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战争逻辑是否已被打破？

克劳塞维茨的政治剧烈化的战争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争夺理论，保罗·肯尼迪的市场空间争夺理论，都被认为是经典的战争发生机理的一般性理论。但是，这些理论都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它们都试图找到战争发生的一般性解释和理论判据；其二是它们都试图将一场已经打起来的混战倒过来再演绎回去，然后，去追溯它们由平和状态发展到剧烈状态，所依托的动力学原理，并试着将这种战争发生的推动力，归纳到一两个基础性的源流中去。

这种由近代科学精神所支撑的，一以贯之的研究方法，窒息了发生学研究领域的客观而真切的有效研究。首先，能否找到正确的，关于战争发生的一般性理论与可重复的定义性判据，这种意图是否可行是大可怀疑的；其次，将战争理解为剧烈程度的奇异点，而忽略其实际事件所构成状态的复杂性与偶然性的分析模型也是值得怀疑的；最后，再是将这些纷繁复杂的不同状态，硬拼凑在一起，进行动力学归纳，并由此得出战争原因的一般性结论，更是牵强附会的。总之，人类迄今为止，关于驾驭自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基本技能当初就不够成熟，现在还已经过时。人类战争，特别是现代战争的历史表明，人类战争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力学原理。

我们以往关于发生战争的理论之所以显得陈旧而无用，概出于对它们的思索范围，被局限在了战争本身之上。而战争的源头——目标争夺往往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与线性。事实上，竞争无处不在，由此，风险处处酝酿，但战争却并不一定会发生。不能只用一个剧烈程度或偶发因素来搪塞战争形成理论，战争形成机制完全可能遵循另类的，我们所并不熟悉的规律。其实，二战后的欧洲之所以能够避免了战争，特别是在美苏巨大的核恐怖平衡下，能够避免战争实属不易。由此看来，并不能简单的将此结果归功于核恐怖平衡或是两大阵营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东西方两大阵营虽然枪炮对峙，但其经济利益上却并未出现敌对的状态。相反，它们之间的经济互惠与互补，利益的大致并行不悖与共存共荣，虽仍被掩盖在政军力量冷战的冰盖之下，但实际的互惠空间使政军对峙显得更加荒诞不经。冷战的东西方到头来也没能找到相互厮杀的充分必要理由，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真正以命相搏的理由，并且，经济利益的趋同性一直就在旁边吸引着东西方走向一体化与利益一致化。

回头望去，东西方的冷战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冲突，而是一场政治宣示与军事浪费，它们相互敌视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有权势。从这个意义上看，冷战并没酝酿战争，虽然它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场赌博与对准脑门扣扳机的恐怖游戏。冷战期间的东西方相互需求，才是它们之间真实关系的主轴，此间，东西方在各自追求大致不同的经济利益目标时不可能撞车。因为那时候的东西方之间的发展空间极大，在真实利益上的相互竞争的零和格局远远没有形成。

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更是东西方各自谋求发展的上升或启步期，此间的东西方界限已经模糊，各国自由行事，堪称现代世界史上的黄金时期。此时的战争酝酿也是不可能的。

二战以来，真正的大规模且全局性的战争酝酿期正是在现在。金融危机冲垮了西方社会事关利益安全的防波堤，它使西方丧失了优势经济能力与行动效率。现在的西方在过度贪婪之后，只好利用现有的政军实力地位以及金融、媒体、情报与技术等软实力作掩护，以掩护全球力量的战略性大撤退。

西方在此更是虚张声势，在退却时反而伸出手来，给非西方国家制造麻烦与混乱。中东是这样，苏东更是这样；东海是这样，南海更是这样。对于美国来说，西禁伊朗于波斯湾以內，东禁中国于东海及南海以内，以为这样就能堵住口子，然后，西方在囚禁了中国与伊朗的情况之下，而俄罗斯根本就不足为虑。这种局面说明美欧与东方大国之间出现了敌对性的对峙状态，其根源是西方经济的式微已经危及到了它们的根本利益，所以，虚弱后的西方只好以攻为守。

西方的这种自保战略是出于自我救赎式的战略转型，但它以禁锢东方大国为目标的举动反而引发了东西方新的对峙。中国加强东海与南海的竞争态势，并再海军建设上采取下饺子战略，以迎头赶上中美海上力量差距。东西方的这一对峙是导源于东西方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此消彼长并由此展开相互算计与防范，因此，今天的世界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并充满了危机四伏的变数。倘若中美还不能在经济利益上协调起来，不能在贸易规则上相互容纳而不是相互排斥与挤压，不能在地缘格局上相安无事，则走向战争的脚步就会愈加急促。而这些正是美国战略之误，正是它们正在逼迫中国走上一条战略对抗的道路。

简单的争夺逻辑致使国际战争的发生，人类的这种无脑举动是否已经不再重复？看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抵近挤压的战略来压制中俄的美国既定战略是不会给人类带来福音的。

老夏

2014.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