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国这个现实到土地以下三尺有余的国度里，却是浪漫得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苏东坡的这个月夜把酒醉倒了多少的古人今人啊。只可惜的是，他偏偏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地来结束这样的浪漫，实在太少了些诗仙酒仙李白的彻底：“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样多好。但无论如何，我们却从这样的诗句里，体会到了酒在中国文化里的重要性。直到今天，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也深深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高级酒店酒吧里那些推杯换盏或红唇轻启，街头地摊上那些光了膀子的豪饮笑骂，不都是吗？
酒与茶，是一种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最根脉里的元素。不论是坊间的粗卑，还是光影里的“高贵”，却都是中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在中国，不论古人还是今人，不论高官还是乡野百姓，酒都作为一个符号更作为一种实物，在人情冷暖间传承某种东西——远近、亲疏、乞求、奉承或感激，等等。酒场是一种形式，甚至酒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不论是我小时候乡下亲朋间互相走动时提两瓶劣质地瓜酒，还是现如今官场人情场上的某种需求把一些名酒炒到天价，都是这种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
在中国说到酒，恐怕是绕不过杜康这个名字的。杜康何许人也？杜康是我国古代传说中酿酒的始祖。古有“杜康造酒，仓颉制字”之说，后世文人骚客们也多以杜康示酒。万世大枭雄曹操在《短歌行》里写到“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代许时泉《写风情》里这样写：“你道是杜康传下瓮头春，我道是嫦娥挤出胭脂泪。”文人的浪漫情思与多愁善感流露无遗。
据传说，杜康是黄帝手下一名管理粮食的大臣。有一天他在空桑涧里发现了一片开阔地，周围有几棵大桑树枯死了，只剩下粗大的树干，树干里面已经空了。杜康灵机一动，如果把粮食装在树洞里，也许就不会霉坏了。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周围的人，大家都赞同，并且一齐动手，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都一一进行掏空处理，不几天就把粮食全装进树洞里。谁知那几年风调雨顺，连年好收成，粮食到处都是。装在树洞里的粮食顾不上用，几年以后，经过风吹、日晒、雨淋，慢慢地发酵了。装粮食的树洞慢慢裂开缝，里面的水不断往外渗出，杜康用鼻子闻了一下，渗出来的水特别清香，自己不由得尝了一口，味道虽然辛辣，但却特别醇美。他越尝越想尝，最后一连喝了几口，只觉得天旋地转，刚向前走了两步，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黄帝知道后，也仔细品尝了杜康带来的味道浓香的水，立刻与大臣们商议此事。大臣们都认为这水是粮食的元气，并非毒水，应该给这种水起个名字。当时，为黄帝造字的大臣仓颉站出来说：“酉日得水，咱就造个‘酒’字吧！”从此，黄帝就命杜康用粮食造起酒来。这个传说至少说明，酒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就已经被发现，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所应用。关于此说，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当然，这个时候杜康发明的这个酒，只是作为一种饮品。这是与现代社会上流行的酒及其功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酒作为一种药物出现，在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中，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甚至酒可称为人类制造的第一种人工药物。至于说酒的药用到底始于何时，学界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古代文献里捕风捉影而已。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 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归根结底，酒的从饮品到药物的变化，应该是同其他药物的发现到使用一样，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先民们在长期饮酒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少量服用可以通经活血，令人精神兴奋；多量服用就会麻醉神经，令人昏睡不醒，因而酒被先民们当做最早的兴奋剂和麻醉剂来使用。