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执行力

 

　　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主打改革牌以毋庸置疑，国家也出台了各种改革文件和意见，其实说道底关键还是在于是否有执行力。说的容易做起来难，人类的历史轨迹和惯性决定了这种必然性。如同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朝代一个政府，其一项新政出台的背后总有其伟大的理想和现实的依据做依托，朝气蓬勃。不过，要是一旦经过太多利益博弈和权衡反复讨论之后，新政就会不自觉的偏离原先的理念，变成四不像的怪胎，导致原本想利民的政策，在付诸实施后就变成了误国害民的愚昧决策。”

 

　　目前，中国推进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改革越来越需要改革政府自身，没有深化改革，公平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无从谈起。二是中国经济已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旧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若不能继续深化改革，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会不断增加。当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阳奉阴违，搞“说一套，做一套”；有的在部门和个人利益上兜圈子，实用主义盛行，于己有利就执行，于己无利则任意变通；有的干脆置上级政策于不顾，“我的地盘我做主”，自行其是。这使一些政策不能如愿实施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公权力被滥用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政府执行力不强。

 

　　政府执行力是保持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的法宝。政府不仅要有所作为，而且要大有作为，任何“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胡作为”都会严重损害政府自身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压力是上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重要动因，通过改革增强公信力因而也就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公信力与政府执行力息息相关。从法理上讲，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因此政府的职能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只有尽心尽责，切实有效地履行职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才能赢得民心，受到拥护。就这个意义而言，民心的向背主要是由政府执行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的。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切实的行动”，就是这个道理。客观现实一再昭示：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评价政府优劣的重要尺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

 

　　“存贷比”银行业的“高级鸦片”

 

　　要知道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结构转型。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付出了很大的发展代价，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从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从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

 

　　其实，这些矛盾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环节——国有资本的推动。那么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则是推动这些矛盾产生的始作俑者。今天中国经济产能过剩银行要负上很大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讲！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审批，从建设到投产，除了行政上许可之外，各大环节都离不开商业银行的介入。如果没有银行大量的信贷投入，产能成几何倍扩张的速率能那么快吗？

 

　　银行为什么如此有恃无恐敢贷这么多款项？因为银行里有大量个人储蓄存款。我再次老调重弹普及基础知识，对于银行来说存款是支出，贷款是利润。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存贷比。所谓存贷比，是指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除以存款总额的比值，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是75%，这个管理制度最早出现于1994年，并在1995年以《商业银行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从1998年开始，我国首先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实施了这一制度。

 

　　金融监管部门之所以设立考核75%存贷比监管上限的初衷是为了抑制银行放贷冲动，防范资金杠杆率过高而造成的风险。在全面实施存贷比指标约束之前的1994年，中国的CPI一度高达24.1%，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同时，当时中国银行业还未全面实施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银行资产扩张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难以受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有效约束，而政策偏好是通过存贷比等指标配合当时的双紧缩政策，进而抑制通胀。因此，存贷比指标的设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存贷比考核指标对防范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随着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银行体系沿用了十多年的“75%存贷比”法规，如今遭遇了现实的挑战。在推行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银子银行）、经济降速以及货币政策转向的当下，这一法规已不合时宜，抑制了贷款的发放，实际上制约了银行间市场上相对宽松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导致今天中国银行业首要任务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顺便支持一下实体经济。

 

　　商业银行存贷比管理制度主要存在的弊端包括：一是导致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惯性地强化“存款立行”的传统经营思路，以争取“多存多贷”的业务机会，扭曲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动力；商业银行之间也容易引发揽储大战。在存款相对紧张的时期，部分银行为规避存贷比限制，将部分表内贷款通过各种方式转向表外，反而增加了风险隐患。二是存贷比不能准确反映资产负债的期限配比和流动性状况，存贷比虽然简单直观实用，但是这一指标只考虑了总量关系，忽略了存款和贷款的性质、期限、质量等结构因素，不能反映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程度，不能反映商业银行是否能够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等流动性需求。第三，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逼近存贷比的75％限制，必然促使商业银行转向多种逃避管制的措施，这实际上是对金融指标的一个扭曲，会导致传统的金融统计分析失真，例如存贷款数据在月末季末的大起大落。

 

