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的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说起（2月6日）
关键词：社会调查 工作幸福指数
盖洛普进行的一项全球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中国雇员“积极地投入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这个数字只与饱受战争之苦的伊拉克持平。在被调查的94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的工作投入比率比中国的低，其中包括突尼斯、以色列和叙利亚。
覆盖22个亚洲国家的工作满意度调查中，中国排名垫底——只有49%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满意。部分原因是大部分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追求他们所热爱的事业。
就连大学毕业生都表示，他们不得不选择政府或国有企业的岗位，因为这些工作比较稳定，可抵御经济衰退的影响。而随着反腐倡廉的“八项措施”逐步落实，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工作幸福指数也会下降。
难道中国的劳动者的工作幸福指数这么低？中国的劳动者为什么不满意自己的工作？
主观地说，并非所有的调查都是那么客观并值得相信的。除了得出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结论之外，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也并非带有相应的价值。
调查结果受到问卷设计的问答方式的影响，跟所进行调查的场景与时间有关，甚至受到调查执行者的提问之中所传递出的主观倾向性的影响，也跟被调查者所要传达出的意愿有关，而那些在很多时候并非出自真心。
贾春宝在读高三的那年十月，就同一个命题先后写了两篇作文，其中没说实话的那篇，50分制的得了48分，说了实话的那篇却只得了23分，而且遭遇整个年级组四位主要科目老师的批评，更是承受了将近半年的每天都要面对的批评。
调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调查之中看到的仅仅是数据，看不到数据背后的真相；我们关注的与记住的也仅仅是数据，那些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却没有去深究。当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所发挥的是误导的效果，我们将会被误入歧途。
比如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之中，当有电视台记者把话筒递给你，对面就是通向电视台，面对无数观众的摄像机，问你“幸福吗”，你将如何回答？会直抒胸臆地表达你的怨气冲天吗？——或许只有虚伪地说“我很幸福”才是真实的选择。
可悲的是，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记者、领导甚至亲戚邻里基本都不说实话，因为那些人知道了我们的真实想法之后，对我们会有潜在的伤害。既然对方喜欢听他们想听的话，而不是我们真实要表达的那些想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跟他们掏心掏肺呢！
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媒体隐瞒实情，却习惯于跟老外掏心掏肺。面对国外媒体，都是牢骚满腹，欲壑难平的样子，似乎自己真的很委屈，似乎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真的会成为我们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想法大谬！因为或许他们希望听到的就是我们所发的牢骚，却无法发挥专业心理疏导的作用。
比如我们的统计数据说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高达40%，这个数据让我们对婚姻的稳定性的期待空前低落，无形之中也让自己得到了轻易结束一段鸡肋式的婚姻的动力，却无法表达出失败的婚姻给双方及双方家庭所带来的伤害；我们也可以统计出多大比例的夫妻在生活中不幸福，却无法表达出那些争吵之中给内心带来的伤害。
在老一代，夫妻之间也会经常有争吵，但不会动辄就离婚，因为他们知道家庭稳定的重要性，也知道为了当初的决定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当代，一点点的生活习惯冲突与一点点的委屈，都会让家庭战火蔓延，导致夫妻离婚、家庭破碎的结果，虽然未必都反目成仇，但那种冷若冰霜的态度更是让人心寒。
也不能说盖洛普的调查是无稽之谈。毕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就有盲目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在其中总是感觉到自己的艰辛与痛苦，却感受不到相应的痛快。
我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这社会太现实了。我们所承担的现实的确定的生活压力与未来不确定的风险越来越大，而我们能得到的帮助极为有限。
处在现实中的人，都意识到中国人做事，有钱有关系，最后才是要有本事。没有这些不行，缺一样都不行。当你得意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人不知不觉中就多了起来，好像和你要生死与共、共享天下了；可你一旦失意，你有时候就什么人都找不到了。
朋友多点是好，可这社会太现实了。你的朋友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一点想不清。你看得很重的朋友可能是最会出卖你的那一个。不过这应该只是少数吧。不然这社会真得有点没有办法去相信了。真心的朋友有，当你们做事做人慢慢的有了距离时，你们的关系可能也就慢慢的拉开了距离。
不知不觉中就大学毕业了而且也走上了社会，经过了好多的事情，自己越来越变得成熟多了。做人做事都不是那么异想天开了，渐渐地认识到了：做事很难，要做的很好更难。以前想到自己三十的时候事业爱情都会成功，现在看来这个时间得往后推推了。
数不清的知名学者都在深切地反思中国人的本性之后，有更多的自卑。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愚弱”，即愚蠢与懦弱，愚蠢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懦弱则是因为不敢为是非而抗争。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
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孙隆基说，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社会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结果便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
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近两年来出现在安徽的偷盗村、云南的拐卖儿童村、福建的诈骗村，便是彻底丧失是非标准和荣耻底线的恶果。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尤以儒家为最，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强政府更与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应该全盘抛弃。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劣，中国历来也有很多讲诚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尝没有对诚信的提倡，未尝不重视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但只是在与君主专制结合或者被君主专制利用之后，这些积极的方面难以发挥，它消极的方面更容易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将儒家文化转换到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中去，关键是看如何取舍。
将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无奈地屈从于商品经济社会所带来的生活压力，内心积蓄的宿怨无法以法律保障的方式得到宣泄，工作与生活之中被无端质疑与指责，精神世界充斥着凌乱的垃圾。
当我们对改革开放3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这60年、满清王朝被推翻100余年的历史进行盘点，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受到国际力量影响的清晰脉络，开始是在精神上与身体上的，然后是在市场上与自然环境上的，再之后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的各种不和谐。
但我们没有办法让历史重演，已经过去的无法NG，甚至即使指责，我们都难以找到确切的目标主体。虽然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无奈的隐忍与违心的服从，但那更多地是会得到内心的安宁，是安身立命的沉稳。虽然6%的工作满意度这个数字比较刺眼，但基本都是在坚守岗位，毕竟我们还没有看到上街游行的。
还是不要被那些刺眼的调查数据所蒙蔽，调整心态让自己变得更沉稳平和，才是最重要的。
贾春宝
2014年2月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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