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大便的故事
2. 小便的故事
3. 狐狸狐狸几点钟
4. 兄弟开荒
（1）两兄弟
（2）三兄弟
（3）四兄弟
5. 我们的初恋痛得满地打滚
（1）“黎妹”
（2）“那是鸟啊”
（3）“四十九天’
(4) “加岗“
6. 评论：“知青40年”的纪念层次应在反思上
（作者钮海津系资深传媒职业经理人，这组系列文稿是根据钮海津过往发表在中文报刊上的文章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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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1）
大便的故事
口 钮海津
初来乍到，这里果然是要以蓝天作帐大地作床了。
在团部时，几百名“知识青年”有序地在点名声中爬上开往各连队的卡车，最后剩下我们这堆不知所措的同学。领队的一位穿军装的大叔举着一本册子高声地点了我们六十多名知青的大名，叫到一堆后便宣布我们这一拨是最光荣的团体，将立即上那几辆卡车开赴新点——建立第十七连。
新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连背包铁桶也无处搁存。我们有些沮丧，心里直想要是分去老点就好了。老点再不怎么样也有房子住。可表面上是要振作的，表示对露宿风餐的军垦生活很乐意，很幸福。
我们被立即命令用砍刀杀出一片空地以安居全连的第一批人。边挥刀，边聆听领队的那位大叔舞着一张蓝图对着山坡山沟喊给我们听：“嗨!那是连部，方形大屋。嗨！那是男的宿舍’，四长栋。嗨!那是妇女宿舍，也是四栋。嗨!那是伙房，最大栋的，礼堂也在一块。嗨!那是茅房，搭在池塘上，池塘放养越南鱼，这样每个月我们就都能吃到鱼啦。”
“嗨!”一个男生打断他的话：“大叔，什么是茅房?”
“嗨!什么是茅房?”我们跟着起哄。
“茅房就是大小便的地方!”大叔对我们明知故问很生气。
他，就是我们从此十年里称之为连长大叔的人。此叔川兵，跨过鸭绿江，守过上甘岭。
空地在山坡上劈出来了，耘平地面，铺上床板，支架蚊帐，中间用草呀棍呀什么的隔开，就把“男的”和“妇女”的界线明显地划出来了。女生们特反感称她们为“妇女”，男生们却特乐意这个新鲜词儿，于是“你们妇女”与“你们才妇女”的声音此起彼落地打来打去，很好笑很好笑。
晚饭在山坡驻地旁瓜分。每人一大海碗米饭，一团肥肉，一条茄子，我们吃不完的。站在两个石头支起的大铁锅旁的饮班大叔却仍在吆喝：“加饭的来罗!加肉的来罗!加菜的来罗!”
连长大叔对上山第一餐的“供给”(军队用语)很满意，把手背在腰后围着锅头笑嘻嘻地转着。炊班大叔喊得更欢了。
撑饱了，问题也就来了。有同学举手：“连长大便!”我们轰地笑开。
“去吧，去吧。”连长大叔很和气的，指着山上山下。
我们满山遍野地跑开。
天将黑，我们凑回一块儿，谈着各自的情况。有同学说刚扒下裤子，竟然发现一条青绿色的蛇正盘在地上。有同学说才蹲下不到一会儿就有十几只拇指头大的蚂蚁爬上臀部。有同学说在沟边的黎猪专吃大便，你站起来它让开，你蹲下它就来拱你屁股。
黎猪，就是黎族人养的野山猪，已经驯化了的。
“妇女”那边大概也在谈论这事，小声说大声笑。
乘着夜幕还未完全侵入,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山沟下的池塘望去，用自己的想象去描画连长大叔蓝图上的那座茅房。
深夜，暴风雨袭来。我们的蚊帐被风掀翻，赶紧收起蚊帐改用塑料布裹着全身睡下。大雨在我们身上打得叭啦叭啦的响，床板下淌着山坡上流下来的泥浆，夹着恶恶的臭味。不是山草的朽腐，而是人粪。有同学在塑料布里面骂了：“王八蛋的在山坡上拉屎!”无人应骂。大伙儿尽量心平气和地留着底气，以便身体的呼吸系统缓缓地出轻轻地入。这时候最要紧的是别让臭味吞入肚中，一夜还长着呢。
憋了很久，于暗地里雨水中听到连长大叔长吐一口气：“从今起你们可晓得怎样解大手了。”
这是1969年3月24日。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利用地形地物解大手。
两个月的紧张施工，我们终于搭起四栋茅屋，住人的。
“为尽快解决连队周围到处都是‘地雷’的不卫生状况，今天开始在池塘上搭一座大型茅房!”连长大叔站在树墩上宣布。他拿出一幅大图纸示意给他的战士们看。这是我昨天晚上根据他的授意用毛笔画出来的俯视平面图：一条5米长的木板桥从地上延伸到池塘中央，塘中八根柱子支起一座茅棚板房，有十六个蹲位。板房一分为二，左为“男的”茅房，右为“妇女”茅房。
“懂了吧?开工!”连长大叔一挥手，兵分四路出击。一路砍横条，一路割茅草，一路拉板皮，一路打木桩。
两天下来，茅房竣工。
在城里大便，我们习惯于独藏一个狭间，蹲下去后不被人见底也不见别人的底。这下可好，蹲到这个茅房里。一溜八个敞开门户的蹲位，你既被同厕们大饱眼福，他们也向你暴露无遗。这还不算，那屎一出肛，景象就万千了，或动如脱兔，或优柔寡断，或瓜熟蒂落，或藕断丝连，笑得后头蹲着的人直啊啊!
晚上入帐后，无聊的我们便民主讨论，共同选举重炮手冠军。重炮级级等之分，乃大粪落入水中的卜咚声。声大，级亦大，茅房地板距池塘水面的垂直距离为三米二，那东西掉下去搅翻一池太平，自然就刺激了我们的大脑，引发评论贬褒。
不久，我们遭到“妇女”们的强烈抗议，因为评选重炮手冠军的活动扩大至她们。有几个男生能清楚地评判女生们入厕后的水声量级，并将她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让深夜时的男宿舍爆发一次又一次的笑声掌声。害得女生们不敢在有男生的时候入厕。而几个恶作剧的男生则专门在晚饭后跑到茅厕的木板桥上荡脚唱歌，恭候各位“妇女”。又害得女生们紧张兮兮的，向连长大叔告了几次状。开心得我们奔走相告。
后来，池塘里的越南鱼长大了，它们翻着巴掌大的肚皮在茅房下焦急地等我们掉东西。一旦有东西掉下去，它们就争先恐后地抢到嘴里吞入肚中。有同学惊呼：“鱼吃大便的吗?鱼吃大便的吗?”犹如地球末日。
连长大叔闻讯后带着几位班长大叔匆匆赶到池塘边上，拍着腿喊道：“好!拉多点!拉多点!拉多点鱼就肥了!”
打这以后，上茅房如厕是件很解乏的事。我们常比着看谁底下的鱼群多，看鱼王游到谁的底下，惊呼声闻不绝耳。往往，一个方便可待上半个多小时，直蹲到你起身时才知脚丫子卑已麻木了。然后是哈笑回府，细说刚才。
原以为吃屎长大的鱼是不能食的，更以为吃屎长大的鱼是不卫生的。但饿了大半年的我们，端着从伙房打出来的那盘清蒸越南鱼，那香味捅得你直叫亲娘。结果当然是一吞为快，嘴念好吃好吃!
坏蛋男生出来了，敲着空碟子乱喊：“没有鱼了，快拉哟!”我们应和着。
“妇女”那边扔过来几粒石子，“男的”这片拥出“哗”声。每月一顿改善生活的加餐会圆满结束。
咱们生产建设兵团的伙食，每顿有半斤米饭，这是保证的，只是缺油，缺肉。那时干的是开荒、挖穴的苦力活，且野外作业时间长，烈日之下消耗甚重，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很馋肉。鱼，是我们进肉食的重要一员。于是，连长大叔在全连大会上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把肚子那东西留到下工后回连队的池塘茅房去放。各班的班长大叔则层层落实，人人在班会上表决心，发誓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尽力克服，为连队的鱼产量增加从而对海南岛的开发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确实尽力而为了。虽不敢说百分之百，但起码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能做到有那东西就憋到下工后回连队的池塘茅房解放。每每，当我们行进在下工路上时，连长大叔总是向那些夹紧两腿快步疾走的战士投以赞许的目光。这种目光对当时的我们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夜，连长大叔拿着一个木牌子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上面写上“欢迎黎胞用厕”六个红字，我欣然命笔。我们连队经常有许多黎族原住民过往，甚至逐屋逐门推销木瓜芒果什么的，人数很可观。我们打着手电筒到茅房的木板桥边上立起牌子。来如厕的四个“妇女”惊诧地问：“黎胞会认字的么?”
