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禁令为何禁不住官员的春节红包？

前一段时间，为了彻底整治一些官员的贪腐淫嫖、请客送礼、吃拿卡要之歪风邪气，中央先后出台十几道禁令规范指导他们的公务消费和日常往来。

在中央严令之下，原先那种肆忌无惮、攀比排场的公务消费与请客送礼，确实不敢再更多顶风违纪了。但这种官员明目张胆、大手大脚公务消费的锐减，能不能说明他们在中央八项规定的劝诫下，都已放下公款吃喝的屠刀，而立地成了清正清廉为官的佛了呢？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于那些用公款吃喝送礼已修炼成毒瘾的中土官员来说，中央的那十几道公务消费禁令无异于让他们壮士断腕，刮骨戒毒。

我们知道，戒除一个人吸食大麻、鸦片、K粉等毒瘾，这绝非易事。戒官员公款吃喝送礼的毒瘾，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公款吃喝官员往往有着很强的变通能力。他们用自己的地下吃喝、隐蔽吃喝、小圈子吃喝、擦边吃喝，把中央禁令因地制宜到地方的潜规则之中。明里看，中央禁令立竿见影，成效显著。而实际上呢？则欺欺瞒瞒，折扣许多。

中央禁令到底把官员节日的油水、吃喝、送礼，挤兑出去多少？

在对陕西、湖南、海南部分地区的采访中，“中国网事”记者李金红发现，这股节日吃喝送礼歪风并未彻底根除，不少单位、个人还在送，不少公职人员还在收。

虽然普通公务员的过节钱、小红包等油水被中央禁令挤兑没有了，但一些企业、个人、下属对部门或单位中有实权的领导还得用红包意思意思，以联络感情，疏通关系。

为何中央禁令禁不住这些实权领导的油水呢？

那些给领导送红包的人，最有话语权。从他们的话语中，也许能体悟到中央禁令禁不住领导红包的事由与根源。

购物卡被禁了，红包成了替代品。给领导送礼的，当然要有这种与时俱进的变通能力。

长沙一高档楼盘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准备送购物卡，考虑到领导们现在用卡不太方便，就送了红包。我们搞地产开发，与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重要，你平时如果不打点好，随便哪个环节卡你1个月，你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湘潭市某政府部门的科员对记者披露到，现在管得严，普通公务员真的没啥油水了。不过，对那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你要办事还是得‘意思’一下的。

海南省西部某市的一位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诉苦道：“送还是不送，真的很纠结。”在春节送礼上，这位局长称，“一边害怕惹恼领导，一边又怕来年更不好办事。”

从这些记者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春节送红包根本不是联络感情，而是巴结权力、好办事。

在政府对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中，人们之所以竞相巴结权力，目的是什么？或寻租办事，或未雨绸缪权力作梗坏事。根源是什么？权力的运作不透明、无章法、喜怒无常难侍候、自由裁量好处多、办事审批权把关、关关都是鬼门关。

如果权力运作透明，办事程序简捷，自由裁量少了，按章办理多了，使其不再能权力作梗、秋后算账了，还会丛生出这些烂事吗？

当一个社会竞相巴结权力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必定是凌驾律法、乱糟糟的，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怎样医治这种病态的社会，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减少官员自由裁量，增加社会公民自治，加强社会媒体监督。这是从体制上消除春节红包屡禁不止的自我救赎之道。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变态的社会当下正在朝着这个自我救赎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向社会、向市场、向企业，简政放权，促其自治自主自决，以架构政府与社会、与市场、与企业、与公民更加平衡、内含制约、彼此监督、相互协作的权力运作体系。在中央向地方、向市场的简政放权中，尤须警惕的是权力的被截留、被变通，以致中央的简政放权变成了地方的变相集权，该还给社会、还给市场、还给企业的自治自主自决权力，又可能被地方政府统揽起来。如若这样，巴结权力的社会病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而会被加剧、恶化起来。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减少权力自由裁量，让权力阳光运作，按章办事，这是消除权力寻租、春节红包现象的一个根本。

给领导送红包，这绝不是什么联络感情，而实则是巴结权力，以权谋私。如若用红包联络感情，为什么不给老百姓红包？不管给领导送红包的事由多么人情味，都难逃这种寻租权力的宿命。

2014年2月6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