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西安儿童医院，人特别多。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有军人，他们或两人，或三人，抱着自己的小孩，穿梭于挂号、取药、出入门诊等的人群中。我和我的母亲来这里看望姐姐正在生病的孩子。当我帮姐姐取完药后，往傍边一看，我的母亲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从医院的楼上跑到楼下，从里跑到外。最后在医院门诊大楼口看到了母亲。母亲直楞楞地站在那里，眼睛盯着一位中年女子看，觜里还不停地小声念叨着：“芳儿，芳儿…… ”我跑到跟前问到：“妈，你站在这里看什么？” “芳儿，芳儿，那个女子真象我的芳儿。”“什么芳儿，你怎么还想着她，都多少年了，你还牵心人家干什么？你不知道那些城里人都是没有良心的人吗，这年头有些人连亲娘都不养。谁还把你这个奶妈放心上。”想到我们村几家当年奶过孩子的人家，在困难时期将孩子养大，最后被亲妈接走，为了一点生活费整天打官司的情景，我气呼呼地对母亲说。母亲转过身来，那黝黑的皮肤和满是皱文的脸上显露出几十年的沧桑，狠狠地登了我一眼，说道：“你咋能那样说话呢，在那个年景里，城里的孩子大多都有奶妈，一个家庭几个孩子，兄弟姐妹都去认奶妈，能认得清吗？现在农村政策好，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坦，妈只要能看到她过的好，生活好，能象你们姊妹一样，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只见那个女的正蹲在医院门口给她的儿子整理衣领，那男孩大概有十岁左右吧，但不太精神，好象发烧的样子。只见那女的身穿一套黑色西装，年龄在四十左右，长长的披肩发、白净的脸庞和水汪汪的大眼睛，与我儿时的记忆有一点点吻合。如果真是芳儿，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我倒是想上前打探一下。
“妈，要不要我上前去问问？”“不用了，妈只要看到她就行了，不用打搅她。”母亲还真把那个女的当成自己的芳儿了。
芳儿是母亲的奶女，全名叫玉芳，一九六四年四月出生在西安市东郊朝阳门外，比我小两岁。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皮肤是那样的白，双眼皮的大眼睛明亮有神，圆圆的小脸总是白里透红，樱桃般的小嘴说出话来，总让人爱听。从她两岁离开我家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母亲一直想着她。
当年在我们村中，奶西安孩子的有四、五户人家，但回想起当年母亲奶玉芳，那可是一种缘分。
一九六四年四月，在关中农村，刚刚从“吃食堂”摆脱出来的群众，境况虽然有所好转，但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再加上农业社个别干部的贪心，母亲和父亲干到一年下来，不但不分红，还要短款，给农业社掏出钱来。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也无钱用，别人家的男人都拿着家里的织布和衣物，偷偷地到外地换取粮食。尽管生产大队的民兵每天从各路口拦截，但求生的人们总能想办法拿回点粮食。而从省政府下放回农村的父亲，满脑子都是什么政策呀、制度呀，总以为换粮是投机倒把，宁愿饿死也不愿去换粮，家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得我和姐姐皮包骨头。母亲生下小妹后，外婆勒令母亲将小妹送人，母亲只是无声的哭泣。
外婆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老人，由于自己女子多，在村中受尽了别人的欺辱。看到母亲哭，她数落到：“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穷的叮当响，一个臭女子有啥可惜的，要么掐死，要么送人。”
母亲从小对外婆的话都是绝对的服从，心里再难受，还是在四十天后将小妹送给了别人。
