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先生的离世标志着一个华人电影时代的结束，关于邵氏的企业家文化属性与文化产业模式的探密硏讨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潮。究竟逸夫先生是一个娱乐大享型企业家？还是一个深具家国情怀的大慈善家？抑或者是一个企业型的哲学家？或者就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家和纯粹的哲学家？关于这一系列的社会属性研讨在2014新春即将到来之际，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三十年开启之际，究竟是文化立国还是实业强国？究竟是文化需要实业的支撑？还是实业需要文化的助动？这不仅仅成为习李新政一个全新的时代标志与经济亮点，而且将是一场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国企业文化属性的大辫论与大揭密。根据老韩多年对全球企业家，慈善家，文化类企业家，企业型哲学家这四类社会群体的学理性研讨与探密，老韩的理解有如下看点：

首先，纯粹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概念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若从职业特征来看它们似乎是独立存在的，但是从社会属性上讲绝对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价值信念的从商者最多只可以成为一个商人而成不了企业家，同样，离开企业家的雄厚财富去慈善最多只是一个乐善好施者，而无法上升到一个慈善家的性质与高度，因为这里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哲学思辨问题。

其次，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和慈善家最初是立志要成为企业家和慈善家的。他们都是在伴随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高度后，受感恩文化影响和时代社会的呼唤或良心发现，才逐渐转变观念升级成为企业家或慈善家的。比如，邵氏在上世纪80年代末才成立邵氏慈善基金和逐渐开始大规模捐资内地教育和医疗事业的，而在此前他对财富看守的紧是华人圈中出了名的。

再次，企业规模的大小归根结底是企业价值理念与社会公众的价值信仰趋同程度的结果。也就是说企业理念越符合社会公众信念，企业成就的规模就越大。相反，那些企业过早夭折或做不大除了经营手法和机遇不佳这一特定的外部因素外，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企业家理念与社会公众的价值信念背离的结果。因为有不讲社会公徳发财的商人，但从来没有悖逆公众而强大的企业。苹果市值之所以会随乔大爷离世而讯速地回落恐怕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他的霸王服务条款加速了苹果的殒落。

最后，企业家始于饥饿，成长于勤奋，壮大于机遇，成功于社会，成就于哲学。因为古今中外几乎寻找不出一家企业不是因为谋生才去拼搏和创业的，这话仅管很多企业家不爱听，但这的确是现实和绝大多数。同时也没有哪家企业是平步青云和在顺水顺风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有低落也有高潮，但更多的是在时代大潮中抓住了社会机遇才成长和壮大的，特别是裴声国际的知名企业都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信念才成就了他们。比如丰田汽车因刹车片问题让丰田汽车在中美两国间，因为区别性的召回制度与赔偿服务而遭遇冰火两重天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而松下幸之助则因为胸怀天下的责任情怀而让他名贯东西，这同样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