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邱震海著

也许有朋友会说：“我们走向何方难道还不清楚吗？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方法，就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道路是成功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乐观了。

坦率地讲，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我们没有系统、逻辑的梳理，更没有一个清醒、统一的认识，不然近年就不会发生诸如“国进民退”这样的开改革倒车的现象；同样，对于未来改革要走向何方，我们实际上也处于相当的茫然之中，不然也就不会有近年来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左右彷徨的事情发生。如果说，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和法治，那么在近年的改革进程中，一系列司法倒退现象已经在昭示，对于未来的目标和道路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更重要的是，一方面我们对未来的终极目标感到茫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自己目前身处何方也感到茫然。稍有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数学中的坐标系有助于人们准确定位所处的位置。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似乎对目前处于坐标系上的哪个位置感到茫然不知。

打个简单的比喻：如果我们知道改革之舟已行至路途的二分之一处，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大业已经完成一半；如果改革之舟仅行至三分之一处，那么我们的改革大业才刚刚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之舟到底到了哪里？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定义，我们到底有多少改革的任务需要完成。

我曾经用“三个现代化”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改革需要完成的路径，一是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三是精神现代化。所谓物质现代化，指的是经济和科技等硬件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指物质现代化需要制度层面的框架性保障，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而精神现代化则指一个民族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启蒙、洗礼和飞跃。在这其中，物质现代化似乎又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不计代价集中发展阶段，二是注重综合与平衡发展的阶段。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物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改革已经过去，而其第二阶段则尚未展开；而制度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的进程则远远没有展开。因此，称“中国仅完成四分之一现代化”，恐怕不是一种离谱的说法。

当然，制度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阶段。两者有时可能同时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精神现代化甚至应该先于制度现代化。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一系列制度现代化的问题上无法推进，难道不正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精神现代化的缺失吗？试想，一个没有完成精神现代化，亦即在精神上依然迷茫甚至蒙昧的民族，怎么可能坦然而又自信地寻找到现代化的制度框架？

也许又有朋友会反驳我说：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已经完成，不然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功。这种说法显然也有点似是而非。如前所述，今天中国的巨大问题相当程度上恰恰来自它的巨大成就，而这必然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国迄今尚未找到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制度框架。如果说，西方现代化过去数百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框架，即法治、公民权利和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设计，那么现代化要在东方土地上，尤其是在中国大地上成功，它的制度框架又应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