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麇国到钖县

潘彦文

    郧县五峰乡的东峰村和肖家河村北临汉水，汉江河道在这里转弯，将两村置于一处凸出的半岛上。在冷兵器时代，这里成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正是这样的地理形势，在春秋时期，这里成为古麇国的都邑之地，也是秦汉时期的钖县旧治。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春秋时期，汉江中上游这一带由西而东依次居住着庸、麇、绞三个方国。《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时（公元前885年-公元前877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楚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今竹山县境）、杨粤，至于鄂（今河南南召县皇路店镇一带）。”由此可见，庸国于周夷王时期便成为楚国的附庸国。绞国则位于今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左绞村一带，因为参加了郧国（今湖北安陆市一带）反楚的军事行动，公元前700年，楚国兵临绞国城下，绞国和楚国定下城下之盟，附楚。

    麇国最早出现于《左传》所记载的公元前617年楚国在厥貉（今河南项城市西南）与陈、郑、蔡等诸国会盟中。《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617年），……陈侯、郑伯会楚子（楚穆王）于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厥貉之会，麇子逃归。”从厥貉会盟的几个参与国的规格看，麇子在其中为楚国带去的随从附庸国，与陈、蔡、郑等侯伯国不能等视。楚国会盟的目的是准备征伐宋国，麇子国被楚国召去应带有本国军队。会盟初期麇子却带着本国的军卒逃跑回国了，这显然削弱了楚国的军事力量，使得楚穆王只好接受了宋国的慰问，并应邀到宋国的孟诸参加了一次游猎活动。楚穆王没有达到灭宋的目的，显然归咎于麇国，第二年（公元前616年），楚国就灭了麇国。《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十一年春（公元前616年），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今房县）。潘崇复伐麇，至于钖穴。”如上记载，麇国当时的疆域已南及房县境，国土面积远远超过了《孟子·万章下》中所说的“子、男之国五十里”的周朝封国国土面积规制，也超过了“公、侯皆方百里”的封国国土面积规制。可见麇国是当时楚附庸国中举足轻重的盟国。这次楚国的伐麇战役动用了楚国的主要军队和重要将领。成大心是楚成王时期令尹子玉的儿子，他能征善战，并在距此时五年后参加了楚庄王发动的灭庸战争。这次成大心率军消灭了麇国在房县的外围军队。潘崇是楚穆王的老师，曾为楚穆王商臣谋夺了楚王之位。这次潘崇率领楚国主力军队直取麇国都邑钖穴。钖穴即今郧县五峰乡东峰村和肖家河村一带，两村背靠的即是钖穴山。麇子因为前一年的厥貉之会逃归，而为自己引来了灭国之祸。

    麇国是仅出现于春秋三传中的上古方国。春秋《左传》、《春秋榖梁传》记载为“麇”国或“麏”、“麕”国，《春秋公羊传》记载为“圈”国。因在春秋时期，麇、麏、麕、圈四字通用。麇国在典籍中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其灭国五年后的公元前611年楚庄王灭庸国的军事行动中。

    《左传》记载：“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房县南、神农架东南地区），师于大林（今荆门市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今湖北枝江市）。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选在今湖北枝江市境），将伐楚。于是申（今河南南阳市）、息（今河南息县）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此百濮是散居于湖北石首市一带的濮人部落），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谁有空来谋算别人呢）？’乃出师。旬有五日（十五天），百濮乃罢。自庐（今湖北南漳县境）以往，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今湖北丹江口市均县镇汉江边一带）。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今湖北竹山县东堵河边）。……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这是楚庄王三年发生的事。伐庸之役，楚庄王御驾亲征，乘着驲车（驿车）到达临品（今均县镇附近的汉江边）。上述“麇人率百濮聚于选”。据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考定为楚地名，在今湖北枝江市境。百濮，据西晋杜预 《春秋释例》云：“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此百濮在今湖北石首市附近。结合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岳州巴陵县条曰云：“麋 （麇）城在县东南。”《左传》记载：“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秦师败吴师。吴师居于麇。”此“麇”应为岳阳之麇城，这时秦国援军已经将吴国驱赶到了楚国的东南地区。从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岳阳有麇城的地名史实分析，则与“麇人率百濮聚于选”的方位吻合，即此麇人应在五年前被楚国迁到了今湖南岳阳市一带，见楚国“大饥”、庸国反叛，被楚国灭国之恨顿然生起，便组织了居住在石首一带的百濮从南边伐楚，并驻扎在枝江市一带。最后因楚大举灭庸，麇人与百濮军队便自行收兵回到各自的邑落。所以麇人以后世代居住在岳阳一带，“麇城”以及“麇川”等地名便保存了下来。