第二天，连长大叔只好站到池塘边，对过往的黎胞大声问好，然后用手指向茅房，不时做出下蹲的动作，鼓励他们进去。
也真管用，胆大些的黎胞先是站到木板桥上向茅房里头仔细瞻仰，尔后小心地走进去。当那东西咚地一声落水并引来百鱼争食，周围看热闹的黎胞才恍然大悟，纷纷宽衣解带一试新鲜。
黎胞们来往一多，我们就对关于黎人“落降头”的事情关心了。二班长大叔是1950年渡海先锋营的“大军”，在我们连队拥有海南通的称号。现在，他的床上坐满了好奇的我们，听他咋呼很上瘾。但那时期不许讲革命英雄以外的故事，他总是讲了一个风俗故事以后就摇着手说“不讲了不讲了”又讲一个，“不讲了不讲了”又讲一个。但凡谈神说鬼，他总要打开窗子，大张门户，把豆大的油灯挪到他的矮凳下，把自己的五官映个怪样，形成屋内阴森屋外随时可入鬼的氛围。我们则越听越抖，原本很宽松的圈子全挤到二班长大叔的罗圈腿下了。二班长大叔总会在这个时候得意地吹响口哨，把头仰向屋顶偷笑。
黎人“落降头”，说的是一些有祖传秘方的黎人躲开群众，独自到远山深沟里栽种药草，待药草成熟后即就地晒干、研磨，配制成可令人发呆、致病、毒死、黑尸的数种“落降头”的药种，再配上时间巫语，即可隐在指甲里择机弹发，让中毒者在什么时候死就能在什么时候死，要怎么样的死法就能怎么样的死法。二班长大叔说，解放前有一落难大陆男工漂泊到一个黎寨，被黎头招为女婿。12年后，这个男工与黎头的女儿生养了三子一女。解放后，大陆来信，云结发妻与子皆盼他归。女婿向黎头请教如何处理此事。黎头准其一年时间返乡会亲，但让“箭埋”（会落降头的人）在女婿身上上弹入毒粉，令其在第365天的正午返回黎寨。女婿回乡后满一年不思归，以为“箭埋”的巫术不过是哄人的迷信事，谁知身内的毒粉果然奏效，女婿于离开黎寨的第365天的中午12时正暴尸街头，恶臭三乡。
我们问二班长大叔，连队旁边的那个黎寨有“箭埋”吗?二班长大叔把头歪向天空，作思索状。俄顷，“有的”，他说，“那个每天来我们连队拾牛粪的黎佬就是‘箭埋’”。
那个黎佬我们常见，长长的脸，刀刻的眼，沉默且严厉，只看地上，不顾周围。据说原是这一带的恶霸黎头。一溜凉气从我们的喉管里冒出，原来“箭埋”就在我们身边!要提防呢，我们用眼神相互提醒。
春日里的一个改善生活日，我们大鱼大肉的那餐后，照例兴高采烈地去上茅房。有几个男生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哦，八个厕位有十几个人抢噢!” 应和者喊；“走先有走慢无罗!”我们恐后争先地跑向池塘茅房。当我们像当年十八勇士抢夺大渡桥般地杀到茅房时，我们滞塞在茅房门框中，吓呆了——那个，每天来我们连队拾牛粪的黎佬，那个，会落降头的“箭埋” ，正蹲在茅厕当中!我们的羊羔似的眼珠与他的豺狼似的眼珠对视着，对视着。
终于，呆在“箭埋”底下那条硕大无比的东西脱落入水，“咚”地一声炸响一池肃静。我们这时才晓得转身逃命，慌忙中还有人掉落在池塘里，惊笑声从“妇女”那厢传过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开怀娱乐的一部分，都与池塘上的茅房系于一体。在那里发生了许多能使我们暂且忘记父母、思念故城的趣事，能使我们暂且淡薄苦痛、向往上调的心事。它让我们消磨了很多精力四射的夜晚。好一个茅房，好一个池塘。
我考上大学那年，全体“男的”在醉酒后把我拉向池塘边，推着我踏上了木板桥，要我独自如厕。不知是紧张，抑或是激动，肚子里毫无反映。外面黑压压的一片人．毫无声息地静坐在草地上，等着我发挥。池塘默默地躺在月光下。
……
“咚!”总算不负众望。鱼儿们欢快地跃起抢食，巴达巴达地翻起一片粼光。“男的”们大声喝采。有一声“好！”越出众人的吆喝，带着隆隆川辣味，是连长大叔蹦出口的。
我提起裤子，系紧腰带，准备向大学开拔。眼里，含着泪。
原刊于《希望》杂志 责任编辑：张梅
收录于《爱的世界丛书<凡路同行——夫妻对话备忘录>》
责任编辑：徐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数：1－15000
（川）新登字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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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2）
小便的故事
口 钮海津
在海南岛西线采访奔忙了一天，某县官员在招待所餐厅为我们一行设宴洗尘。在吊扇和座扇的围吹之下，我们手捧着本地产的汽水频频干杯。
看着黄澄澄的汽水，一件往事摄入脑际，令我的心颤抖。
我向县长请求：“我曾经在贵县一个农场当过知青，能否让我中途退席即去旧地重游?”县长指着窗外三辆停放着的汽车：“你坐哪辆去?”我选择了那辆越野吉普车。
当一排排高达十来米的橡胶树迎着我们展露笑容时，司机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拉开抽斗，指着里面几瓶黄橙橙的汽水。‘‘首长，请您尝尝本地产的。” 我看看正在认真驾车的这位青年司机，绝对一副北方仔的模样，看来是个北方的退伍兵。吸着汽水，我便滔滔地对小司机讲起“古”来了——
你可能不知道吧，七十年代初期，是一个什么都得凭票购物的时期。那年头儿收工回来，至关重要的是得先喝上一大碗糖水，否则是经不起海南岛的烈日煎炸的。
那年头儿的砂糖稀贵如金，凭票买回来的也只是半斤几两牛尿糖，一种粘粘糊糊的红砂糖，里边还参合着沙粒。即使如此，丁点儿东西也须深藏，一日一钱地往肚子里补进，以度三个月的供给期。
那年头儿一切都得简单至高度军事化，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一个背包就是全部家当，家私是万万不能侈想的。那么，砂糖藏到哪儿呢，藏在床底的鞋架上。那是个人私产的最深处，尽管一进茅屋就能“瞄”到这个部位。
那年头儿的红糖水，功能甚多，补中益气，健脾开胃，清心除烦，解暑利尿，既能提高革命本钱的免疫抗病能力，吏能增强革命体魄的保健功效。第二次开山种胶大会战时，“铁路仔”（那时我们爱给同学起外号）昏倒在山顶上，我们把他背下山后，是“忠字舞”献出两匙红糖，“铁路仔”喝下红糖水后苏醒了，并跟着我们重新上山挖穴，一起干至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下山。这事被战地宣传员、团部广播站、师部大会战报道组、兵团战士报渲染得有色有声，上联捍卫革命路线志坚如石，下联阶级感情情深似海。只因我是组织抢救“铁路仔”的班长，又是亲自用手“激动地、颤抖地接过红糖水并喂进铁路仔嘴里的人，所以也就风流了好一阵子。
红糖水伟大，伟大在它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它在特定的年代里居然代替了当今的电视机和组合音响。十连二排三班的“样板戏”，只因她有一位表叔公在副食品公司当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每月能向某师长供应两三斤红砂糖，因而她得以离开深山沟里的连队，到师部食堂里当了火猫,火猫是咱们兵团的话，饮事员的外号。红糖水，我们抗暑解渴的宝贝水，我们生病负伤时的滋补药，成为我们讨好他人的牵引线，我们巴结领导的进贡品，我们暗送秋波的系情物。
我们热爱红砂糖，可惜供给量太少太少、天涯海角的太阳却太辣太辣。我们班外号叫“牛奶会有的”闪动着她那美丽的眼睫毛，双掌合拾，以心腑肺言告诉全班男女：“我要是每天能喝三碗糖水，我就不回广州!”我们装着很认真地点头应合着，很认真地!
耐不住酷热，耐不住一天十几小时的重体力劳作，同时也希望有些滋补身体的东西往空肚子里填，于是想到了有糖份的一种水。我积了五元钱交给一位到县城办事的卜友，请他买一箱汽水回来。卜友，就是农友。卜字何来，当时的解释甚多，’记得我们曾用两个晚上聚集在茅屋前的木垛上争论至吵架，结果谁也未能对“卜”字作出权威性的定义。总之，卜友是很亲切的行内称呼，有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双向意愿时才称卜友的。因此那位卜友一头挑着广州各位家长邮来的包裹，一头挑着我托买的那箱汽水和豆沙包子，嗨唷嗨唷地爬了几十里山路，在大连队的入口处受到了百来号兵团战士的夹道欢迎。
我们班居住的茅屋里涌进了多少人，我忘了，只记得十三张床上坐满了高呼口号的恶作剧的卜友们，“乌拉”的激昂口号卷着欢乐的笑声此起彼落，几乎要把茅棚冲爆。那年头儿，私人食物是要共产的。我拿出黄橙橙的汽水来，一个班分两瓶，由班里最具威信的人指挥本班将士轮流品尝。当下，群魔乱饮之势如风如沙。
昏天旋地之后，便是一场咿咿呀呀的赞美，既赞美宝岛牌汽水够气够味，亦赞美我发扬了共产主义精神。那当然，五元钱已是我的月工资的了。我在一片抢喝汽水的狂欢中得意忘形，第二天傍晚收工回来后又领导起第二次浪潮。当夜，有几位卜友打着手电在床铺上笑着写起了日记，记下这顿好玩的丰宴感受。那年头儿时兴写日记。
我有意存下两瓶汽水，藏进床下的鞋架上。我早有安排了，一瓶嘛，留着生病的时候补身子，另一瓶嘛，留着年底时请探亲假用。连长有此圣物，就能越过排名准我的假。排队探亲，一是连队的生产不能放走过多的劳力，二是大伙儿都想挤在年底年初回家探亲。能越过排名获准探亲，男战士只有进贡这着最高。
一天，披着月光踏着热土从麻疯山归来的我，砍刀往门后一扔，即在黑暗中熟练地摸到藏好的火柴(这火柴不藏不行，卜友们抽烟时都是用别人的火柴，因为火柴要凭票购买)。我急于点着煤油灯，想掏一小勺红糖冲碗甜水解乏。糟!宝贝堆让人翻过。定睛一看，哟！我的汽水只剩下半瓶!
我压着火，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卜友们。“常造反”坐在地上倚门喘息，“铁路仔”抢起饭碗东摇西晃地奔食堂去了，“最革命”打着手电吞读家书，“红到底”正在喝着洗澡桶里的生水，全班卜友没有一个有作贼心虚的样子。我回想，今天上工时并无谁中途离开过麻疯山，不可能是本班的卜友偷喝了我的宝贝水。
是谁呢?我查出来一定狠狠地讽刺打击他一番!
看着我无味地嚼着饭，“刘党员”和“长腰王”关心地问我：“班长，_哪儿不舒服？”我把汽水少了一瓶半的事告诉了他俩。“刘党员”平时不多话，遇事却能料准。他把自己见到的和未见到的描述了出来：连长家的四大金刚这两天可馋死了。这四个小家伙仰着脑袋看我们抢喝汽水，口张得大大的，巴不得我们能从嘴里漏出一滴下来。你没看到老大那一脸肌肉，这么一抽一抽的！你以为你把两瓶汽水藏到床底鞋架上就安全啦?鬼!四大金刚比你还精灵一百倍呢，他们能留下半瓶给你，你已经可以偷笑了。不过，我敢打赌，今晚他们兄弟四人挤在床上在吃后悔药，后悔没有把剩下的半瓶汽水全干了。
他妈的!我骂了一句从来不准本班卜友们说的脏话。
忿忿地看着那两支汽水瓶，热血在左右脑里窜换着。突地，我想来个恶作剧……
“长腰王”居然接收到我的脑电波!他眼睛一亮，容光焕发，站起来就往裤衩里掏。干恶作剧的事他有天生的本领。刘党员端起瓶子，用瓶口对准他：“瞄准点!你要是尿到我手上我就往你脸上擦。”长腰王笑咪咪地不语，他以准确的、有力地一股被太阳熬黄的尿射入了瓶中。瓶将满时，他收得利索。刘党员接过我递过去的一勺红糖加入到瓶内，满意地把瓶盖压上，说：“好样的，够他们喝一壶的啦。”
次日一整天，我们三人在山上度日如年，心思全在远离工地的茅屋里，想着四大金刚是怎样把尿汽水喝进肚子里去的。“刘党员”边砍荆棘，边描述着他的推断：老二先到窗口探头探脑，发现没有人泡病号，高兴地朝躲在木垛后的兄弟们做了一个鬼笑，老大拉着老四一同奔来，老三追不上，在后头摔了个大马扒，老大转过头来低声喝咤老三，当他仨前扑后继地挤进茅屋，老二早已坐在地上仰头灌开了。老大连骂带捶，抢出一瓶满的，嘴一歪牙一斜，瓶盖还未掉到地上，便急美美地吸了两口。老三老四呀呀乱叫，这下可吓坏了老大老二：“别出声!揍你个老玉米!”然后嘛，老大给老四喂一口自己来两口，老二给老三喝两口自己灌三口。两瓶尿汽水就这样喝完了(我和“长腰王”倒在地上)。别笑，我还没讲完呢。空瓶子咋办?老二把它们塞到“长腰王”的席子底下，谁不知道你“长腰王”又懒又馋。
晚上八点半，我们好不容易才磨到下山号吹响，于是争先恐后地往山下滑去。赶回茅屋，神了。“刘党员”不幸言中!