　　其实，从国际惯例上看，国际银行业并无“存贷比”这一考核指标。而中国这一比较有“特色”的银行间制度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相反只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反作用。存贷比指标约束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进展，导致许多非理性的市场行为。比如银行业务只能集中贷款在优质项目上，例如房贷这样的业务，则不得不让步企业贷款。而一些中小银行不得不舍弃一些成本高、风险系数大的小企业贷款，转向较为稳妥的客户。由于中国银行业75%存贷比标准写入了《商业银行法》，短时间内无法修改法律规定。但《商业银行法》虽然规定了存贷比75%的红线，但是并未对存款进行定义，那么这一空间将给银监会更大的监管松动权。

 

　　这个口子也许是故意放开的，也许是监管层的难言之隐。无论怎样，现实摆在眼前。追踪近几年的年末银行揽储大战，可以看到每年年末通过返利等手段高息揽储的商业银行不在少数。加入高息揽储的金融机构行列的不仅包括国有大行，还包括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等，与国有大行相比，他们的存款返利会更高。实际上，不仅是每年年末银行会掀起揽储大战，每到季末时点，银行都会刮起一轮揽储风，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存贷比考核。实际上银行对此操作是驾轻就熟，把“分子”做大是为了利润，把“分母”做大是为了应付考核，绕来绕去银行总能在最后一刻应付上层监管。表外业务做的风风火火，一旦考核势紧（高息揽储不够，分母偏小），银行只要把表内业务移往表外就能应付自如，这种模式已经是银行业公开的秘密了。存贷比75%的考核其实如同虚设。

 

　　对策总比政策要快，政策总不变，对策自然如鱼得水。我们不能说银监会形同虚设，实在是国情所迫，制度上又没有人敢去创新（因为要有人为此担重责）。因此，银行业这种奇怪的模式能存在这么多年也不足为奇了。那么，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显而易见。国企总能低息贷到款，中小民企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银行间这种“奇怪”模式配合发改委的审批制度（一个更加神奇的制度设计），导致中国产能疯狂增长，今天我们天天享受着PM2.5的“抚慰”，多是拜发改委和银行业所赐，偶等草民实在是感激涕零、不胜唏嘘。我一小学同学是某甲三级医院的内科医生，前段时间电话偶有聊起，他说最近忙的快脱虚了，医院急招内科医生，连实习生都拉到一线去了，特别是呼吸内科门槛都要踏破了....对此我只能感叹一下，忽悠他：中国人太多，正常，你就辛苦点看在人民币的份上，为人民服务好了。

 

　　存贷比制度有其时代性，优点很明显，矛盾也很突出。对于银行来说，在此规定下运作无疑是得了便宜又卖乖，2013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名前8位中，除了“两桶油”，四大国有银行竟然全在其中。利润节节高，却天天喊制度不公，如同大家都知道鸦片这玩意不是好东西，但鸦片吸食久了有了依赖性，想戒也戒不掉。根据《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2年)》，仅有20.7%的受访银行家认为应该保留存贷比，并作为主要的监管指标；有6.5%的银行家建议废止存贷比；11.9%的银行家认为可以予以保留，但应扩大存款测算范围；18.8%的认为可以保留，但应对指标值予以修改；41.9%则认为应该予以保留，但作为监测指标而非硬性约束指标。那些反对的多是中小地方银行，赞成保留的多为大型商业银行。由此可见，“存贷比”制度肥了银行，亏了企业，是横在经济转型、结构调整面前最大的障碍。

 

　　改革核心中的“核心”

 

　　任何一次改革都有其难点、重点和轻重缓急之分。剥丝抽茧之下总可以列出当前中国改革难点中的难点，可以说是改革核心中的核心。是什么呢？老谢我以为，今日之中国改革序幕起点是从三中全会开始；而三中全会又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重点突破口；说到上海自贸区其改革的核心又以金融改革为先导；那么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又在于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存款利率市场化。

 

　　近年来，老百姓常抱怨“钱存银行不划算”，一个直接原因是存款利率低。存款利率高低，决定了银行使用资金的成本。如果存款利率偏低，就压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扩大了银行的利润区。测算显示，国内银行的净息差普遍在2.5%至3%。去年6月8日，央行进一步放松了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范围，标志着中国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那么存款利率市场化会带来哪些变革呢？这里我用最简单明了的逻辑来具体阐述一下。

 

　　1、对老百姓的影响

 

