到的外公，病重得几乎不能同我们说话。我们住中大招待所，经常自己搂干草树枝生火做饭或到教工食堂用餐，外出则乘公共汽车，这是外公的要求，他不让我们搞特殊化。那次大人们曾经考虑让我留在广东上小学，但当时中山大学附小有规定只收直系亲属入学，我因不属于直系亲属而未能上那所学校。身为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外公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通融，而是坚持不破坏规定。当时，我觉得外公有些严苛，对他敬而远之。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公与我开始了通信。我刚上初中不久，一天放学发现校外的墙上贴了许多我父母的漫画及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除了说我父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外，还把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捎上了，如说我的爷爷是叛徒，老外公是大军阀等。学校因我是“狗崽子”，不准我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活动，我被打入了另类。带着困惑与沮丧，我向外公诉说了此事。他回信劝我丢掉思想包袱，正确对待不公正待遇，还告诉我老外公李书城在辛亥革命中担任过黄兴的参谋长，民国成立时是孙中山的军事秘书，不是什么“军阀”。他说我应当为有这样的家庭而感到自豪，可是他却只字未谈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遭遇。外婆在信里补充了一句：“你外公绝没有问题，他是像水晶一样纯洁透明的人！”
对于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那时社会上曾掀起学习王国福的热潮，我也曾骑车到大兴县王国福的家乡去了解情况，那里的赤贫和艰苦震撼了我。对比之下我大概感到外公是“养尊处优”的，于是去信中有要他学习王国福艰苦奋斗之类的话。外公见之，不以为忤，而是在回信中说他每天都清扫住宅附近一条甬道上的落叶，自觉地锻炼。现在想来，真为自己当年的冒昧无知而感到脸红，也佩服外公的宽阔胸怀。
那年头，初中毕了业便无学可上了。我于1970年底进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不久又去兰州实习。在那段艰苦紧张的日子里，我父母在部队农场劳动改造加隔离审查，外公的来信给我精神上以极大慰藉。他可能觉得我有崇拜体力劳动的倾向，一再鼓励我多学习各种知识，还寄来过有关哲学的文章和两个题有“给丹阳”的笔记本。这两个本子，一个被我用于记自然科学的学习笔记，一个用来抄录社会科学著作。那时，我常到书店买书，包括大学的有机化学与分析化学教科书，如饥似渴地自学。在实习结束和回到工厂后举行的两次考核中，我除了按要求答对了操作规程，还因把化学分析中遇到的所有反应的反应式正确写出而得了120分的超高分。外公的心血没有白费。
1972年外公“解放”了，我随母亲再次南下看望外公外婆。这次我得以近距离地与外公接触、交谈了。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经历的磨难，外公总是轻描淡写。对我翻看家藏的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出版物后提出的幼稚问题，外公也总是耐心解答。
广州之行，我不仅了解了一点外公的历史，也开始亲身体味到他的为人。那时外公外婆仅住一室一厅，母亲和我的床就只好放在走廊里。一次，我因清晨赶船去佛山祖庙受了风寒，白天躺在家里休息。外公经过走廊时发现阳光直射我的脸，便轻轻地把窗帘拉上。当时我并没睡着，他那无言的关爱令我非常感动。过春节时，外公像一般的广东人一样同我们一起做萝卜糕，一起欣赏我们从花会买回来的菊花。他平常在家总爱穿中式布衣，出门挎一个大帆布书包。他性格温润如玉，谦虚、和蔼、淳朴，身上绝没有大干部的骄气和有些留过洋的人不时流露的傲气。我曾陪外公到珠江码头坐船到江对岸再换乘公共汽车到市里办事，对于年逾古稀又有心脏病的他，走这么远的路是很辛苦的，但他坚持不要车。后来听说外公一调到中山大学，就取消了为校领导配备的勤务员、司机及小汽车，也从来不为私事要公车。他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也不徇私情，有时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譬如，解放初期，某人写信来说能找到外公外婆30年代初送给人的女儿，条件是给他安排工作，就被外公拒绝了。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他还主动提出不让外婆领工资。在这些事情上，外公表现出超凡的律己、克己精神，也体现了他是身体力行地坚持实行他早年所怀抱的平等理想。
1973年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外公为我有机会到大学学习而致信祝贺，并希望把自己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告诉他，说是想通过我了解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碰到的是些什么问题，以供他在中大工作时参考。还说北师大是个老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很丰富，要我好好学会利用。不久，我因大学里学生不愿学习，学校总下乡开门办学感到非常失望，写信向他抱怨。他似乎是批评了我的情绪，但同时又寄给我中大编的生物化学等讲义和英语研究专刊。