“我革他们的命!”长腰王吆喝起来。我们看到他从席子底下抽出两个空汽水瓶。
十几年了，我们三人一直相约保守着这个秘密，我们不忍心让正值青春年华的四大金刚知道自己曾经喝过知识青年制作的尿汽水，而且是被太阳煎熬过的骚尿汽水。
我讲了这么多，小司机没笑过一声。
越野吉普车开进了我们连队，除了盏盏灯光，我还一时看不清建筑群体的模样。连队似变未变。车缓缓停下，司机合掌点烟，然后慢慢地对着前方喷出一串烟圈，轻轻地一句：“你讲的那个连长就住在对面那间平房。"“你怎么知道?""他是俺爹。”糟，搭错车!
原刊于《希望》杂志 责任编辑：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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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数：1－15000
（川）新登字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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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3）
狐狸狐狸几点钟
口 钮海津
有长者云，当一个人步入青年阶段后感到事事不尽如意时，他就会频频回首童年时的欢愉。
忆往昔，几十万名城市学生被六艘红卫号海轮轮番运到海南岛，分散到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师、团、营、连，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烧山运动。两年后，我们完全感觉到自己的劳动是在白费劲，却又要装成大气鼎然的样子在工地上出大力流大汗；明知上山下乡是劳民伤财的运动，又要竭力表现自己对这个运动全心拥护全意虔诚。更受不了的是接二连三的揪人斗人的政治大会战，搞得知青人人自危、相互揭底、自相残杀。
我们在体力上很累很累，在精神上很疲很疲。于是憎恨起自己的成长，于是厌恶起所处的环境，于是怀念起无邪的童年，于是集伙玩起了幼儿游戏。在晚上，没有电灯的茅屋外面。
最早玩的一个游戏是我召集主持的，叫做《半夜鸡叫》。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晚上，卜友们三五成群拱上连队附近的那个小山坡上，在我们称之为“望母岭”的草地里例行地倾长诉短，思市思亲。“许大马棒”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长吁不能以吐发，短叹不得以解忧，就不由自主地怪叫了一声——像公鸡打鸣。众笑。我突有想法，兴奋地跳起来：“卜友们，玩《半夜鸡叫》的游戏好不好?!”一呼百应。由是立即揪出了周扒皮、地主婆及十数名狗腿子，当然也就组成了以高玉宝为首的一大群男工女佣。玩得很开心，尤其是集体学公鸡打鸣和集体痛打周扒皮那两段，笑到肚子都疼了。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大大的，圆圆的，黄黄的。当薄云穿越它的时候，宛如一缕蝉绢在飘拂一座金黄色的宫殿，给人以一种神秘而又广袤的幻影，它向我们默示：那怕你有多少心思也充填不满这个太空，那怕你有多少肺言也传递不及这个宇宙。然而，心灵的创伤和情操的绝望偏偏令我们朝黑洞陷去，在又大又圆又黄的玄月下扭转自己的年轮，跑啊跑啊，追啊追啊，在忘年之中爆发歇斯底里，呕吐童顽少志，如同王羲之的词“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那样，使尽自己的底气。有人哭了。众人先是愣住，然后静静地站着，像是向哭者默哀。其声凄戾断肠，其情惨切酸辛，传染起周围几位同性跟着哭了。她们哭泣无忧无虑的童年，哭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尽情地发泄着。良久，有人不堪目睹此情此景，遂倡议玩《兔子和狼》的游戏，她们才转涕为笑。
玩疯了，众人拥出我学婴儿哭，下山，爬到连长家的窗口下。那阵子，副连长夫人刚生下一朵金花，这可把已拥有五虎上将的副连长高兴死了。他对这朵小金花关怀备至、呵护万分，只要隔壁传来女儿的啼声，他就会立即从床上跳下来，跑到丈母娘不给他夜里进入的邻间的窗外，连连发问：“红红她妈，昨了?”
我匍匐到副连长家的窗口下，开始引颈，起调：由低至高，曲喘至吼，由急至厉地孩啼起来……
副连长只穿着一条大底从房门跳将出来，扑到那间夜里不给他进入的房门外，大声地用鄂语叫唤他的堂客和女崽。伏在我后面二十个男女知青们雀跃而起，不知好歹地举起双手欢嚷。副连长脑袋一缩，提着裤子，狈也似地窜回房门。有人奋臂高呼——乌拉(俄语万岁)!．顿时群情亢奋，一唱百和，其情难以言表焉。
每天晚上，一出接一出又笑又哭的游戏在星空下发生。不管缺谁，只要有十几个知青先到，都能玩开，把幼时所有的集体游戏搬了回来。而在此之前，各城市的知青是执意分山头的，广州市的和汕头市的合不来，潮州市的和海口市湛江市的打起来，江城镇的和佛山市的联合起来抗击韶关市的。现在好了，大家通过扮演保长壮丁老鹰小鸡灰狼花鹿黑猫田鼠熊外婆虎哥哥什么的，歧视消除了，感情贴近了，像幼时玩《找朋友》游戏那样手拉手、情牵情。童贞的凝聚力真粘!
该说说游戏中的积极分子了。
潮州李，高高大大的，像一匹大洋马,劳动中特卖力气。他刚到连队时，看到我们早来半年的知青被揪被斗，担心自己也如斯，就很遵守“早请示晚汇报”的纪律，每早从床上一坐起来就赶紧立到领袖像前，五音不全地高歌数曲，然后用很浓的潮州腔普通话大声朗读数条领袖语录。语气中表示自己要在新的一天里依然斗志昂扬的改天换地。晚上呢，大家早已钻进蚊帐打鼾，他却故意在这个时候做“晚汇报”，先歌后语，十条八条，声如洪钟。他是达到突出自己的目的了，可大家躺在床上十分恼火，然而却不能对他的表忠言行有任何指贬。
潮州李“晚汇报”或“早请示”时，我就默默地学他的潮州腔普通话，第二天在工地上的读领袖语录时间里，我就一本正经地用他的潮州声腔读语录给伙伴们鼓劲，这样往往能笑倒一片人。潮州李微笑地看着趴在地上捧肚大笑的伙伴们，开心地用手指下这个指下那个。
命运也怪捉弄人的，潮州李越怕挨斗就偏偏揪斗他了。团政治处一位干事下连蹲点，发现一个反革命分子居然天亮天黑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苏修”。苏修者，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也。
潮州李被戴上“打着高唱革命歌曲的旗号唱反革命歌曲”帽子，游斗了两三个月才被摘帽，对他实行“考察半年以观后效”的革命措施。至此，潮州李不再做“早请示”和“晚汇报”了，常找我私下学说标准普通话，努力将“舵手”二字不误念“苏修”。可惜他喝了过多的家乡水，不可教也。
当然，像他有这样际遇的人，就很热衷于玩幼儿游戏，特别特别爱玩《狐狸狐狸几点钟》。
幼儿园的游戏有好多，我最爱玩的也是《狐狸狐狸几点钟》。记得吗，这个五十年代最流行的幼儿集体游戏是这样玩的：推出一位小朋友做狐狸，其他的小朋友全做小兔子。狐狸在走廊尽头的墙上背向兔子们。兔子们在起始线上齐声问：“狐狸狐狸几点钟?”狐狸狡猾地答：“一点钟!”——引诱兔子们接近狐狸。兔子们问一句就向前走一步，只要狐狸不讲“十二点钟” ，兔子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不断接近狐狸栖伏的墙跟，进而一跃扶墙，成为胜利的兔子。而狐狸在不断以三点钟，七点钟、十点钟等钟点答应声中引诱兔子接近自己后，突然呼出“十二点钟”这个终止信号，即可转身去扑抓逃得慢的一只兔子。这只被逮住的兔子就轮到当狐狸了。
大伙儿特别喜欢潮州李当狐狸，尽管他多次逮到替身，但还是被我们拥为终身狐狸。这除了因为他灵巧认真和反扑快捷而能调动场面紧张逼真之外，主要还是他那一口潮州腔普通话逗人发笑。潮州腔普通话最有代表性之处是讲那个“点”字，扮演狐狸的潮州李大声报时所说的“点”和扮演小兔子的我们大声问时所说的“点”，均为标准的潮州腔普通话，此乃这出游戏的乐趣所在。每每，游戏已过数天，人们仍在对那个“点”字朗朗上口：“狐狸狐狸几点钟?(众人问)”“两点钟”(众人答)——在劳动、在学习、在小溪泡猪等等场合。继而发展到推而广之，把平时生活用语中凡带“点”字的句子也玩上，譬如“五分钱才一点点面片” 啦，“你点点头我就知道” 啦，“现在开始拍照，中间那位坐直点，右边那位靠近点，左边那位分开点” 啦……潮州李的“家乡什烩”给我们枯闷的生活带来了活跃的气息。
不过，《狐狸狐狸几点钟》这个游戏并非全在小山坡上进行，有时候也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玩起来。
记得那是第十号台风即将从海南岛正面登陆的日子。我连接到预报后，由连长亲自率领全连指战员对舍居逐间逐间施以加固工程；入夜，台风从海岸那边袭向连队驻地，像鬼叫似地来回突窜。狂风掀起茅盖，恶雨横扫泥墙，十多间茅屋被摧毁。全体女知青集中到最大的茅屋礼堂，那里在建屋时就选用了上料；还算坚固，并且还有连、排干部们护卫。我们男知青，全部集中在背风处的那栋长形茅屋，最大的官就是我们七八个知青担任的各班班长了，因此热闹罗。有人坐在背包上面假装抹眼大嚎，有人靠在别人肩上高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有人步着歌词扎马表演英雄亮相。
到后来，茅屋随着外面不断加级的风力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就像一间会变形的屋子。我们百来号人在这六十平方米的茅屋里一会儿运动到东头，一会儿运动到西头。几十根房梁随时有塌下来的可能，如果遭此厄运，我们不被分尸也得变型。要命！
屋内气氛紧张，早已没人喧哗了。除了风声，还是风声。一个潮州腔的普通话打破了沉闷：“我来当狐狸吧?”大伙儿先是一愣，接着齐声“乌啦”，为寻到驱赶惧怕心理的游戏而拍打起背包。由百来号人参与的《狐狸狐狸几钟》在危哉险哉的茅屋里玩开了。这也许是一项世界纪录，无论是人数还是环境。
凌晨五点钟左右，我们听到马达声响。一辆吉普车七歪八拐地在我们连队乱窜，车里有人大声在喊：“十七连的指导员连长在哪里?有紧急任务传达?”我们伏在门窗上往外看，纷纷猜测“紧急任务”的内容。不一会，连队的文书“苏格拉底”(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中的一人名)吹响了紧急集合、轻装离队的哨声。我们几个班长大声吆喝着本班战士，忽拉拉地集中在飞砂走石、风雨交加的晒场上。连长示意大家蹲下，这样可以避免狂风把人拽倒。指导员弯着腰合着双掌向我们大声喊：“大水库危在旦夕。师部命令，全师指战员立即奔赴水库工地，违者以破坏抓革命捉生产论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哆哆嗦嗦的我们顿时从心底里涌起一股热流。连长站起，“各班班长报告人数l”他庄严地面向我们喊道。
“一班全到！”——“好！”
“二班有两个病号。”——“只能留一个病号!”——“执行命令!”