　　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各银行和非银行储蓄机构将争相以较高的利率吸引储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将提高存款利率，而较高的存款利率将增加家庭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低利率导致每年约相当于GDP的4%的利息收入从家庭转移到国有企业手中。利率市场化不论利率是升还是降，都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如今，不论你到哪家银行存钱，利率都是相同的。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将差别化经营，不同的银行同一种币种和档期将会执行不同的利率，同一银行相同的币种、相同的档期可因存款金额的大小有几种存款利率档次。如此，实力强、信用度高、服务优及电子化程度高的银行存款利率可能略低一些，因为这些银行大多经营管理严谨科学，风险低，存款的安全系数高。而实力较弱的商业银行则可能用高利率吸引储户，这样才能吸收到存款。普通市民既可以选择高利率银行以期获得高息，也可为保险起见选择利息不高但有实力、风险小的银行。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对个人的消费贷款利率也将实行市场化。不同的人，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利息也将不同，个人信用程度记录将在消费信贷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银行完全按照贷款人的信用状况及职业、学历等综合情况决定每个人的贷款利率，如没有不良信用记录，且学历较高、有固定职业的消费者，不但可以轻易地从银行贷到款且利率可能很低，信用良好者将受到市场更多的青睐。从国外实行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存款利率一般会提高，贷款利率则会下降，老百姓将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此外，利率市场化将对个人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质特征，当市场利率在低位运行时，人们往往会加大即时消费的力度，从而有力地激活消费市场。而市场利率在高位运行时，一般会减少物质消费而加大投资力度，个人资金流向产业市场的可能性增大，以追求较高的利息收入和资金回报率。通过利率市场化，可以充分发挥利率在资金合理配置中的作用，企业和个人行为都将与利率的涨落更加紧密地相连。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倒逼银行的存款、理财产品有更多差异性，老百姓理财也会出现更多选择。

 

　　2、对银行的影响

 

　　一旦利率完全市场化，银行理财产品将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类存款理财产品将消失，今后理财产品的受众不再是普通大众投资者，而是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多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都承担着替代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角色，绝大部分的银行理财产品投向的是类固定收益产品，收益本身相对固定，这种产品具有刚性兑付特征，投资者只获得事前确定的预期收益，实际上是类存款运作；但这种产品的收益率又远远高于同期限存款利率，也远远高于目前规定的存款利率上浮上限。因此这类产品实际上成为了存款替代品，其存在的必要性起初是为了规避存贷比限制。但是到后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存款利率严格管制的情况下通过高收益吸收资金。一旦利率完全市场化，这类产品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区域性商业银行由于理财业务不成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会最终转换为存款业务。而真正能够存续下来的固定收益类产品，风险收益属性与存款有显著差别，将不存在刚性兑付。理财业务将回归代客理财的本质，成为真正的中间业务。

 

　　银行盈利模式需要从风险套利转向风险管理盈利，从市场套利转向资产管理盈利。目前银行的理财业务盈利模式主要是风险套利和市场套利，即通过自身发行理财产品、利用刚性兑付提供增信，降低投资者对项目风险的感知，从而降低其对收益的要求；通过在零售市场上募集资金，再将资金投向批发市场，获取利差。而今后理财业务回归中间业务后，要求银行不承担投资风险，风险套利将难以持续。另外，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的利差空间缩小，市场套利利润缩小。因此，未来银行的盈利点应该转向依靠自身管理能力盈利，打造自己的资产管理品牌，根据自己的资产管理能力收取资产管理费，而不是根据项目不同逐一定价。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资金成本上升，为保持适度的利润增长，资产业务将向银行拥有更强的风险定价权的方向倾斜，银行风险偏好加强，势必会增加对高收益资产的配置。当前，国家对房地产、平台贷款以及“两高一剩”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持续加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文化产业等新兴领域尚处于培育阶段，相关金融服务模式也未成熟，因此上述产业领域短期内难以发力，成为商业银行重点信贷投放的可能性较小。从银行比较优势看，中小银行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大型客户的信贷需求，尤其是在利差收窄后，此类低收益客户对中小银行的吸引力也会有所减弱，中小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大型银行虽然资源充裕，具有规模优势，但利差收窄也会压缩其利润空间。在利差收入仍占据主导地位的中短期内，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增速，大型银行也会不断深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要求上，最新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已经对小企业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给予了优惠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对小企业加强信贷投放。因此，从国家政策取向、企业自身需求以及银行客户发展路径选择等多个角度看，小微企业有可能成为今后信贷业务的重点进军领域。由于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较高，经营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此，拓展小微企业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利于调整结构

 