在农村，坐月子四十天的女人，还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外出，可母亲却与门中的大妈、三娘等一起去了西安。她们几个人走遍整个西安城的大街小巷，挨门挨户收购破棉絮。那时候，村里的女人们将收来的破旧棉絮弹上两遍，搓成捻子纺成线，再织成布，然后拿到外边去卖，或换成粮食。用破旧棉絮很难纺线，织成的布很不结实，但每尺五分钱的价格，买的人还真不少。
那一天，母亲一行五人收到破旧棉絮后，各人用粗布床单包好背在肩上，急急忙忙沿着解放路正往前走，就听到一阵婴儿沙哑的哭叫声。只见在五路公交车站的老槐树底下，有一位三十多岁、操着河南口音的男子正在哄小孩。看他那个头足有一米七八，体格消瘦，煞白而细长的脸显得下巴又尖又长，颧骨高耸。他那稍有外突的嘴不停地哼着：“乖乖，嗷嗷，乖乖，我娃乖乖。”
听到孩子的哭声，母亲的心一阵撕裂般的疼痛，摔下包袱，一个键步冲上前去，抢过孩子，将自己正在长流乳汁的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再也不哭了，只一个劲地吸吮着母亲的乳汁，不到一会儿就睡着了。
“大姐，谢谢您！”“不用谢，大兄弟，你怎么让孩子哭成这样，她妈呢？”“哎，别提了，孩子的母亲在工厂上班，无法带孩子，我又在河南郑州工作，帮不上忙。四个孩子中，老大是个儿子，但却有病，整天躺在床上要人看管，底下的两个丫头都找了奶妈，就她让我现在没有办法，真不知道哪里有奶妈可找。”这时，三娘灵机一动说：“二嫂，你不如把这孩子奶下，多少挣些钱补贴家用，你也就暂时不用这么辛苦了。”一听这话，那男子急忙抢先说到：“对，大姐您就收下她吧，我每月给您拾圆钱。”母亲有点犹豫说：“我刚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了人，怎好再要你的孩子。”“那有什么，你的奶水还不是每天被挤在地下，奶孩子挣点钱有什么不好。”三娘及其他同伴都着急地说。母亲有点心动了，说：“这样吧，两天后你抱着孩子到罗古村火车站下车，我在那接你。”“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男子抱着孩子向母亲鞠了三个躬，高高兴兴地走了。
就这样，玉芳成了我家的临时成员，母亲爱称其芳儿。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母每天去农业社上工下地，玉芳就由我和姐姐来照看。姐姐大我四岁，大玉芳六岁，母亲给起的名子叫茶茶，大家爱称茶娃，我的名子叫转转，意思是把生女孩的晦气叉开、转个向。六岁的姐姐一天到晚背着玉芳，拉着我四处玩耍，并教给我许多童谣。村里的人都笑我们是一只猫叼着两只老鼠。当玉芳哭闹的时候，我和姐姐就用口口儿哄她。姐姐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面对面拉着她的小手唱道：
老鸹、老鸹一豆儿，
张家盆里炒豆豆，
你一碗，我一碗，
把你憋死 我不管。
箩箩、面面，
娃去他舅家吃啥饭，
杀公鸡，擀长面，
一人吃了两碗半，
收拾个轱墩就砸案，
把案砸了个稀吧烂个稀吧烂。
线轮线，你当家，
我在南峁种红花，
一亩红花没种了，
听见南峁狗娃咬，
狗娃狗娃你咬谁，
咬咱张家你大伯，
大伯大伯干啥去？
给咱女儿说媒去，
女儿没长十七八，
脚底鞋不会拉，
明底鞋才学呀，
桶里舀地清清水，
瓮瓮瓦的白细面，
搀到搀到石头蛋，
擀到擀到布扇扇，
切一刀长细面，
看我女儿好狗蛋。
每当姐姐唱完这些口口儿，玉芳就止住了哭声，发出悦耳的咯咯笑声。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是玉芳的生日，她的父母都来到了我家，除了拿来几包饼干、水果糖和两大包玉芳能穿的衣服外，再也没有拿什么。我模糊地记得，玉芳的母亲是一个长相很平常的女人，一米五的个头，方形的脸上灰里透黄，齐耳的剪发和一身灰色的制服，给人一种朴素、勤劳、热情的纱厂女工形象，解除了我幼小心灵对大城市人特别是工人的神秘感。他们两人想抱抱玉芳，一个劲地用糖、饼干给玉芳吃，玉芳就是不答应，而且不要他们两人碰。后来，玉芳的父亲忽地从胳肢窝把玉芳提起来，从我家的地上提到炕上，可玉芳又打又闹，嘴里不停地喊着：“你不是我爸，你不是我爸，我不认识你们，我爸在院子里。”说着说着，用她那小手指在她父亲的脸上抠下一道深深的血印。这时，我的父亲正坐在院子里的一个树墩上抽烟。
我家的地方太小，一间半的厢房里建有大炕连锅灶，还放有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大衣柜，炕的一端空中还用木版悬架着两个大木箱，柜的旁边用砖撑着一个小案板，所有碗筷及瓶瓶罐罐都放在案板上，家里如果站上三个人就难以转身。