“三班缺员五人。”——“混蛋!给我找回来!”——“执行命令!”
队伍出发了。一百八十个高矮胖瘦的男女老少披着灰色的塑料雨衣穿着解放鞋急行军四十华里，在十级台风的推打中，空着肚子。
上到水库工地，哇，好壮观啊!这里人声鼎沸，成千上万个穿着一统灰色雨衣的军垦战士组成的抢险大军，像蚂蚁搬石头似地在上下运动。师部宣传队的俊男靓女们正在打竹板鼓士气，我们围观了这伙穿得很帅的文艺兵。连长向工地指挥部报到后。立即有人把我们连队带到水库大坝的跟底。我们连的任务起搬石堵漏。望着头上高高的坝身，我心里直叫老娘救命。师首长又失误了。水库危在旦夕是因上游洪水漫延，位于大坝左侧的疏导渠道才是关键的抢修重点，而把重兵放在大坝底层无疑是犯了常识性错误。我一边扛石头，一边逐个通知正在埋头大干的伙伴们要注意听山头岗哨的警告枪声，只要枪声一响，就是洪峰来到，大家无论如何也要以逃命为主。伙伴们暗暗点头，干活的劲不使足了。
潮州李对我的劝告毫不在乎。他被雨水打得睁不开眼，扛着大方石边走边用浓重的潮州腔普通话开道：“来啦来啦!大石头来啦!小心一点!”正在威严地视察工地的师长指着他高兴地大喊：“好样的，潮州青年。加油!”他生平第一次受到师级首长的表扬，来神了，居然扛起四个人才搬得动的巨石，迈进在没膝的水路中。
在搬石头的对流人群中，有一个声音叫我：“哥！”，是弟弟钮海东。抬头一看，他们五团团部机动排的壮丁全来了。弟弟塞给我一个大苹果，我们兄弟俩一句话也来不及说就被搬石头的人流中带走了。此刻，我突然想起当年爸爸参加打日本鬼子的共军与叔叔参加打日本鬼子的国军两军相遇在抗战阵地时擦肩而过的情景。
黄昏降临。风仍未住，雨也未停。坝上翻滚下来的水越来越大，挤在坝底的四五千名知青和老农工继续在饥寒交迫之中蠕动。然而，往漏口处填塞的厚厚几层大方石，丝毫也阻挡不了大坝的漏水。终于，指挥部下达命令——撤离坝底，立即上山。首长们总算醒悟了。
我们一窝蜂地往很陡很滑的山攀去。女知青已没几个人能独立爬坡了，因此把我们整个连队拉在后头。我们只好对她们实行重点帮助，前面拉，后面推，嚷得风声也听不着。潮州李看到这场景好玩，就这一边推着一位女知青的大屁股，一边跌跌爬爬地唱起儿歌《找朋友》：“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笑嘻嘻呀点点头，大家一起跳舞，再见!” 他那潮州腔普通话如阳光雨露，乐得整队人马振兴，也学着他的腔调儿歌起来。孩时的游戏在这台风雨中，在这陡斜的山坡上，在男的拉着女的手还推着她们的屁股往上爬的场景中出现，抹去了我们心头上好多好多辛苦。谢谢幼儿园，谢谢幼儿游戏。
高高的山头响起了清脆的排枪声：一梭子!两梭子!三梭子!“哇”，潮州李喊道：“洪峰来了!”我们打住歌声，朝坝那边望去。好家伙，山摇地动，浊黄色的洪峰像一堵墙高高地向大坝啸傲而来。在连队殿后的我班人员此时只爬到与大坝相平的坡上！玩完了。我们十几个人抱成一团。紧紧地。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把我们一推，闭着眼睛的我们身不由己、一泻而下。
喝了很多口泥沙水、以为必死无疑的我们，被一丛露出水面的竹树拦住了。我点了点人头，还剩九个拉拉扯扯的男女老少。要想继续活下去，只能等洪水降去，我们已不可能游出上百米宽的悬河深水。
入夜，昏天黑地，风还在刮，雨还在落，力尽筋疲的我们双腿夹着竹树，下身淹在水里，上身露出水面，三人一株，九人一丛，在风雨中飘摇。汉将马援尚能在这样的场面高唱马革裹尸还葬耳，辞言壮烈；晋将祖逖还能在大江上有中流击楫之举，动作潇酒。而我们呢，在这凄风苦雨、天悬地隔的急流中，一个个饥肠辘辘、目光如豆，唯能你拥我抱，相濡以沫，既等待着没顶之灾，也等待着逃出厄运。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雨住了，风停了，万籁俱寂。我们九人九条肠，各思各，无声息。黑暗中，于无声处，有一个人用插科打诨的语调兼带潮州腔的普通话哭道：“狐狸狐狸几点钟?”
潮州李!他慢条斯理的七个字，尤如鸿篇巨制，在这悬河泻水之中激浊扬清，拨动了一丛人仅剩余的一丁点儿热血：“十二点钟!” 我们在黑暗中大声笑答，带着不必抹去的泪。
那个蹉跎岁月虽然已过去二十年了，但我常常会从心底泛起一漩莫名的思涟，引发我用潮州腔的普通话自问自答：“狐狸狐狸几点钟？——十二点钟!”在我们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报时的那一刻。
原刊于《希望》杂志 责任编辑：张梅
收录于《爱的世界丛书<凡路同行——夫妻对话备忘录>》
责任编辑：徐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数：1－15000
（川）新登字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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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4）
兄弟开荒
口 钮海津
读过不少人写的开荒忆篇。板起脚丫子算来，有好几类呢。诸如父子开荒、母子开荒、人牛开荒、夫妻开荒、兄妹开荒、八路开荒……等等。印象中，好像没有人写过兄弟开荒。如果没有人写过的话，我这就来写一写。
（1）两兄弟
弟弟小我两岁。他还未满十六岁就和我一起来到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了。来之前，我和弟弟都被剥夺了继续在中学读书的权力。原因很简单，父母正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专政着。
下到兵团的第一天，当开往新点开荒的卡车把我们头批几十名知青载向原始森林时，我就愁兮兮地望着在人群中傻乐着的弟弟，他将由我护照了，在今后那些繁重辛苦的人生路上。
弟弟干活出死劲，累得浑身湿透，没有哪天看到他身上干爽的。晚上开连队总结会时，指导员常让他举起血掌，用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过去喊道：“大家同志哥都开荒呐，要向钮海东同志学习呐，你们看人家才十六岁呐，手掌上起了格多的血泡呐，还是泡上长泡呐，还拼命砍倒了那么大片树林呐。”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为弟弟的英勇，也为指导员每句话尾的那个呐。我心里痛楚楚的，很舍不得弟弟这么苦干。
开荒正盛，有传闻说师部向团部机械连补给了六七台东方红牌拖拉机，车手将在最艰苦的新连队里挑选最出色的知青。当拖拉机手，是兵团最有前途和最光鲜的工种，生产时能练就一门机电技能，战斗时能立即成为正规军的坦克车手。凭弟弟的开荒表现，当是连队一流的。我渴盼着弟弟能成为兵团第一批青年拖拉机手。
弟弟当然也处处表现得出色，包括工前工后。一天，几位黎族妇女提着篓筐拾野菜路过我们连队的菜园，其中一位黎族妇女顺手牵羊地把菜地里几条丝瓜摘进了自个儿的筐里。
王连长见此大怒，骂山似地嚷了起来。那黎族妇女非但不把瓜倒出来，乘快步逃跑时还就势摘了两棵菜。王连长向身边的战士们施号：“给我抢回来!’’身边几名战士发力奔向那个黎族妇女。见到汉族小伙子这般鹰扑，她慌了，把篓筐里的东西倒到地上。弟弟表现英勇，头一个冲到她的面前，挥手令她赶快离开菜园。但见，那位黎族妇女，脸上手上腿上的网状纹身突然由蓝呈黑，她慢慢地抬起右手，指着我弟弟的眉心，一句狠狠的“卡过”咒语，才转身离去，悠悠地，像胜利者。二班长“海南通”惊道：“钮海东!你被落降头啦!”