    关于史籍记载今湖北当阳市也有麇城之事。北宋《太平御览·山南东道五》记载：“荆门军……当阳县：汉旧县，属南郡……又为临沮侯国，今县北有故城焉。又按（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云：当阳本楚之旧邑。《左传》云‘楚潘崇发麇，至于钖穴。’颍容（东汉末经学家）《春秋左氏条列》云：‘麇，当阳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荆门州……当阳县……麋城，县东南六十里，地名八渠。（北宋）宋白曰：‘春秋楚伐麇。’颍容《春秋左氏条列》曰：‘麋，当阳也。’或云三国麋芳所筑。”以上两条关于“麇（麋）”的地望记载均来自于东汉末经学家颍容的《春秋左氏条列》，有的引颍容所谓“麋”、有的引颍容所谓“麇”。结合《左传》关于麇国的记载分析，颍容把春秋时期的麇国释为当时当阳县境的“麋城”，这确是误判。此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丙》早已澄清：“麕（国），高阳（颛顼）后。麇同，所谓麇、庸，即麏也。今之房陵。楚饥，与濮伐楚。《荆州记》引《释例》在当阳，非也。当阳乃麋。”罗泌认为当阳之麋是麋国，不是麇国。清《读史方舆纪要》又记载一说：“麋城”为三国蜀汉的南郡太守麋芳所筑的城，后谓之麋城。但颍容为东汉末年人，与麋芳同一时代并稍前一点，麋芳筑城在建安末年，颍容应知之。颍容所著《春秋左氏条例》主要是注释春秋经传中的事件地名，言“麋（麇），在当阳”。那说明当阳境汉以前应有麋（麇）国地名遗存，此麋也有可能是楚灭麇后为分割麇人而析迁部分麇人于此。这部分麇人后来也同楚迁往岳阳之麇一样与百濮聚于枝江参与了伐楚行动。但一些学者发现岳阳境有麇城、麇川，就以为麇国在岳阳，见到当阳有麋（麇）城，就认为麇国在当阳境，这确有附会之嫌。

    综合上述史料考证，我们看到了春秋时期的麇子国存亡迁徙的清晰路线：居住于钖穴的麇子国，于公元前617年作为楚国的盟国在参加厥貉会盟时逃回；公元前616年楚国发重兵灭掉麇国并将麇人分迁至楚之西、南周边一带；公元前611年，移居至麇城（今湖南岳阳境）的麇人因楚国“大饥”，呼应庸国叛楚的军事行动而组织百濮从西南面围攻楚国，最后因楚伐庸而恐惧，与百濮停止了伐楚军事行动回到迁徙地。至今在岳阳、当阳境内保存下来了“麇城”、“麇川”等古麇国的文化地名符号。

    纵观古代诸侯灭国的史实，商周时代小国被大国打压灭国被迫迁移，有主动迁徙和被动迁徙两种形式。主动迁徙是小国被打压灭国时国人主动四处逃跑迁徙，如商代的彭国、微国就是被商王灭国后四处迁徙，并将自己的国名带到其它地方，他们辗转迁到汉水中游的十堰地区也称彭（今房县一带）和微（今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一带），后来微又受周王朝的打压又迁到了今天四川的眉山县（微、眉古字通）。被动迁徙是战胜国强迫小国之民迁移到指定的地方，麇国灭亡后被楚迁到当阳和岳阳应该就是如此。当然被迁的麇人也在新迁之地保存了自己的国名，但此“麇”不再是麇子国了，而是麇人居住邑落。在上古时期，许多被灭国迁徙的国人每到一地，不仅在新居住地保存了国名，有的甚至还以国名为姓，来纪念自己已经消亡了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几个强大诸侯国消灭弱小国家的规律，一般是大国吞并小国后便就地将国名改为县和郡，如楚国灭陈国后将其国境命名为陈县、灭了权国后将其国境命名为权县。公元前楚灭庸国后，将庸国都邑改名上庸县。

    麇国于公元前611年被楚国灭国并南迁，据正史记载考证，楚国在灭麇国之后便在麇国都邑钖穴设置了钖县，成为战国时期秦人所称的楚国“上庸六县”之一。那麇国被灭后楚国为什么不将其改名为麇县呢？历代史家认为钖县应当是楚子灭麇时，太师潘崇伐麇至于“钖穴”，因此择钖穴前字“钖”在麇都邑置钖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钖穴故地春秋麇国贵族墓葬考古情况证实，钖县也是楚国以国都名命名的郡县。

    2001年，十堰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临汉江的二级高地上抢救发掘了二号墓（M2）春秋贵族墓。该墓出土铜器5件：鼎、鈚、盘、匜、盏各一件。

    其中3件带铭文：

    铜鈚腹部铭文三行，自右向左译为：“隹（唯）正十月庚子（初），钖[鍚]子中濒择吉金铸其□□。”

    铜盘内部盘底正中铸有铭文27字：“隹（唯）正十月咸辛亥，钖[鍚]子中濒□□其吉金，铸其御盘，子孙永宝用之。”

    铜匜底部正中铸有铭文20字：“隹（唯）正月咸己未，钖[鍚]子中濒□择其吉金铸其御□贵。”

    （潘世东转载于十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