看到玉芳那样对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流着眼泪只好坐在我家的院子里，我的母亲也跟着流泪。这时，玉芳的母亲哽咽着声音说道：“大姐，我也看到了，你和大哥都是好人，就把玉芳送给你们吧，我们两人实在管不过来了。”
一听这话，我的母亲急了，拉着玉芳母亲的手说：“大妹子，不是我不要玉芳，我也是没有办法，世事艰难，日子不好过，要么我怎会把自己的女儿送人呢。”玉芳的母亲低下了头，没有再吭声。
那天下午，玉芳的父母就坐火车回西安去了，我的父亲抱着玉芳，把他们送到了罗古村火车站。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玉芳一天天的长大，可她的父母再也没有按月寄那拾圆钱的奶费。
转眼到了一九六五年秋天，劳动了大半年的父母，在农业社里没有分到多少粮食。母亲用仅有的麦面给玉芳蒸馍吃，我和姐姐则吃的是全用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为此，我曾多次感到很委屈，总觉得母亲太偏心。
九月，姐姐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每天领着我去上学，玉芳则由母亲领着上地。母亲每天用手帕抱上两个馍，将玉芳背到地头的大树下，然后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在那个时候，农村没有托儿所、幼儿园，会跑的孩子大都由父母带到地头玩耍。玉芳走路比较早，十一个月半就会走了。她每天随母亲上工，在地头与小伙伴们倒也玩得开心。饿了，有母亲带的馍；渴了，有浇地的水车，随便喝几口。天冷了，母亲无法带玉芳上地了，姐姐就辍学在家看护她，我们姊妹三个又在一起玩了。姐姐学习很好的，为了玉芳，段段续续上完了一年级。
有一天，玉芳发烧了，母亲赶忙背着她上大队医疗站。虽说花了不到两圆钱，但母亲将箱底的钱数来数去就只有玖角钱。母亲急了，去村中挨门挨户借，可一分钱都没有借到，只好欠着。母亲对父亲说：“再给玉芳的父母写信，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真的不要玉芳了。”
父亲一封接一封的写，一直写了十封都没有回音。母亲说：“算了，不写了，他们不回信，肯定有难处，还是咱自己想办法吧。”
当晚，母亲就去村中赊了十斤弹好的旧棉絮。虽说弹化机子加工了几遍，一些粉尘被吹掉了，但那旧棉絮还是很脏。平时，母亲白天上工，晚上就和同街住的几个邻里妇女们点着煤油灯，在家门前纺线，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互相比赛，线纺得又快又好，虽然累点，但还挺有乐趣的。天冷实在无法呆了，母亲晚上就在炕头纺，从先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母亲的纺车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棉絮上的尘土，在被套上积出厚厚的一层。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健康，母亲总是用旧床单将被子和我们的头罩起来。
入冻以后，农业社里基本上没什么活干，母亲日夜忙碌，辛辛苦苦织好了六丈花格子布，用面水浆后，在槌布石上用棒槌砸展准备去卖。
那天早上，天刚麻麻亮，母亲和邻居的大妈、村中的四婆、三姨几个人就起来了。她们都将那些布缝成背心样子穿在身上，怀抱着玉芳就上路了。
她们一行四人从罗古村车站挤上火车到甘谷、天水一带，翻山越岭，走村窜乡，三天时间才将六丈布卖完，按每尺五分钱算，总共才卖得三元钱。当年因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人卖什么都被看成是投机倒把，火车站附近有民兵抓，火车上有车警盯，市井上有市管会查。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她们在火车上小心谨慎；在村中浑身长眼，处处留神，生怕被盯上扭送到市管会里，钱物全被没收。
三元钱，这可是救命的钱，千万可不能被没收。母亲将钱塞进鞋底的夹层里，其他人有的塞进发髻里，有的塞进棉衣的棉絮里。