第二天，弟弟果然发烧、口涩、骨痛如折。我从炊事班讨来两大碗汤面，弟弟吃一口就呕两口，叫苦不迭。如是数天，连长、指导员急了，电请团部卫生队的军医来连队会诊，打了许多支针和服了许多西药，弟弟才稍微好转一些。一个月后，骨瘦如柴的弟弟不听众人劝告，又挤进了开荒的行列，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大木偶——抖抖战战地爬山、砍树、烧坝、挖穴、栽树、挑水、浇苗……
弟弟流了很多血，淌了很多汗，破了很多衫，废了很多裤．那时手头不宽裕，我和弟弟要从每月18元的工资里取出三分之一汇给孤苦零丁的老祖母。弟弟很省，穿着打结的破背心和露膝的长裤上山开荒。我极不愿意弟弟呈这般穷相，多次劝他穿好点，穿整洁点，他不听。
一天夜里，弟弟很久未回宿舍来。我在黑暗中坐在床上等他，累得要命，困得要死。
大约近零点吧!才看到弟弟在月光下轻轻推门而进。一进门，弟弟就悄声告诉我，上茅房时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到池塘里去了，下去捞了很久，捞上来又洗了很久。
我心头起火。母亲在我俩临来兵团前从很紧的黑帮生活费里挤出一把钱，为我俩购置了两支手电筒。为这我难过了许久，知道母亲要挨两三个星期的饿了。这下可好，掉到粪水里，还洗了很久，这手电筒还能用吗！想到这，我抓起手电筒敲到弟弟头上，很重。弟弟默不作声，岿然不动。
相持良久，我俩各上各的床。我睡不着，觉得对不起还在挨饿挨斗的母亲；弟弟也睡不着，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肯定也在想妈妈。我每次打他后，他就会钻到被窝里向偶而泣：“妈妈快来呀……”
第二天．弟弟在工地上干得更使劲，连队的小嗽叭再三表扬他，而他只是埋头大干，一言不声。小甘告诉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连长通知小甘后天到团部机械连拖拉机手培训班报到。弟弟当时就在旁边，吃不下饭了。小甘自知表现不如他好，说了些鼓励他的话。他俩走到小溪边，坐到很晚。弟弟说他自己上不了机械连，全因父母是走资派，说着说着就哭了，他哭妈妈，想妈妈。回宿舍前到茅房解手，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到粪水里了，回来还挨了我一棒子。
我跑到背人的山岰上，流着泪砍倒了一株两个人也合抱不过来的大树。在汗如泉涌的那阵子，有死过去了的感觉。我很需要这样的感觉。
从此，我没有再骂过弟弟更没有再打弟弟。在天涯海角我用心护照着这个受了多次创伤的、未成年的开荒骁将。比方说，我每顿饭拨给他二两。弟弟每每乐得逢人相告：“我吃七两！”
（2）三兄弟
大宝二宝三宝，出名的三捣蛋。
开荒头三年，这三兄弟轮流装病。不是一个轮一个病，而是两个一起病。总之，在山上只有一个宝，在茅舍里有两个宝。
两个宝不出工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煮面条，抓鹧鸪，钻到新婚夫妇的床下听夜作，诸如此类等等。三个宝宝乐哈哈地轮着玩，屡教不改，开斗争会批斗他仨也好不了几天。
一连数日，连队司务长病了。全连的工资没能及时到团部取回来。有负担重的老农工催唤了。山上开荒正忙煞人，连长舍不得抽调壮丁下来，就命令正在“病休”的大宝和小宝，去几十里外的团部取全连的工资回来。大宝推小宝，小宝推大宝，俩人谁也不愿去。连长火了。“包剪锤！”说完就气匆匆地赶回山上去了。
大宝和小宝一番“包剪锤”的咆哮，对了七盘五胜之后才决出输手。大宝骂骂咧咧地，像只不情愿的大狗熊上路去了。
这下可就出了大事。大宝一去五六天没有回连队！人声鼎沸，说什么的都有，最后一概怪罪到连长头上，吵得最凶的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老农工。
大宝哪去了呢？指导员和连长派人多方查找，均未能寻到其行踪。只有一条线索是肯定的，那天大宝确实到团部后勤处劳资科领取了全连的工资。
一个月过去了。连长急得扎扎跳。
两个月过去了。指导员忙安抚忙得团团转。
三个月过去了。老农工们吵得呼呼乱。
四个月过去了。一场新到的运动又布置下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大伙儿逐渐忘却了“大宝工资事件”。只有二宝和小宝依旧“病休”，是一起病，又一起病好，再一起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没放假，全连人马坐在晒场上听师部下来的一个干事作政治形势报告。没趣，大家的眼睛就都向四周寻找可以赏心悦目的风景。
在师干事的身后，老远地出现一个黄军装的身影，长发蓄胡，背着一具公文包，像红四军战士爬到陕北高地。二宝小宝一啸而上。转回来时，但见他俩悲喜交加地拥出一个四十好几的大宝来！全场顿时大乱”。
连长箭步窜到大宝跟前，想打他。大宝有气无力地向连长敬了个军礼（人们哈地笑了起来），将公文包郑重地交到连长手里（人们哇地高兴起来），由二宝小宝架着进了宿舍（人们的眼睛跟到门外）。
一脸狐疑的连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迭票子和单子。全连的工资一文不少。真叫人大惑不解。
只知道，大宝那天在回连队的路上被几个山人掳去关起来，受尽被困之苦。
但是工资为什么没有被掳去呢？三个宝对此讳莫如深。
过了一年时间吧，我们才知道了“大宝工资事件”的趣味故事。
那是一次大宝和二宝为下象棋的争执打了起来。二宝输在地上，穷喊；“嗨呀！你狗锤子还有劲呀！摔我这么疼呀！你咋不死在那四个婆娘的怀里呀？！”有料！我们扶起二宝将他塞进宿舍，好劝歹劝才听得实情：
——那天，大宝在团部领了全连的工资后又到小卖部买了三罐红绕猪肉罐头，兴冲冲地抄近路返回连队。准备哥仨闹一小顿霄夜。走到半道上，突然从蔽天的山径草丛里窜出几个身手灵快的山人，两下子就把大宝绊倒在地上，继而是一个麻包袋利索地套入，大宝在麻包袋里像荡秋千似地几个掀翻，就翻进一个孤棚里。大宝睁开眼睛看定，嗨哟，原来是四位身强力壮的山妇！她们把大宝的两只手用猎铐扣在地桩上后，就叽哩哌啦地大声商量开了。
以后五个月的日子是这样度过的：
——除了刮风下雨，她们轮流有一个钻进这个荒山沟里的孤棚送一顿饭。所谓饭，就是玉米或地瓜，山猪肉或黄犭京肉。待大宝吃完后就要做爱。若大宝不肯做或不积极做，她就会用一种极细嫩的小树枝抽打他，身上的肤肉就会又疼又辣，就很想有人去搓弄它。如果大宝有积极表现，那么下次再轮到这位山妇时，带来的瓦罐里就会多一两块肉团，尽管还有着未烧褪的兽毛。大宝即使是个铁人也干不过轮流出来的四位山妇。那阵子他多么想她们能偷懒些啊，像他们三兄弟。
第五个月头，大宝已病得不轻了，被她们饿了几天后，终于有个还心疼他的山妇抚爱过他后就把他手上的猎铐打开了。
我们听得好刺激啊！纷纷追问二宝和小宝：大宝真的打不过她们吗？她们中哪个最漂亮？谁年纪最小？最老的那个利害吗？大宝若不肯的话她们除了抽打他还有什么法子挑逗？……
傻冒二宝和小宝俨然如新闻发言人，认真地应接不暇地回答我们的各种近乎发难的向题。
一声张飞式的长嚎“啊——” ，但见恼羞成怒、满面黑灰的大宝横起一把长柄砍刀向我们冲来；“都给我滚出去！”他那两颗眼珠冒着红光，是来真格的。我们逃得屁滚尿流。屋子里留下的是，三兄弟。
另，大宝二宝三宝的父母已于三年前的1967年春节在单位的一场批斗会后双双自杀。
（3）四兄弟
四兄弟是怎样一起来兵团的？他们自己的说法一致：大哥二哥高中毕业，大弟小弟初中毕业，一同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一齐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了。
知道内情的同学传出来：这四兄弟的父亲乃中共三十年代叛徒集团的首叛！
怪不得四兄弟全都被下放。我们眼里的他们就很可怜了，总让人想到他们的父母在大牢里被刑逼的惨景。
大哥是老成博学的小老头，四兄弟最矮的一员。因为是名牌中学的正牌高中三年级毕业生，且是已经定向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四系的预备共产党员，所以很受大家尊重。我们都心诚口服地称他为大哥。
二哥？他就厉害啦。一米八四的个头，读中学时就称霸于广州石牌地区，在那一带能摔倒任何以国际摔跤为规则的对手，连学校附近的冼村、石牌村、员村的村霸们也高举拱手与他相遇相让——各走各的道。二哥云集了几个连队的好斗分子，专打潮汕知青，每胜一仗就痛饮一坛番薯酒，用红色背心从黎寨里换回来的。直到这小子被众拥为“广州知青抗击潮汕郎总指挥部”（潮汕郎，潮语：潮州和汕头地区人）的总指挥并打了几场胜役时，才被兵团和师合成的“紧急工作组”镇压下去。
大弟长就一副英俊小生的模样，贼精，干活悭力，读书省油，爱唱样板戏，尤其爱唱《沙家浜》的刁德一唱段：“新四军就在沙家浜／这棵大树好乘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啊——”，由此而获外号刁参谋长，一个人人避之的外号．然而他却喜欢。
小弟，一个未满十五岁就来兵团开荒的哭孩子，遇到什么都能触景而哭，但不嚎，只流泪。两肩一抽一抽的。大概是心里极想母亲的缘故。他一哭，挺让女生们为他心疼的，甚至还有人为他落泪。爱在女孩子们面前表现壮丁风度的男生们就会把伤心着的小弟搂过来。学着《列宁在十月》瓦西里的口吻说：“喔，喔、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随着小弟一抽一抽的泣声，其音响效果甚佳。
这四兄弟偶有冲突，但在大哥关于《诗经》的“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指示下，还能一致对外。比方说，大弟和小弟就是二哥的一哼哈二将，如影相随。你只要在山里的工地上、连里的晒场上听到“打擂台来罗”，那就是哼哈二将在吆喝。所谓“打擂台”，就是摔跤比赛、而这个比赛只是二哥与副连长的战斗而已。
我们都晓得二哥会使一流的技巧，谁也不敢打上擂台。副连长则不，此人乃热血中年，虽比我们大十五六岁，当年却是中印边界战争中的战斗英雄，也曾是成都部队摔跤冠军，荣获过全军大比武的第三名。
副连长气暴，脾气坏到你想动刀子捅他。据说是他在部队大学毛主席的《老三篇》时说了句“格老子就不信这张玩意儿能让咱军人刀枪不入”，就这，差点掉了脑袋。幸亏有上峰救援，只是丢了尉官的职衔，发配到海南岛当军垦民职的副连长。气愤之下就拿我们知青的屁股出气。他踢人很捧，能把你踢个三滚六趴九屎到嘴，却不伤你的传家宝。好多人，像大哥、大弟、小弟、还有我，均被他显过军威，只因在工地上累得困 着了。大伙儿敬他恨他，因此就鼓噪他跟二哥打擂。好刺激呐——
二哥站在草坪上眯眯地笑看蹲在垅边上吸卷烟的副连长。我们则高唱号子：“臭小子，逞啥能？！副连长，飞身上！摔他个，狗吃屎！”合呼三遍五遍。然后随着指挥者大划度动作用手掌啪啪啪地鼓它三个炸响，齐声唤：“狗——吃——屎！！！”
副连长热血沸腾，脱下白背心站了起来。他不幸上当了。
每次都是的，副连长一进擂台总想出奇不意地当胸把二哥推个狗吃屎。他习惯于武当家传，因而总是受制于规则鲜明的非伤害性摔跤比赛。而二哥则尽量猫起腰，压低身，利用规则的保护，从下面去掏副连长的腿。几经磨擦，副连长终被二哥的抱腿战术得逞。二哥一得逞就马上立起搬倒熊腰虎背的副连长。当副连长极力想法子解脱被困的腿时，二哥一个冷不防紧扼着副连长的脖子，迅速将身子移向另一头，俩人呈八字形，这就快结束战斗了。我们高兴地齐喊加油。
不管副连长的手和脚怎么挪动，都够不着二哥的身体。相持了一阵，副连长涨红的脸在草皮上吼了一声“滚开！” ，战斗结束。
大弟小弟很开心，故意走上前帮副连长拍落身上的土渣草碎，嘴里不断涌现许多安慰鼓励的话儿。二哥这坏蛋唱起来了：“天下英雄谁敌手？没有！”把古辞中的“曹刘”改成“没有”。
副连长抖着满是汗泥的鼻子大吼一声：“继续干活！” 我们知趣地扛起锄头埋头挖地，眼睛却互相投递着快乐。
四兄弟在连队开荒的行政序列中，是按大小比例排列的。大哥在一班，二哥在二班，大弟在三班，小弟在四班。在开荒表现中是按正比例排列的：大哥优秀，二哥良好，大弟及格，小弟较差。而政治运动一来，又总是按反比例排列：大哥挨斗，二哥挨批，大弟属拉一把的分子，小弟则是基本革命群众。我们就是生活和劳作在这样的矛盾世界之中。
每天夜里，吃过饭泡过猪后，他们四兄弟都要在和大伙儿玩游戏前聚会十几分钟，在黑暗中拢坐在一起，静静地仰头坐．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有同学说，这是他们在祈求伟大领袖早日解放他们的父母。
不说话的聚会一解散，二哥、大弟、小弟如顽童般地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大喊“狐狸狐狸几点钟”了。大哥则照例坐回茅屋的煤油灯下，不厌其烦地一封接一封地给父母的首长和战友们写信。甚至还有写给领袖的信。
一天晚上，我们几十名男的蹲坐在草堂前吃每月一次的加餐饭，红烧越南鱼的香味捅得你直叫娘！我们正在狼吞虎咽之际，连队文书兴冲冲跑来叫着：“四兄弟！指导员刚接到团部电话通知，你们的家庭成分由叛徒改为走资派啦，你们的老头子出来了！”四兄弟听罢，手嘴停顿了。一阵冷场后，二哥嗷的一声把饭碗连同鱼肉抛向高空，随着它扑的一声落地，四兄弟搂成一团，哭啊笑啊跳啊，把几件破烂的背心都抹湿了。小弟那条破成开档裤的地方露出的白肉一闪一闪的，很刺眼。我和我们中许多父母仍在大牢里的同学，低着头咽饭，泪水大滴大滴地淌到饭碗里，淌到红烧越南鱼的身上。
为庆祝成分改变。四兄弟决意上山打头野猪回来给全连加油补水，促进开荒。他们用几件红亮亮的新背心到黎寨借到一支火药猎枪和十几发弹药，钻入了莽莽的霸王岭山脉去了。
三天过去了，一辆木材站的卡车开进我们连队的广场（晒场）。卸下来五具东西：一头四五百斤重的黑色大野猪，口里满是血迹，连两条长长的撩牙也红白相间，睁露的两个大眼珠放射着死不瞑目的凶光；一个是大哥，右小腿被咬断了，他平静地看着我们搬运他；一个是二哥，他的两个手掌留在了猪嘴里面，却哇啦哇啦地向我们介绍战况；一个是大弟，摔伤了尾龙骨，还哎哟哎哟地指挥人们安置他；一个是小弟，整个背都被野猪牙划破了，哭哭啼啼地向人们诉说他不该惊动正在喂奶的野猪。对，还有一具，那支断成两节的猎枪，是和野猪搏斗时打断的。