1975年春，外公外婆因健康原因调回北京，最初两年，他们被安排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的一栋筒子楼里，每日去食堂排队打饭。这对两位有着严重疾病的老人来说，是非常不便的，但他们安之若素。我们不时送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偶尔也会有老朋友请他们吃饭。通常，外公外婆是既不吃请又不请吃的，但有一次在北京的许多位老友要为外公接风，他实在推辞不掉。因那天外婆生病，外公就带了我陪他。尽管有严重心脏病，而且去那家饭店需要上下地铁楼梯，挤公共汽车，但他仍然坚持不要公家派车。散席后，外公在取外衣时示意我等大家都走完再走，原来他怕老朋友们会用车送他。这是典型的外公作风，宁可苦自己，绝不麻烦别人。当外公再次步入地铁，一阵强风吹来，望着他那飘起的白发，我的眼眶湿润了。
外公不愿意麻烦公家，出外办事的任务就落在我们那人丁不兴旺的小家的人身上了，先是妈妈、爸爸和我，后来又加上我丈夫。我曾负责替他选购书，有时书买来，却发现家里已有同样的书了。他从没为此责备过我。
总的来说，外公比较寡言，但有时闲来会谈谈过去。外公还屡屡剖析自己年轻时的左倾幼稚，同时也试图解释一些情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应成仿吾之邀归国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刚回国时因不了解国情，又在日本受了福本主义和苏联左倾文艺理论的影响，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等人，认为他们不够革命，但他文章中曾出现的“鲁迅老生”一词（应为“鲁迅先生”）则一开始是排版时搞错的，后来便将错就错了。有一次，我拿给外公一篇吴黎平的回忆文章，上面写着外公是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他看后淡淡地说，那时担任书记就是为大家服务，像做记录员一样的，没有什么。对于某公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冯乃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冯不是临阵脱逃就是叛变了。我劝外公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他说，当时自己被调去恢复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日报》了，但表示没有精力去理会、更正那些错误说法。
外公经常怀念一些故友。谈到与自己一道归国后来担任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朱镜我，说在“皖南事变”时他正生重病，为了让战友们更容易突围，自己从担架上纵身跳下了悬崖。外公对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格外同情，说他经历过长征，在上饶集中营关过周围带刺的站笼，非常坚强。他虽然脾气不好，却是个正直的好人。外公自己刚到北京，便几次看望冯老，说他虽然身患肺癌，境况很差，但仍然希望回到党组织。1975~1976年间，周扬也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外公在大院里碰到他谈话时，要他向冯雪峰道歉。周后来果然去看了冯雪峰，据说两人还抱头痛哭过……
外公在北京度晚年时，常有一些编委会、出版社把他列入现代文学家的名单，邀他写小传。他全部答以“我不是诗人”、“我不是作家”。后来我才知道，外公后期作品少是因为他离开“左联”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掩蔽起来从事秘密工作，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又主要做党的文化战线的组织和统战工作，1949年后在组织、文教部门的工作更为繁忙，留给自己进行创作的时间不多，严重的心脏病和顽固的失眠症又阻碍他在晚年重新拿起笔来。当然了，外公不写这类小传，说自己不是某某家，也反映出他对名利看得很淡。1964年外公自知心脏病难以治愈，便请求组织卸免他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晚年他亦很少参加荣誉性活动，外公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完全与世无争，其恬淡静默似已达到他早年曾经向往的出世境界。
在外公诞辰100周年前后，我走访了三十余位同外公有过交往的老人，他们大多都谈到或写到他为人好，其中一个显著的品质就是谦虚。张光年、林林等在回忆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默默地、不动声色地”、“不声不响地”这样的词汇。雷洁琼的题词中写有“坦诚谦虚”之语；钟敬文教授评价道：“乃超是默默无闻的革命家，……他是很美丽的。”周而复用《正直无私、功成不居》作为回忆文章的题目，罗工柳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来描述外公的人品；冯乃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书名十分耐人寻味：《默默的播火者》。是啊，默默地、淡淡地。只有心灵纯洁、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当祖国革命被扼杀在腥风血雨之中时，他毅然挺身发出普罗文学的呐喊；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又奋起为挽救中华民族而斗争。多少年来，他勤勤恳恳工作，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年纪大了，当体力与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冲在前列时，就像一片秋叶，在完成了给大树提供养分的任务之后，悄然落下。
外公是默默地离开人世的，但他的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