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有消极的成分。中华传统文化，也良莠不齐，沒落颓废者有之，时过境迁不合适宜者有之，歪曲误解者有之。我们传承的应是精髓，是思想哲学方面。当前，在中国哲学界，全被西方统治着，甚至有些人叫嚷说中国没有哲学。大学教材，没有康德、黑格尔、马列等，几乎不成书；被网友戏为“烤鸭”的马列研究班底，也很难有些“柳暗花明”了。在思想文化界的一片茫然中，释迦牟尼、耶稣，便来到人们身边，庙里香火鼎盛起来，教堂也悄然兴起。人们欲求助于《易》，占卜、算命、跳大神的巫术都借机，瞬时间陈渣泛起而流毒起来。某大学还办培训班发文凭，让跑江湖算命骗钱职业化；人们欲去问“道”，可惜包括所谓“道家”， 根本不知《老子》，自古就没有人真正的理解“道德经”，现在所谓解《老子》者，都是些善于啃前人鸡肋的挂羊头卖狗肉者，囿于“道” 中扯闲而沾沾自喜；于是人们又把目光投向曲阜，一时间挂名“孔子学院”的汉文化如雨后春笋，于丹也“心得”了，到了真正深入孔子时，人们才发现“子曰”不仅无逻辑可言，形成不了思想体系，而且难以与现代社会接轨，开民主、自由、人权的倒车！以至于鼓噪百日的“九五之尊”也夭折了。

　　 两千多年遵从的所谓正统文化的“儒术”， 就是一桶垃圾，垃圾一桶。说儒文化为垃圾，靠“子曰诗云” 起家的学者、教授，特别是溜须拍马的犬儒，会为维护封建法权而极力反对。反对归反对，如果认为百姓见官“三叩九拜” 之术有“人权”， 一定是智障者；如果不承认“唯小人与女人难养” 而形成的裹脚之术，是对女性的摧残，那一定不是女人养的；如果不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是“人治”的“愚民” 之术，一定是脑残者；如果认为孔子的“选人伦”， 即 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贵贱之术，（例如把演员称为是下九流的“戏子”） 是社会的民主与平等，一定是封建王朝的残渣余孽，甘当犬儒，“万岁” 没喊够的人…. 这些文化能传承吗？答案是否定的。

　　 传统的“子曰” 否定了，再看“诗云”。 诗，达情言志，从中可以窥得古人的精神情怀及社会风貌，因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一致的，精神的追求是一致的，故“诗” 可以陶冶情操。但是如果理解有误，囿于历史上某人的错误注解，不仅得不到古人的精神情怀，了解到当时社会风貌，而且还会误解字义，阻隔文化的传承。这里仅举两例《诗经》，因为它关系许多中华汉字的出处。

　　例一，到底是“关关雎鸠”，还是“关关睢鸠”？ 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是“雎鸠”。 雎鸠，《尔雅》释为瞗鸠 ，郭璞注为凶禽雕类，《禽经》解为鱼鹰（见《辞海》），历代译文无不从之。关，像声词，“关关”相当于现代词呱呱、咕咕、咯咯。按《辞海》循晋人郭璞等人解释，“关雎” 其意境是凶禽雕类或鱼鹰“在河之洲” 鸣 叫。笔者也晓得雕类、鱼鹰决不是“关关” 之声，它的鸣叫均有杀气。这能是烘托男女爱情的意境吗？东晋的郭璞，肯定不懂得恋爱，也沒见过鸭鹅交颈的求爱，不然会面对凶禽或鱼鹰如乌鸦之叫，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了。如果视为“睢鸠”， 意境就变了。睢的本意指禽类伸脖子上视之意。鸠，古时对短尾禽鸟如鸭类、鸳鸯统称。如果是看在鸭鹅类或鸳鸯，“引颈欢叫”（ 关睢）的“在河之洲” 求偶，衬托“君子好逑”的气氛，不才是“诗”的意境吗？现在传承的，竟是沒有“诗” 意境的郭璞之流的臆说！

　　例二，思，《辞海》的注解条目中解为“语助”， 可谓谬误之极。在《诗》中最难理解可为是“思齐” 与“思媚” 了。思从田从心，其本意是想象、想念在无拘无束（田野）的驰骋。“思齐”，可译为比想象的还完美，或理想中的完美。“思媚”， 可译为比想象中口碑还多还全。媚，《说文》：“媚，说也。” 媚从女从眉，也是形意字。这个“说”来于“女”的“眉”飞色舞，传统的仅认为是贬义的乃过于狭隘。抵毁之说为谄媚，褒扬之说应是口碑，因此，“媚”可接轨现代词口碑。那么《诗. 思齐》“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 就可译文如下：

　　 比想象中还完美的大任，是天之骄子文王的母亲。

　　 比想象中口碑还多的姜氏，是文王祖母周王室的太妇人。

　　 以上举两例，是说我们不可再传承谬误。

　　可以这样讲：我们既不可以传承沒落、消极文化，也不可传承谬误文化。如果仅为了“盛世修典”， 像明王朝再搞一次《永乐大典》，像清王朝再搞一次《四库全书》，原封原样的谬以千年、祸祟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