我们第一次吃到烤全猪，其味永志不忘。
经团部报请师部批准，四兄弟可以一同离岛探亲，去看望他们四年来未曾谋面的双亲。
夕阳下，我们把四兄弟送上一辆手扶拖拉机。他们在余光下渐渐远去．八只向我们招摇的手却没有停下来。
我们从此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4）你拍二，我拍二
昨天是星期天。楼下的儿童们挣脱了父母的羁绊，集在院子里玩拍手游戏，清脆的掌声和童声传上楼来：“你拍一，我拍一，二个小孩拾米粒；你拍二，我拍二，哥哥弟弟开荒乐；你拍三，我拍三，仨个姐妹耙荒滩；……”
这些已经没有并将永远没有亲兄弟亲姐妹的儿童们的稚音引我步出房间。
在阳台上，我爱眺望白云山麓的林野。居然，我会产生取把斧头把那些大树统统砍倒、烧毁的念头，然后炸树头、挖树穴，栽上一行行的橡胶树，继而担上一桶桶的抗旱水，挑起一筐筐的黄牛粪……做毕，和弟弟一起蹲坐在地上等胶苗们茁壮成长。这样的思想电影出映过很多次了。究其因，缘于二十年前每天早起晚归的那些动作，以至二十年来甚至在梦里也苦操着那些动作。累得你第二天不想去上班。
该动作谓之开荒。
原刊于《希望》杂志 责任编辑：张梅
收录于《爱的世界丛书<凡路同行——夫妻对话备忘录>》
责任编辑：徐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数：1－15000
（川）新登字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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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5）
我们的初恋痛得满地打滚
口 钮海津
（1）“黎妹”
每每，在郊野在山麓遇着曲曲弯弯的清流，那远在海南岛西部的无名小溪总会回现在我的眼前，总会的。
二十年前。琼岛——
好密好密的森林，拱遮着上头那个吊在当空的大火轮，待焦辣的热风穿透这青墨相交的叉叉枝枝，却已化成阴森凉气了。盖因拱形的自然绿棚下有一条清清的小溪。小溪想扭就扭，爱歪就歪，绕着咱们连队的驻地拐了十八道弯。十八，正好 同我们全连百来号知青的平均年龄一般。天份？
在远离连队驻地的工地上，我们奉命砍伐原始森林。几十万株参天古木病苦不堪地倒在我们斧下。当几座黑森大山终于坦露出溜溜的背脊时，就放火烧它们个精光。山连着山火拉着火日复一日地燃着，我们如同悟空八戒似地玩火陷山，上窜下跳累得受不了了，热到顶不住了，连长才爬到高处吹响哨子：一长，一长，再一长。三声长哨乃是收工信号。于是，我们装着对热火朝天烟雾弥漫的工地作出依依难舍的样子，假惺惺一步一回头地离去，尽管此时太阳早已落山。一俟转入密林中的羊肠小道，瞧吧！我们就飞也似地跑向驻地，飞也似地钻进本连本排本班茅屋、飞也似地仍下锄头砍刀草帽水壶饭盒药包，继而抓起肥皂毛巾水桶三角几何（裤衩背心）飞也似地冲到小溪旁，挂起油灯。干啥？泡猪！
小溪浅，无论我们怎么躺下也会露背露什么的，就像一头头黑猪戏水，此谓之泡猪。好多好多的故事就从泡猪中发生了，好多的。我只讲一个。
小梁和小陆是与我同居一间茅屋的知青，咱仨总在一起泡猪，共享一日之中最令人神往令人心怡的时刻，或传家信所言，或道当天见闻，或戏水中飘物，或打骑马水仗，在那无所适从的日子里很是解忧。当然，小声评议蹲在小溪南岸看我们泡猪的黎族少女，是我们的每日话题。
刚来小溪泡猪那阵子，真不习惯，很为洗澡时有近在飓尺的异性而尴尬。被她们观摩时，我们羞得无地自容，抬不起头翘不起身。憋久了，只好求还未下水的同伴们扔条水布来裹身，狈也似地逃出小溪，在草丛里穿好三角几何，再回到溪边洗净工装。其实，心里也感刺激，未觉下放海南岛全是无味的时分。
怪，这里的黎族少女都像哑巴似的，每当我们跳进小溪里泡猪时．她们就陆续从山里来到溪旁，三五成群地坐着看我们这些汉人，汉男人。很无声无息，很目不转睛，赶也赶不走。日子久了，她们就从我们当中选中重点对象，几乎是每天的进行长时间的近距离的详细的观察，占领了我们泡猪的全过程。有一位瓜子脸的黎族少女。选中了小梁为重点对象。而她，也就成为咱仨的每日话题之一。
她与她们一群，穿的是一身淀蓝色的开胸背心和直桶裙，绣在衣服上的红黄线花深奥莫测，露出的乳房和小腿以及光脚丫让你想看又不敢看。她看到小梁被我们按到水里打屁股时，她常用手背捂着笑开了的嘴巴。小梁说此时的她“很甜”。我们纵容小梁“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小梁则使劲地向我们泼水。于是水仗再次打响。打得兴起，就越站越高，什么都露出来了。几米之外的南岸传来嘻吃的笑声。我们不约而同地又坐入水里！一天的苦楚尽在小溪流去之中。
年纪轻轻的有什么苦楚？有的。我不是说劳动的苦。尽管那种强度对我们来讲太残酷太不人道。我们的苦楚来自政治压力，来自思想痛裂。小陆的家庭是资本家成份，来海南岛之前父亲被活活打死，母亲则被逼疯。小梁的家庭是贫民成份，他来海南岛反而增添了疾病之中还在卖豆腐的父母的经济负担，一家五口平均每人七元钱的月生活费本来是由他负担五分之三的，而不来海南岛则视为不忠表现，他和父亲在“下乡学习班”里熬了十几天熬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表示效忠。我嘛，父亲被关在走资派大牢里，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来，几次告讣而又未讣，他未死在白军日军蒋军手里，却已关乎造反大军的手掌翻与不翻之中；母亲在我和弟弟到兵团来的那天，是被造反派用绳子牵着赶到学校上车地点与我们告别的。我们都是带罪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的，要脱胎换骨，用劳动的汗水洗尽自已出身的污垢。藉着这种思绪抢大锤劈利斧改天换地，劳心劳力的沉痛程度不言而喻。小溪，夜灯下的小溪成了我们洗涤汗水泪水的凉床，岸边看我们泡猪的黎家姑娘成了抚平我们身心创伤的温柔。
自从我听说明年工农兵上大学除了“层层推荐”外、还加一了条“凭考试成绩决定录取”的消息后，心中死灰复燃。白天仍出大力流大汗誓把荒山变胶园，夜里则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啃数、理、化课本。这些书是跑了几十里借回来的，由于不懂的地方无人可指正，只好反复地大量地演算习题，以求贯通。书读得很不潇洒，因此泡猪的兴趣也没了。往往是赶到小溪里三下五除二地擦擦身子，略感已净便狈也似地窜回茅屋偷读去也。精力有限，我无暇顾及朋友，把个小陆小梁撂到了一边。好久了，总有两三个季度了吧，一夜当他俩湿漉漉地带着那个黎族少女悄悄地回到茅屋并反插门梢时，我终于才知道他俩和她恋爱上了！
我坐在床上，木瓜似地看着他俩安顿她；小梁让出自己的床铺让她睡，自己要和小陆搭铺。她摇头又摆手，表示不用睡床，指指地上做做动作表示还是按黎家习惯坐在地上抱膝而睡；他俩无奈，在地上铺上一张报纸，她点头笑了，坐到报纸上抱膝而笑，轮番地望着我们，还是笑。
一夜无事。当晨号吹响时，我们从床上跳起，收床、打饭、备刀、扛锄、排队、入列、受训、呼号，最后高唱战歌开赴工地。黎家姑娘留在茅屋里。半路上，原先整齐的队伍已成土匪上山状，三三两两地蠕进。我想起临出茅屋前小梁打着繁多的手语教她“不要站起来、站起来会被别人发现、中午我们轮流回来给你打饭”等等，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们三人一直相互捶到工地，肩膀也被捶肿了。
她和我们三人共同生活了五六天。
你们一定以为我会接下来写些深入报道的了。真可惜，知青那个年代，前期一点也不罗曼蒂克。尽管她很想我们当中一位同她结为百年之好，但小梁和小陆只是茅屋藏娇而已，他俩很认真很满足。真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放工回来，黑漆漆的茅屋里再也没有一个扑面而来的黎族姑娘了。
又一天，我们放工回来，黑漆漆的茅屋前蹲着一个黎族老伯。看到我们高高大大地走近，他裂开大嘴笑着问哪一位是“梁同志”。但见此公：手里提着一只红冠大公鸡，腰里别着一把猎刀，刀柄上插着一枝绿叶。我们瘫了，这不就是老战士们常说的“黎族阿爸拜女婿”的实况演出吗？！小梁吓得无影，小陆惊得无踪。我战战兢兢地用黎话向老伯致意：“捞塔捞控控！”（意即吃饭饱饱，是当时黎族人最好的问候语）。老伯笑着对我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拾不着。怕事情闹大，我叫老伯第二天再来。
如是两次，小梁小陆照跑不误。纸终于包不住火，连队像滚水一样开锅了。事因第三次不是老伯独个儿笑眯眯地来看我们，而是一大伙携刀举枪、怒目提眉的壮黎杀到连队来也。连长领着一大伙老战士向来宾们点头哈腰递烟敬酒，熬到团 部派来的专车赶到，又由团长带着一大帮科长向来宾敬酒递烟哈腰点头，最后以一百元巨款作息此役。来宾们一撤，首长们刹时反笑为怒，咱仨像小羊似地被五花大捆，批斗会从夜里开到天明……
我独自坐在小溪里泡猪已经三月有余了。三个月以来她是头一次出现在溪边，静静地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我。她想哭，我也想哭。小梁已永别人世，上个月经兵团医院证实他不是装疯后，才允许他回广州治疗，在红卫五号海轮途经香港水域 时，他从船上奋力跳入大海想向那边游去，可是未能游出船沿翻起的卷浪就被漩涡拉进了船底。小陆被发配到海南岛中部，那里正在挖一条准备贯穿五指山腹地的战备长壕，他的来信只有六个大大的草书：很苦很苦很苦。我用毛巾试泪，在黑幽幽的绿掩下，在黑麟麟的溪水中。
（2）“那是鸟啊”
在海南岛，最令人神往的时刻是三起：夜幕挂起，月亮升起，虫儿嚷起。二十年前周末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沿着草香，拐着长满血泡的脚丫登上小山坡，围坐成堆，倾长诉短，好生热闹。
上岛已经两年了，劳作、学习、生活，还有年龄的长大以及荷尔蒙的激增，我们一改过去那种封建割据的场面，男知青和女知青能盘腿对视、呀呀骂俏、对流感情了。尽管开头是集体活动，但尔后也慢慢地分裂出个体户来了。知青恋爱史总算从初级阶段渐入中级阶段。
想当初，大伙儿血气方刚，精力全倒在劳动和学习上，早晨天未亮就爬起来早读、早请示，白天在工地上大干十来个钟头，晚上点着煤油灯晚读、晚汇报。如此两年，两年如此，你说疲也不疲？恋爱，满足了知青们从一心一意接受再教育至三心二意的转变期间的精神与物质的需要。
于是恋事鹊起，可歌可泣地发生在我们连队。
那是鸟啊，归侨学生，芳龄十九，眉清目秀，属我管辖的四班战士，对了，要交待一下，那年头咱们爱给伙伴们起外号，号源来自京剧样板戏和几部老是映来映去的片子。因为她的模样长得醅像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一个小女孩，在列宁同志办公室画画的小女孩。电影里，列宁同志指着画面上的草状物问她：“那是草吗？”她答：“那不是草，那是鸟啊。”列宁同志笑了，抓起她握笔的手在纸上重画：“鸟啊鸟啊，鸟不是这样画的。” 我们在一工地上寻开心的时候，就把上面的对话用电影配音演员的音色学出来，哈笑之时，那是鸟啊总会现出羞涩的美容，煞是好看。
那是鸟啊在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念中学时，她的中产阶级父母已为她在业余时间安排她读完了音乐、舞蹈、美术、吉它、手风琴、二胡和笛子等功课。她的多才多艺在我们连队的某某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大派用场，我们皆成了她的跑龙套者。一天夜里，那是鸟啊把我那首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阶梯诗《心，飞向北京》谱了曲子。一点钟左右，她用石块扔响我们的房门后，抱起吉它哼起了轻诉之歌，好动听好动听的。我、让列宁同志先走（小陆）、不见鬼子不挂弦（小梁）三个人只穿着三角裤趴在黑洞洞的门缝里朝外窥视。但见她如月光下的仙女，飘然然，白灿灿。正看得来劲、听得出神，我屁股猛地一疼，被不见鬼子不挂弦一脚踢出了门外。
原本我是发誓不在兵团里谈恋爱的。打那以后，却和那是鸟啊有来有往，甚至一个作诗一个谱曲。集成《海南知青组歌》传开去，流毒当然甚广，终于引来兵团专案组专了我的政。七斗八斗，我只供我自己而不招供同党；于是被施以重刑。发配到采石场抡大锤。
打石，得光着上身干，烈日之下也不能戴帽，以便抡起大锤时利索无阻，狠命地砸下去才能惊天动地破石裂岩；还得着长裤，以防大锤击石飞溅起细小锋利的砾片刮去肤肉；并且得穿一双破皮鞋，以免利岩锋面割破脚底。打石是重体力活，谁上去干谁就非脱几层皮掉几圈肉不可，除非你不想完成指标。
然而这么重的活，却一不加粮二不加菜，凭一桶白开水苦熬十几个小时，你说死也不死。多少次从石场下来爬不回连队，就在拉石的牛车上死狗般地睡到第二天开工。那是鸟啊给我送饭，她每顿只留一两饭自己吃，其余的饭连菜全部扣在我的饭盒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模样，她眼泪刷刷地往地上掉，甩起小辫子唱了好多条语录歌激励我。如果不是她的饭和歌，我或许决不会像昨天和今天那样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的。
可是一个月后，那是鸟啊不见了。有同学告诉我。她被揪到团部办学习班去了。团部专案组的吉普车闯入连队。叫值班排长把那是鸟啊从工地上带回来，只准拣两件换洗的衣服就上车走了。
我失去后援，累昏在岩石上好几次。
二十多天后，那是鸟啊回到连队。“我要调到新连队去了”，她跑到采石场来告诉我：“但是不准我们再有来往”，她替我擦去背上一层汗泥：“也不准通信”，她挪开我搭在她肩上的手：“否则要加重处罚”，她喂我一片芒果：“你一定要离开兵团”，她的泪眼望着地上；“不要管我。”
没几天，我又返回四班当班长了，手下的战士不是十五人，少了一个那是鸟啊。
十多年后，我在任职的一家中国某某报社接到一封她寄自美国的信，信云十多年前，她为了解救我、在学习班里勾搭上主持专案的某政委，她求我不要记恨她不理不睬我的那几年。落款的签名是很漂亮的一行才女秀书：那是鸟啊。
(3)“四十九天”
