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宪文教授说：城镇化是规律，随着经济发展，农业人口注定要减少的。国际上如此，中国也必然如此。换句话说，即使不搞城镇化，只要中国经济向前发展，靠着农民送孩子进城，用不了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也能达到国际水平。

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城镇化一直在进行着，工业开发区、城市新区、卫星城等等，都是直接的城镇化。农民工进城、大学扩招等等，都是间接的城镇化。

这种自然型的城镇化，会产生这样的情形：孩子在城市里工作，父母随孩子也在城市里居住，到了农忙季节，父母还要返回农村干活。父母丧失了劳动能力后，农村的耕地就要分给留守的农户耕种。

沿着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农业生产方式是否需要变化？在城里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富裕劳动力如何再向农村回转？

很显然，即便只是要回答这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也必须涉及到城镇化的方式问题，更何况，在城乡互动过程中，整个社会都在动，深层次的问题会层出不穷，城镇化必须要加以规划、加以控制、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

所以，我们就出来了一个新词——新型城镇化，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不必谈论，但需要谈论的是“如何城镇化”的问题，“新型”是什么模型的问题。

如果要为城镇化指一条明路，倒不如来点实用主义的：不要把新型城镇化当成需要解决的难题，而是要把新型城镇化当成解决社会难题的手段与机会。

例如，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一个大问题，孩子只会学习，不会生活，简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我们需要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知道农业是怎么回事，知道家具是怎么做出来的，知道怎么做西红柿汤……，然而，这样的需求，城市里的学校是满足不了的。而城镇化恰恰为素质教育提供了机会，校园既果园、菜园、植物园……。

再例如，都怕蔬菜食品里农药残留，但又无法保证不误食农药蔬菜。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城镇化恰恰可以发展天网农业，让无公害通过天网，实现全天候监控。

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的“新”，新思维来源于价值观，一句话，凡是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都尽量放在城镇化的格局中进行解决，只要实现了当代人的价值观，城镇化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

沿着价值观去思考城镇化，随着价值观变化去再思考城镇化，这就是新型城镇化永远不变的主题。所以，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社会发展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