为了省钱，在那个下午，母亲几个人就从天水爬上了一趟回家的货车。货车的大门和窗户都敞开着，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吹着，随着火车速度的加快，是越发的寒冷，就象一把冰刃从头中穿过一样，虽有顶棚，也挡不住寒流的侵袭。母亲用自己的大花头巾把玉芳戴着绵帽子的头裹得严严实实，自己却用一块烂包袱把头包住，解开她那棉袄的大襟，将玉芳的两个小手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将玉芳紧紧地抱在怀里。为了能够暖和一点，母亲叫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她们几个都闭着双眼，天还未亮，就被拉到了罗古村火车站。
她们几个人几乎都冻僵了，车停了半天才慢慢地站起来。这时的玉芳睡得正香，母亲抱着她小心翼翼地下了火车。
下车后，她们都放轻脚步从东站口跑了出去。四周一片漆黑，那风吹得路边、地头的玉米秆发出哗哗的声响，她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回家的路，忽然，邻居的大妈说：“不好，有人。”她们几个一同钻进路边地头的玉米秆丛里，谁知道这些玉米秆是放在一个废井上，她们都掉了下去。这时，玉芳也被吓醒了，并哇哇地哭了起来。幸亏井里没水，也不算太深，大概有三米多深吧，只是让人虚惊了一场。邻居大妈虽然五十多岁了，是一位小脚老太婆，但很机警。她用自己的拐棍在井的四周摸了一圈，说：“不咋，井的半中腰有一棵树，我们可以用拐棍的手把挂在树上爬上去。茶娃她妈，你抱着娃，你先上。”上这么浅的井对三十多岁的母亲来说不在话下。只见母亲一手将玉芳抱紧，一手拿着大妈的拐棍往树上一挂，双脚往井壁上一蹬，呼的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把拐棍递下去，手里抱着玉芳跪在地上，将井下的几个人都拉了上来。原来是一场虚惊，什么也没有。几个人沾了一身的泥土，边走边弹地沿东去的大路回家了。
不觉春天又到了，怀有大弟的母亲，身子一天比一天不方便，再也不能出远门挣钱了，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实在没有办法，又催父亲给玉芳的父母写信。
玉芳的两岁生日刚过不久，她的父亲来了，走进我家门就给我的父母一再的道歉，“对不起，大哥，大姐，这一段时间家里出了点事，实在抽不开身，望你们俩谅解。”说着就将几个月以来欠我家的喂养费交给了我的母亲。母亲说：“大兄弟，没什么，谁家没有困难呢，你今天能来接玉芳，说明你还没有忘了孩子。”说着，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泣不成声。
原来，玉芳的父母为了使玉芳的父亲从河南调到西安，进行了一场假离婚。他们将四个孩子一分为二，法庭每人判给两个，再以照顾孩子为名，通过组织将玉芳的父亲调回到西安一个工厂里。虽然是假离婚，但一切手续和真离婚一样，玉芳的父亲从西安到河南来回跑，再加上调动工作，确实太忙，耽误了不少时间。
大约在下午四点钟，玉芳的父亲准备带玉芳回家。母亲这时真有点手足无措，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使她与玉芳实在难以割舍，但她又无法违背常理将玉芳留下，她想自己也没有什么，只有自己手工做的衣服、鞋袜，让孩子能多带尽量多带些。于是，她将玉芳的冬夏衣服、鞋袜包裹好，将自己给玉芳做的一双新花布鞋穿在玉芳脚上，用梳子给玉芳理顺头发，并扎了两个小辫，然后换上她亲手做的新衣服，强忍着眼泪说：“芳儿，一会儿跟你爸到火车站送送这位叔叔，你要好好听话。”
玉芳一直不肯认她的父亲，每次都将她的父亲叫叔叔。她听母亲说我的父亲要带她去火车站，高兴地又蹦又跳，“我能看火车了，我能看火车了。”跳着喊着跑到我和姐姐的跟前，说：“大姐、二姐，你两人也和我一起去看火车，好不好？”姐姐到底年龄比我大，知道玉芳这一走就再也见不上了，心里非常难过，没有吭声。而我却兴奋异常，和玉芳两人欢快地在院子里跑前跑后。
父亲抱着玉芳从我家后门走向西坡罗古村火车站的方向，玉芳的父亲背着玉芳的行李紧随其后，我和姐姐拉着玉芳的手跑了一会儿，就被父亲给吼住了。但姐姐很听话地哭着离开了，四岁多的我却悄悄跟在了他们的后面，一路小跑到火车站。