外号四十九天，广州长大的老兄，年方二十，军干子弟。他那满脸满胸的连毛胡，到底是从鬓角长下来的还是从肚子长上去的，我们把他按在草地上考察了半天，无以盖衫定论。那年头，军队干部颇吃香，谁家的子女都须上山下乡，只有军队干部的子女可以从军，到部队躲过那场大折腾。他怎么来了？冲黎晓虹来的。此是后话，先介绍他的外号是咋来的。
海南岛的天是艳阳天，大大辣辣的火轮守在天空，谁也难逃逃它的管辖，既使你躲到树下，折射的阳光也能晒你成个炭头。雨嘛，当然是有的，太阳雨、过云雨、短阵雨，大不了电闪雷鸣一气也就过去了。只有在台风季节遇着反复登陆的飓风雨，才会风风水水连绵多日，逼得连长无可奈何把我们集中在茅屋大堂里开会、学习。一次，又刮起了台风雨。我们为不用出工而兴高采烈地分组学习。跟班的干部一走开，我们立即由政论转为天论，争议这场雨能下多少天来着。正吵得不可开交，一个披着黑色雨衣从厕所跑回来的人跳进众人当中，一蹲，一起，转圈，拨帽，亮相，吡牙，裂嘴，两手一扬、开声了：“下吧！下吧！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才好呐！”——京剧样板戏《龙江颂》那个黑四类的一串造形和台词。演绝了，道出了大伙儿心里的企望！此人获“四十九天”的外号，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
四十九天原本可以走三条路而不必来兵团的，一是参军，二是留校，三是入厂。谁知学校为首届赴海南岛的同学举行晚会时，这小子迷上了在台上领诵《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黎晓虹。她，高挑个、鹅蛋脸，出身军人家庭，一口标准的国语和粤语。工宣队队长在晚会上激动地宣布：“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学校也出了一个活学活用的样板，那就是黎晓虹。军区文工团已决定吸收她为文艺兵。但她心红志坚，非要到广阔天地里摔打不可。经工宣队和校革委会研究，我们坚决同意黎晓虹小将的革命要求！”台下潮动。说时迟那时快，四十九天把解放帽一歪，跳将上台。众未定睛，只见他手指往嘴里一卿，用鲜血在白色的天幕上划出几个让人人升温的大字：上山下乡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他也成了英雄，被披红挂绿地拥上红卫二号海轮，鹤立于我们之中。
很如愿，他从其他师一步一步地调到我们连队来了。黎晓虹就在我们连队里。
初到兵团头两年，他死命地劳动认真地开会积极地运动（一打三反运动），然而仅被任命为六班副班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人党、排长、副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他告诉我，原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让黎晓虹自己靠到他身上来，“现在要我赤裸裸地追她罗。我抄它兵团的老玉米。！”那段时间他成天说牢骚话。四十九天的外号也是那段时间被大家一致通过并传播到有他母校同学的连队去的。
似乎不费吹灰之力，黎晓虹就同四十九天形影不离了。黎晓虹所在的二班的班长肝胆告诉我：“黎晓虹早就灰心丧气了，她连个副班长也没当上。” 肝胆对黎晓虹挺好的，把她当“妹妹”，脸面上不好意思表达而心里又痒得要命，遂情不自禁常引歌高吭《红灯记》唱段：“我女儿和我一样肝胆！”他的外号也由此而来。
四十九天一反常态，居然敢和黎晓虹白天不出工，晚上不学习。成天躺在床上卿卿我我，在女知青宿舍里。
一天夜里，四十九天喝得烂醉；倒在黎晓虹的床上唱了起来。我们坐在晒场上也听得到——他在骂兵团，在哭日子苦．在诉理想不成。
黎晓虹哭着劝他收口，还大声镇住他：“再说下去就要斗你的啦！”
四十九天果然被揪斗，如果不是他父亲在军队里被打成“军内一小撮”的话，最多也是站到台上接受大批判而已，决不会被斗得如落水之犬，还被肝胆扭断了他的一支食指。在他最需要黎晓虹抚慰他的时候，轮到黎晓虹回广州探亲了。她没有推迟行期，也没有向四十九天告别，悄悄地到团部办好出岛的兵团通行证后，乘广州市革委会赴琼慰问知青的车走了。十二天后。她没有依期归队，一直没有，直到今天，二十年后的今天，大家都不知她的影踪。
四十九天只挨斗了一个半月，奇迹般地又翻回了个跟斗。没事了。据说他到指导员家和连长家狠狠地作了斗私批修的检查后，才得以回班上参加劳动的，尽管丢了副班长的职务。
四十九天又活灵活现地出没在工地上，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在大声吆喝，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在张牙舞爪，他又成为一名常受表彰的优秀知青。不过，夜晚收工回来后，他就飞也似地跳入小溪里三抹五抓地清洗身手，回到茅舍后立即一用雪花膏做头油，梳一式肯尼迪头，然后穿上一件白的确良衬衣、上好的斜布长裤、黑色的校官皮鞋，继而往女知青宿舍钻去。他轮番地换着玩，上周是沙奶奶（小娟），本周是有烟吗（小兰），下周又可能是排花或连花什么的了。本连的都谈过了，星期天他就背上军用水壶开拔到几十里外的其他连队去物色新拖友，居然也能把好多姿色上好的女知青带回连队。肝胆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十九天人上人！”
（4）“加岗”
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有场戏——某夜，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魁的驻军门外，有个吊儿郎当的士兵在放哨，他提着一支汉阳造踱来踱去，听到院子里的弟兄们猜拳划酒的声音传来，牢骚便起：“司令设宴，请来皇军，要咱们加岗。唉，倒霉！”
我们也遇过这一剧景。那天师长乘吉普车经过我们连队，不知何兴致竟下车召集全连指战员传达起兵团司令员丁盛将军的讲话精神来。师长命随行人员将车上的鱼肉罐头卸下半箱，让我们当场品尝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这边你争我夺，吃得好香啊好不够，而有一个知青却被连长派去公路放哨，以防任何不测。待师长乘车而去，他返回茅屋礼堂时，留给他的那片沙丁鱼早不知给哪个馋猫偷吃掉了。他面无表情．横起一杆扫把，寒背走几尺台步，抑扬顿挫地道白：“司令设宴，请来皇军，要咱们加岗。唉，倒霉！”掌声响起，加岗的外号非他莫属。
两年前加岗在中学里是一个投弹能手，因而在校的军训期间深受军代表的赞溢。一天，我们在训练场地结束军训科目后，大洗澡房里热热闹闹的，喊呀叫呀，像一群乱奔的野马。有人说。校花今天出色极了，五发子弹五十环，咱们男生太丢脸了，没有一个满环的。加岗说：那有什么。女生的长处就是射击，男生的长处在于投掷。有人说，你是不是想说你和校花是天生的一对呀？加岗怪声怪调地唱道：“谁要那个破鞋谁就要去，我才不要呢！”众人哄地笑开了。
世界上有的事真难想象，我们上岛才两个月，留在广州并进了重型机器厂的校花竟千里迢迢挽着半篮子鸡蛋来了，指名是来看加岗的！
加岗差点没晕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有恋人突现，那人的心境可想而知。
这以后的两年，加岗太幸福了。校花或三个月或五个月就来连队探望加岗，她是靠平时加班加点赚起多个补休日而来的。据加岗说，校花被其当某区革委会主任的父亲打骂过几次，她照样对他痴情不改。校花千里寻加岗的事迹传遍了我们师的所有团。我们有时在一起议论，他俩长时间这样总不是办法，加岗回广州工作也没有可能，校花会一辈子来探望加岗吗？
校花虽然是属于加岗的，但因为她人品太好了，她那乌溜溜的黑眼珠和笑脸太迷人了，因而不少人在梦里与她有过故事。大家认为，校花是大家的。
自从四十九天在连队率先发起恋爱升级的“运动”以来，加岗在大家的拨逗下也想对校花动真的。毕竟，两年了，这样深的恋情，这样苦的环境，这样长大的年岁，加岗确实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校花的感情，他认为这是对校花更爱的一种表示。
校花又来连队了。苦劳一日的加岗顾不了未洗的工装和未磨的砍刀，拉着校花出连队踏月去。温柔的校花任凭加岗第一次向她操起热烈的要命的亲吻，任凭加岗抚摸她那青春娇美的肌体。加岗迷醉于如斯的情深似海、貌若天仙的恋人，禁不住要深入下去。没料到校花此时收起媚眼，扬起手有力地刮了加岗一耳光！两耳光！三耳光！
如丧考妣的加岗跑回来哭诉——校花打完三耳光后质问他：“你还记得军训期间你在学校大洗澡房里说我是破鞋吗？！当时在你们隔壁洗澡的十几个女同学都听见了，你知道吗？！你不是不要我这个破鞋吗？！今天怎么却要搞起破鞋来了？！两年来我就等着有这么一天来教训你，让你知道诽谤我将是怎样一个下场！！”
加岗哇啦哇啦地嚎哭着，像一头受伤的黄犭京 。他怎么也难忘记她容颜的转变，怎么也难忘记她离去的转变。
原以为加岗是我们当中最早寻觅到幸福归宿的一员，谁知又应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的古方。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她的笑脸，在第十号台风来临前渡海回广州去了。无言的我们伴着精神失常的加岗，等待着天明……
原刊于《希望》杂志 责任编辑：张梅
收录于《爱的世界丛书<凡路同行——夫妻对话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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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第一版
印数：1－15000
（川）新登字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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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6）
评论：“知青40年”的纪念层次应在反思上
口钮海津
“文革知青”当中，不少人自称这段历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的认识与此相反。
“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四处都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出书、集图、聚诉、晚会、寻访、重游，联欢等等愉悦喜庆这都无可厚非；使用“魂牵梦萦”、“激情之旅”、“缅怀旧地”、“爱意永留”、“依依不舍”、“青春无悔”等等顶级用辞表达纪念心情也都无可指责。只是想说，已经21世纪00年代了，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只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次上。
事实上，40年前作为一场席卷中国大陆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非常地得不偿失，非常地教训深刻。
“文革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在城镇，以大部分“老三届”（1966届、1967届、1968届）为主的初中、高中“毕业”的1647万（一说1650万）青年学生。我们当时是新中国第三拨上山下乡的新一代知识青年，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那场规模宏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本来只受过初中或高中最基本教育而已的同学，由于“停课闹革命”、“军训”、“学工”、“学农”了多年，绝大多数同学并没有完成相应的学历教育。
其时，当局开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三个方面的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城乡差别。但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建设边疆）；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就业）。
无论是出于何种动因，最能代表真实用意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当时把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十七年”，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原本有着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原因之一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并制造成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部署。