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在《黄帝内经》中有详细记载。书中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所以有“疾在肠胃，酒醴之所及”之说。《素问?玉版论要篇》曰：“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之主治，二十一日已；见其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代，酒类就已在防病治病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医药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后来的医药家们在不断丰富药物知识和理论后，更是把酒在中药中的应用发展到更高的一个层次，比如在中药炮制中有酒制一法，其中用其发散之性，“酒制升提”，能“行药势”，意即用酒炮制后的药物，能使其作用部位向上，引导药物达到其作用部位，同时一些活血通络的药物在酒制后能加强其效力等等，都是酒在中药发展中逐渐被应用的证明。
至于随着酒在医疗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以酒为基质的药物剂型与品种也不断丰富，其中各种“药酒”更是层出不穷，甚至以此而产生了很多美丽的传说。
汪增琪老先生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位获得如此高评价的老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汪老先生写道：“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确实如此，而且这种在端午节喝雄黄酒的习惯到现在还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民间保持着。端午节这天，人们把雄黄倒入酒中饮用，并把雄黄酒涂在小孩子的耳、鼻、额头、手、足等处，希望如此能够使孩子们不受蛇虫的伤害。这是因为雄黄作为一种药物，外用可以消毒败肿，疗疮杀虫。而酒作为一个载体来帮助雄黄达到其效用，同时酒本身也具有杀菌消炎的良好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在端午的时候喝雄黄酒？有一个传说把这种习俗衬托得多了不少的温情与美好寄托。“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名的“明志”之诗。就在屈大夫郁郁不得志，理想彻底破灭并怀着对楚国无比的爱与痛而在五月里投入汨罗江后，屈原家乡的人们为了不让蛟龙吃掉屈原的遗体，纷纷把粽子、咸蛋抛入江中。一位民间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中，说是可以药晕鱼龙，保护屈原。不久，水面果真浮起一条蛟龙。于是，人们把这条蛟龙扯上岸，抽其筋，剥其皮，之后又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和脖子上，再用雄黄酒抹七窍，以为这样可以使孩子们免受虫蛇伤害。 据说 这就是端午节饮雄黄酒的来历，也是民间人们纪念一位正直良善的伟大诗人最美好的方式。
其实从医药学的角度来分析，端午时节往往时疫流行，人们通过饮雄黄酒来对抗瘟疫的流行，把雄黄酒抹在孩子们的皮肤上，更是直接发挥了雄黄与酒的解毒消肿功效。更何况中医的《圣经》——《黄帝内经》中早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论，也就是现在讲的预防为主，所以在生产力普遍低下，与自然界的抗衡中人类还普遍处于下风的古代，人们这种观念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对保护人类的身体健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随着人们对药物的认识不断提高，这种应用也更趋合理与安全。比如雄黄酒，很多地方后来就以艾叶酒代替了。因为雄黄有毒性，在中医实际的应用中，多作为外用“拔毒”，取其“以毒攻毒”之用。而如果大量内服，有毒之物在体内大量累积不能及时排出，人就可能中毒而病或亡。而艾叶显然安全得多，同时艾叶作为一味芳香驱秽的常用药物，与雄黄同样有解瘟疫病毒的良好功效。中国民间在端午悬挂艾条和用艾叶煮鸡蛋吃的习俗，更应该是与此功用有关的吧。其实艾叶煮蛋是另一个与屈原有关的传说，与雄黄酒和粽子一样，都是表达了世人对一位正直诗人的怀念，表达了世人对人类世界里美好品质的怀念与向往。在民间中国，对待恶政往往无奈又无力，几千年的中国，有多少屈原式的悲壮与叹息啊。而同在这个民间，又有多少雄黄酒和粽子的美好心地与良好愿望在生生不息息啊。
生生不息的时间，生生不息的中国，生生不息的人心所向！这就是人间，这就是真的历史。但在这样生生不息之中，酒作为一种药物却越来越发扬广大起来。现代人们普通重视养生，于是，各种成品的或自制的药酒也就风行不衰。有心的人会发现，在中国，很多人家都会有一个或精制或粗糙的泡酒器具，里面用高度白酒泡着各种中药，如枸杞，如人参，如各种花草。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之余，小饮几杯，既能抗病养生，又能舒缓一下劳累的身体。俗说“酒为粮食精”，在这个自古就讲“民以食为天”的古老国度里，这作为粮食精的酒，自然被奉为一种易得的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