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言说的心痛

　　大舅父刘天一老先生走了，老人家享年九十高寿而终, 没有带什么憾事而驾鹤西去，应该把它看作是笑丧、喜丧，但对我来说，却是无法言说的心痛。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归根到底就是生和死的价值和意义。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健康快乐地生活，淡泊宁静地做事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中，有的人为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对上奴颜婢膝，对下不择手段，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大舅父终其一生寄情艺海、笔耕不辍、甘于淡泊、老实做人，这是他90年岁月的本真，也是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大舅父的告别仪式上，我写下了一副挽联，敬悼大舅父兼且为他送行，联曰：“九十年经世闻道南粤笔墨春秋载之纸帛；八十载习艺躬耕客都杂家英名流布人间”。才华横溢的大舅父，最喜欢人们称他为“杂家”，他从十五岁开始便醉心艺苑，痴心不改，其所涉足的领域，涵盖音乐、戏剧、诗歌、书法、篆刻、摄影、古陶瓷、考古、雕塑、民俗、新闻、评论、收藏等，并且颇有建树。在文化之乡梅州市被公认为多面手，著名作家、广东文学院院长程贤章先生更是誉之为“奇才”。在人才辈出的客家文化之乡能享有如此之高的声誉，的确难能，也一直为我们亲友后学视为楷模。

　　大舅父在十五岁那年，曾因家贫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牧牛一年。虽然过的是野孩子的生活，却收集和学会咏唱大量的客家山歌，得到使他毕生受益无穷的客家山歌的熏陶。也就是在那一年，他结识了家乡附近广德庵的一位主持。这位主持很有学问，能题诗作对，尤善书法、篆刻，主持以出家人的独到眼光，认为大舅父慧根聪颖，其材可造，遂送给他一本《六书通》，教他治印。复学后，大舅父就把辍学期间的此一收获，与同学老师分享，为老师、同学刻印，在后来解放战争参加闽粤赣边纵艰苦的游击队生活期间，他始终随身携带篆刻刀，为同志和群众治印，后来成立的县级政权潮揭丰（潮安、揭阳、丰顺）人民行政委员会以及下属人民政权的公章，以及潮汕地委建立的裕民银行的印章，也是请大舅父去刻制的。如今这些公章，已成为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文革大串联期间，大舅父被关进“牛棚”，期间有三个造反组织要刻制造反组织的印章出外串联，就“勒令”大舅父为他们刻印，大舅父一挥而就，造反派们很快就带着这个“牛鬼蛇神”为他们刻的什么战斗队、司令部的朱红印章，“四海翻腾”“五洲震荡”去了。

　　大舅父篆刻的特点是以小篆入印，追求苍劲韧古，刚劲老辣而不失娟秀，近八十年刻刀随身，治印逾万枚，许多作品刊发于各类报刊，还得过全国书法篆刻比赛的金、银、铜奖。

　　大舅父又是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解放初他担任香港《大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所撰写的长篇通讯，便得到《大公报》总编辑的高度评价，回忆往事，大舅父谦虚地告诉我，“主要是第一次报道祖国发展成果，一切都觉得新鲜、感到鼓舞，写出来的新闻带有情感，观察的角度也比较新颖。”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大舅父运用自己丰厚的音乐、戏剧造诣，采写的推介与大舅父同名同姓的广东著名高胡演奏艺术家刘天一的《刘天一的二胡演奏造诣》、《动听的锣鼓、感人的弦歌——谈潮州音乐与潮剧》、以及评论上海越剧院《红楼梦》音乐、越剧《西厢记》音乐等等文章，均博得好评，被誉为专家级的音乐戏剧评论。

　　大舅父毕生情之所系的是客家山歌剧，著名作家程贤章称赞他是“山歌剧的创建者和改革家”。为了搞山歌剧，大舅父毅然放弃在大城市广州优厚的生活待遇，主动先到汕头、后到梅州担任地区山歌剧团团长，为“创建、推广山歌剧这一新剧种立下赫赫战功”（程贤章语）。客家山歌剧的雏形是山歌调的小演唱，大舅父带领当时的汕头地区山歌剧团的一班同好，对经过筛选的剧本进行加工，使之走上剧场，产生了山歌剧。在大舅父他们的悉心经营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山歌剧走上了巅峰。大舅父主创的《唱夫归》，上演之后，博得观众满堂彩，广东戏剧权威郭秉箴撰文说，《唱夫归》是山歌剧的唱功戏，赞其为“声声肺腑、字字衷肠”。此后，大舅父又以优秀剧目《伤疤恨》、《彩虹》，使山歌剧走向辉煌。尤其是大舅父精心指导反复修改加工的《彩虹》，在权威的《剧本》杂志发表之后，1965年国庆节前后赴北京汇演，共演出24场，获得首都文艺界高度评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21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演出队伍，大舅父因而被安排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大典。可惜后来文革风起，大舅父被关进“牛棚”，山歌剧从此一路中落，滑向下坡。然而，刘天一与山歌剧，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关键词，这是大舅父对客家文化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大舅父坚持业余考古三十余年，他曾肩扛考古探铲，奔波在梅县、兴宁、五华等地，先后调查古遗址数十处，采集了一大批文物标本，发掘了十几座古墓葬，把数百件出土文物拍摄照片造册归档。1975年，大舅父刚刚走出“牛棚”，便被分派到梅县畲坑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教育运动，其时当地群众为建“两栏一所”（猪栏、牛栏、厕所），由于砖石奇缺，到处挖旧墓砖砌墙，大舅父在这场所谓的社教运动之余，偷偷考古，发现了几座唐宋墓葬，其中有座较大型的唐墓，大舅父带领几位小青年去挖掘，出土了一个八足马蹄形，高9.5厘米、直径37厘米的“辟雍”陶砚，这座陶砚被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等专家称为“国宝”，经专家最终鉴定为一等二级文物，是梅州市唯一入选《中国文物精华大词典》的一件精品。与此同时，大舅父还在当地培养了两位业余文物爱好者，大舅父奉调回梅州文化局工作之后，两位文物爱好者师承大舅父，继续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梅县水车唐窑及好几座隋唐墓葬，之后通知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前来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古陶瓷器物，这些出土文物，尤其是梅州历史上著名的水车窑古陶瓷的出土，对考证当地古陶瓷的发展史，贡献甚巨。