可是，为防止下一代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和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一而再而三地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并因此耗费了多年的宝贵青春，这对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具体讲，“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政府付给知青上山下乡的“安家费”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杯水车薪，还加重了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据估算，国家实际支出人民币70亿元，城市单位实际支出70多亿元，总额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下乡子女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据传邓小平（一说出自李先念之口）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
大批知青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趋向退化。与知青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了，其中很大一部份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从而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中国大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甚至是破坏生态平衡的。由于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各地基层的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所获不丰，甚至有害。
知青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什么呢？知青下乡能做的大多是原始低下、简单重复的劳作，遏制了他们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广阔天地”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等于提供了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的条件。当时的农村并不真正需要大量的知青，知青成了当地的负担，给农民的困难雪上加霜。在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中国农村，连亿万农民都被捆住手脚而不能有所作为，知青又何能“大有作为”。
“读书无用论”泛滥于各阶层。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学校“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还正在上学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他们的深造前途割裂开来，而与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大量可造人才的浪费。同样，整个社会轻读书重技艺，比如城镇家长早早就教子女吹小号、拉提琴、练弹琴、跳芭蕾、吊嗓子，祈望子女能进入各种艺术团体，以逃避上山下乡。
在西北地区，知青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成为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开荒团队将大片大片的不可复制的热带原始深林砍平烧尽，造成不可挽回、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重罪。据统计，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投资了人民币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
在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许多知青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当时受到的歧视乃至迫害至今令他们心怀隐痛。生产建设兵团强调政治挂帅，“与人斗其乐无穷”，系列地推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政治运动，连年进行、月月布置、班组开展，造成学生整学生、同学斗同学，农友打农友，那些体能或精神支持不住者有逃亡的，有自杀的，有抗争的，有患病的，还有发疯的。
农村和兵团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知青不可胜数。由于害怕失去回城的机会而拒绝在农村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在城市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成千上万的知青采取了请假不归、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多年。
在广东省东莞县和宝安县，据传有80%以上的下乡知青偷渡到香港。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也有许多知青偷渡香港，一些被遣返者惨遭公开批斗和罚劳重役。在边疆地区，一些知青甚至要冒生命危险非法越境进入缅甸、苏联，这意味着这些知青将永久流亡在国外。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或兵团的干部发生性关系。
整个社会对上山下乡运动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而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由于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上山下乡志愿者，因此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为寻找出路而做出种种努力，或积极表现，或消极对抗。未能融入农村社会的部份知青的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言行，对整个社会颇具破坏力。虽然在招工、招生、招干的时候，人人都会在表格上首先把“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填到表决心的栏目上去，但其目的恰恰是为了不愿意在农村再接受“再教育”。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知青必须公开宣誓自己永远扎根农村，并不厌其烦地向上级以及身边的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念，导致所有人包括知青自己对理想主义的说辞予以普遍怀疑。
“回城”为任何恶劣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诸如消极怠工、扒车往返、路店白食、乘车逃票、无病称病、装疯卖傻等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到代替了原地方政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并由此涉及各个领域。为获得离开农村而不择手段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可共同交流经验的社会运作。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来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留下的这种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回到城市没有住房；许多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苦生活。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了对劳动效率非常有害的顶替制度（在职的父母中年退休，返城的知青入厂顶职）。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多年来，始终仍有一些老知青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
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失败了，知青下乡的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学会了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学会了只相信自己。
知青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因为政府为他们描述的美好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知青这一代人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因为他们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于他们的损失就更加惨重。知青中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成为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大学生（其中1973级参加了统考，也就是张铁生罢考的那一年），另一部分则在1977-1978年考上了恢复统考的大学（1979年以后基本上不再招收超龄考生，至此知青基本与高考无缘），还有一部份知青在1979-1989年间在城市上了业余大学，但他们毕竟在知青群中仍属少数。大多数知青因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早早地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们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发生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时，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事因学历劣势，更因年龄劣势，使他们成为最不醒目的一群、最先下岗的一群。舆论中人们时常听到和看到功成名就的知青讲述劫后辉煌，然而最不容易听到的是知青中的利益受损者述说不幸。他们，是没有媒介的沉默者，并且是知青中的绝大多数。
今天我们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不能总是回忆那些劳作磨难予以我们的体魄，不能总是赞美那些苦教磨炼予以我们的毅力。时至今日，那种“青春无悔”的感叹，说过十几二十年就罢了吧。现时最应纪念“知青40年”的有益作为，当是理性地、科学地总结和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经动脉，当是从制度上、方式上去研究和提出今后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的实用建议和可行性方案，推动政府和有关部门运用科学发展观在上山进城互利、规模人群迁移、保护环境生态、意识形态建设、民主人权维护诸方面更理性、更人性、更怡性地向前拓展。我以为这才是我们知青对“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2008-3-16-星期天
（作者钮海津1969年至1973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黑八类子弟身份，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第五团第七连，主要从事建营、开荒、种树的体力劳动，担任过副班长、班长、武装排排长、《兵团战士报》通讯员，获得两次团部“连队嘉奖”、优秀“可教子女”。1973年考上大学。二十年前发表过《知青年代》系列纪实小说：《红糖水，尿汽水》《池塘上的茅房》《狐狸狐狸几点钟》《你拍二，我拍二，哥哥弟弟开荒乐》《清清小溪十八弯 》《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乌溜溜的黑眼珠》等。现在是某杂志总编辑总经理，MBA/DBA（工商管理硕士/博士）。这是他为“知青40周年”写的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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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海津：《知青年代·知青生活·知青爱情·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六周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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