　　包括存款利率在内的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将面临压力，其中可预计的后果之一是净利息差的收窄，而中国的银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利息差。比如，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银行利息差业务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3.5%，中国农业银行的数据为75%，中国建设银行的数据为74%，中国工商银行的数据为72%。但国外的情况显示，利率市场化之后并不一定会降低利息差。比如美国，在利率市场化之后，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先是出现下降，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就迅速回升并且稳定。问题的本质可能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关。美国的银行业基本上是私人股份银行，且数量众多，市场进入壁垒和退出障碍都较低。比如1966年时美国的银行数量大约为13700家，到1984年时增长到大约14500家，到2008年时又下降到不到7500家，反映美国银行业市场的活跃。这其中蕴含的逻辑是：由于存在完善的市场主导的破产和清算制度（即所谓“市场出清”），美国的银行尽管在面对利率市场化时存在强烈竞争，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要求一个行业应该有其长期均衡利润，具体体现为长期均衡的“净利差”。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银行业在2011年底的市场集中度为53%，表明中国的银行业之间的竞争程度一般。同时，由于前四大银行均为国有银行，第五大的交通银行国有股份也为最大股东，其他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国有成分也非常大，银行业的破产和清算在中国会面临种种困难。可以预期，在利率完全市场化之后，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巨大冲击，净利差将会下降，银行业的经营将会遭遇挑战。其应付挑战的手段包括加快提升非息差业务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但在挑战之余，利率市场化也可以给国内的银行业更多的机会。利率市场化可以加强银行业的竞争，银行业对风险定价的能力和技巧会得以提高，当资本账户完全放开后，国内的银行业抵御冲击的能力会得以提高，而且国内的银行业也可以走出去，和国际同行公平竞争。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也会因为利率市场化而发生变化。贷款会更多地投入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和部门，投资规模会相对下降，但是投资效益会比以前有所改善。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从过去的投资规模驱动向投资效益驱动转变。相比之下，即使消费本身没有变化，它在整个需求当中的占比也会提高。货币政策在市场化的利率环境下传导更为通畅。整个利率体系更加接近于均衡水平。在均衡利率水平下，如果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波动会比较小。因此，从总体来看，利率市场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4、缓解产能过剩和房价高企

 

　　尽管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可以支持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可任意套利的低资金成本却很可能阻止银行对贷款的准确定价，这些因素都可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存款利率上升后将对银行构成压力，银行间的竞争将导致部分成本被传递到借款者手中（另一部分表现为净利息差的降低）。对于借款企业来说，资本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如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没有足够高，投资可能会出现亏损，这将抑制中国经济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低效投资。在2003-2012年期间，实际贷款利率比1998-2002年期间下降了5%，这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普遍存在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存款利率市场化，由此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后，过度无序投资的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投资占GDP畸高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资源错误配置的情况会得到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得以提高。

 

　　管制的存款利率低于市场水平，甚至低于通货膨胀，这鼓励投资者把钱投入有更好回报的高风险资产类别，比如理财产品、房地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理财产品业务在过去几年有飞速的发展，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如果存款利率市场化，高风险理财产品规模的发展会受到抑制，房地产泡沫的程度也会受到抑制。

 

　　“革命”还需彻底

 

　　中国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将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所面临的一些难、急、较为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存款利率市场化是中国本轮改革核心中的核心，处理的好可一劳永逸，处理的不好将成千古遗恨。虽说中国银行业家大业大，背靠政府。不过所谓风水轮流转，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相对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当前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民众禀赋和复杂的经济环境，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放开必定带来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如何规避？这就需要管理层完善监管机制和底层设计，尽可能的把风险降到最低。

 

　　“革银行的命”不是不可能，只是时间问题，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银行业的变革也将提上日程。如果未来5年，不能有效的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那么改革将会面临巨大风险。纵观这次三中全会方案出台之后，社会各界都是好评如潮，不乏附和吹捧者，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改革真正的核心问题。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国多年来“假大空”式的唱多早已不甚枚举，真正敢动真格的屈指可数。如开发西部，人才都一个劲的跑到东部来；遏制产能过剩，项目却越批越多；经济转型年年讲，年年都是老三样（政府负债投资、再投资、继续投资）.....这些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决策系统畏首畏脚的表现，怕影响全局、怕无法承担风险....怕这怕那，改革步伐一拖再拖，直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行成了今天一个市场倒逼机制。只要有撬动利益核心的勇气，改革成功的几率必然大大增加。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拭目以待，决策层是否真有动一动银行这块“奶酪”的决心。光叫喊、做做纸面文章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时间真的不多了......

 

　　当前，中国以“扩内需，调结构”为宗旨的经济转型，增加国内市场需求，扩大进口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如今的中国要转型，必须摈弃靠自然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把经济发展引导到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上来，让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通过金融市场的改革，特别是推进利率市场的改革，实现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到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发展与民众幸福共同提升，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