就在父亲刚出门的那一瞬间，我的母亲实在忍不住悲伤，座在炕上放声大哭。村中的同龄妇女都到我家来劝说，房子里拥了好多人，远远的听见大家七嘴八舌地劝道：“茶娃她妈，哭啥呢，人家娃总归是人家娃，有啥伤心的。”母亲完全不顾这些，一直不停地哭，边哭边念到：“芳儿呀，妈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的乖芳儿呀……”
再说父亲把玉芳父女送到火车站后，玉芳还是不要她的父亲，两只小手把我的父亲抱得紧紧的。火车到站后，我的父亲只好抱着她上车，等她的父亲坐好后火车快开的时候，才将她硬放在她父亲的怀里，一抽身就下了火车。父亲的脚刚着地，火车就开了，只见玉芳隔着火车窗玻璃不停地喊着、叫着，两只小手使劲地砸着玻璃。我的父亲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着、撵着，一直向玉芳招手，用最大的声音对着玉芳喊：“芳儿听话，芳儿听话。我娃听话……”
火车远去了，父亲望着火车消失的方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很久，平时轻易不流泪的他，眼圈也红了。两年多的父女情分就这样的消逝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眼望西坡看上半天，因为西坡是我们村中人去罗古村火车站的必经之路，母亲总希望有个人抱着她的玉芳从西坡上走下来。一个月以后，母亲实在忍不住相思之苦，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了趟玉芳家。
玉芳的家在西安城东门外那一排排的筒子楼里，正房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房子的前面用牛毛毡搭建的简易棚能增加十个平方米，而那棚破破烂烂，顶上和侧面遮挂着不同颜色的塑料布，就是农村一般人家的房子都比她家的强。母亲一下子傻眼了，她不相信这就是城里人住的房子。她在西安城里收棉絮时，见的可都是楼房，看到这样的住所还是第一次。
母亲推开了玉芳家的门，是玉芳的母亲在家里。看到母亲，她有点激动，说：“大姐，你来的真巧，玉芳正在出麻疹，几天高烧不退，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你来了，真是谢天谢地。”母亲走进门一看，只见前头棚子底下放着一张单人床，上边躺着玉芳那不到十岁的病哥哥，小伙子长得很白净，眼睛大大的倒与玉芳倒几分相象，只是太瘦了，简直是皮包骨头。房子里是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玉芳就躺在那张大床上。听见母亲与她的妈妈讲话声，闭着眼睛说：“妈，快，把馍用手帕包好，咱俩上地走。”母亲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很快伸出双手，将玉芳抱在怀里。“真是妈的好孩子，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忘记妈。”母亲有点哽咽地说。接着她问玉芳母亲道：“孩子到家后哭了没有？闹了没有？”玉芳的母亲回答道：“大姐，这孩子的脾气真硬，个性太强了，到家后整整闹了十天十夜，每次哭闹，我和她爸就抱出去，哄着说要找茶娃去，她就不哭了。”“亏得她还记得她的大姐，两年多来，她大姐一直把她背出背进，为了照看她，我那可怜的茶娃都没有把学上完。”母亲边说边用衣袖擦泪。
后来母亲有了大弟，就再也没有去过西安，可心里总还想着玉芳，每次走出家门，无意识地总要眼望西坡一会儿，一年，两年，三年，始终都未见玉芳再到我家来。
“妈——，转转——，”是姐姐的声音，她已经等不及了，从病房跑了出来。我说：“姐，你看咱妈硬把前头那个女的当成玉芳，站在这老看着不走。”姐姐深情地看了那个女的一眼，她确实也想见玉芳一面，毕竟玉芳在她的背上呆了两年。可为了劝母亲，她还是违心地说：“世上那有那么巧的事，快走吧，妈，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想她?就说那女的是玉芳，可人家是城里人，能认你这个乡下老太婆吗？你再别想了，走走走，我娃还等着打针呢。”说着硬将母亲往医院里拉。但母亲还是一走一回头，望着那个女的，不停地念叨着：“芳儿，芳儿，我的芳儿……”
写于二ΟΟ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