　　大舅父的为人和对人才的爱惜也令人难忘，山歌剧著名编剧夏浓先生才华横溢，上京汇演引起轰动的山歌剧《彩虹》便出自他的手笔，就是这样的一位高才，解放初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但却因为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长期被“冷处理”。《彩虹》可以上京汇演，尽管大舅父反复向有关方面申请让夏浓叔一同赴京，却未能如愿，大舅父一直觉得太对不起他。改革开放后，夏浓先生以近六十岁的高龄，赴港谋生。大舅父为此经常吁嘘长叹，总觉得这样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人生际遇却如此不堪，自己作为山歌剧团曾经的老团长，太对不起他。后来大舅父赴港，还专程去看他，也叫我赴港时常去看看夏浓叔。广东汉剧院著名编曲、指挥吴伟忠先生，是大舅父极其赏识和扶持的才俊，早在1957年，伟忠叔便被组织上抽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伟忠叔对大舅父执弟子礼，他曾经对我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因为不在同一个单位，伟忠叔得以通过一位看守“牛棚”的朋友，偷偷地在“牛棚”窗外看望过大舅父，只见大舅父身穿背心短裤，坐在地铺上写“检查材料”。看守他的小杨对伟忠叔摇首低语：“像这样的当权派，怎么可以打倒哟？”伟忠叔由此生发感慨：“足见天一叔的成为‘牛’，实在是‘大势所趋’，而绝非‘罪有应得’”。当形势稍为好转，大舅父携同样富有才华的山歌剧编剧兼“牛友”蔡英辉先生同到伟忠叔家探望，伟忠叔曾经描述过当晚见面的情景：“在煤油灯下，我妻炒了一盘花生，拿出一勺糯米酒，以供我们畅谈。英辉兄信口吟诗：‘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在梅城十甲尾我租住的农舍里，洋溢着一派温暖，这欢快而心酸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久久难忘。待到天一叔被彻底解放，官复原职时，我喜极而歌，曾吟诗一首敬赠，诗曰：‘亲临寒舍报佳音，愧我无缘倒履迎。蕉尾桐琴声逾好，雨冲莲瓣红弥深。征程万里重摇翮，宝籍三篇指向明。草野钟期举酒贺，天心毕竟顺民情。’”一度，伟忠叔生活陷入困顿，大舅父悉心关怀，还带我多次到伟忠叔十甲尾简陋的居处看望他。

　　大舅父对我的教育和指导也令我毕生难忘，我对新闻、篆刻、摄影、民俗、收藏的爱好，深受大舅父的影响。记得大学期间，我的一篇研究客家山歌的论文《浅谈传统客家情歌的思想性》，经广东省民间艺术研究会推荐给梅州地区文化局长张志姚，张局长在梅州地区相关会议上建议客家民间艺术研究者向我学习，研究客家文化口子小一点，选题准一点，挖掘深一点，行文短一点。出席会议的大舅父非常高兴，第一时间告知我此一消息，对我研究客家文化予以鼓励。我利用假期为大学同学和老师篆刻的印章，大舅父亲手操刀为我修改、指点，还趁夜雕刻了一个笔筒鼓励我攻学。外婆辞世之时，我因忙于学业不能为老人家送行，遂吟诗一首表达悼念之情：“看尽人间谁无死，长辞只叹非时宜。一生闪耀心无愧，半世艰辛意尚驰。泪痕哀痛吟悲调，哭诉衷情赋悼诗。古来月娘无人伴，惟望阿婆登玉墀。”大舅父称赞我写得情真意厚，真切感人。还撰写了《无限悲恸的时刻》的长信寄给我，全信三千余言，述说了亲友们为外婆送行的全过程，令我潸然落泪。悲哉，如今此信已成绝响。

　　敬爱的大舅父，如果把死看作是永不做梦的长眠，那么死就是无痛、安逸的享受，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邓中夏说，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的有意义，死的有价值。您在生前，脚踏实地生活，为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努力，今天您离开我们而去，跟您自自然然地生着那样同样有意义、有价值。您永远活在亲友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