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宪政体制

　　 瑞典宪法由《政府组成法》，《王位继承法》，《出版自由法》和《言论自由法》组成。1974年新的《政府组成法》就其国家体制问题在第一章中明确规定：瑞典所有公共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建筑在舆论自由和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基础上，通过议会代表制政体和地方自治来实现。该法规定，议会宪法委员会负责监督大臣的职务履行和政府案件处理，为此该委员会有权得到所有政府文件与记录。议员（不少于总数十分之一）有权对政府（或某个大臣）提出不信任案，在议员多数支持这一提案时，议长得解除首相（或该大臣）的职务。如果政府在不信任案通过后一周内，决定举行特别大选，议长将不宣布解职政府命令。同时议员可对大臣提出质询和问题，有关大臣必须就此做出回答。《议会程序法》详细地规定了议会选举、工作程序和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有章可寻，有法可依。

　　 二、政党制度

　　 宪法规定并保护结社自由。政党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必须依法行事。根据法律任何公民都可组织并建立政党。有关手续也非常简单，政党负责人只要到税务局进行登记并提出政党章程就行了。一个政党只要有1500个以上具有选民资格的党员，就可以报名参加全国议会选举。

　　 为了保证政党组织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国家向进入议会的各党按照其席位和得票多少提供资助，而且对资助不提出用途要求。对得票超过2.5%的党派，政府也提供一定资助。2002年至2003财政年度，国家向议会各党所提供资助共达2.6亿克朗，其中社民党得8570万；保守党4835万；基督教民主党3029万；人民党2869万，左翼党2965万；中央党2021万和环境党1788万克朗。各党70%至90%的经费来自国家资助。地方政府向各政党和民间团体也提供活动经费或者补贴。这些规定连同朝野协商安排非政治性高级官员任命等政治恩赐，虽然并不仅仅惠及执政党，但无形中对各大党派特别是长期执政的社民党给予更多的支持，因而有利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但各级政府财政制度严格，任何政党不得染指国库。

　　 自瑞典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以来，五大议会政党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随着国际形势发展，自六十年代起五大党逐渐形成两大派。社会主义集团与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主导了近半个世纪的瑞典政治舞台。冷战结束后，情况有所变化。1995年至98年社民党政府与中央党进行的合作，是1957年两党联合政府破裂以来，社民党与“资产阶级政党”首次进行的“有组织的”合作。但事过不久，社民党就与左翼党和环境党达成协议，恢复了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合作。瑞典政党组织的这种两极分化有着其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可能还要继续一个时期。

　　 三、政党特征

　　 瑞典政党组织结构大同小异，都有地方组织，省市机构和中央组织。除了政党组织本身外，往往还有相对独立的青年、妇女组织等。除了组织各级议会竞选之外，平时都有其它活动。长期执政的社民党在全国各大工作单位和居民区有3000多个协会（支部），在每个市政区都有市委，负责地方政策和市议员与市政府候选人的任命。在每个省有区委，负责地区政策和兰斯亭成员及其全国议员（本选区内的）候选人的任命。全国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制定党纲、党章和党的方针政策，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信任委员会，就次年大选提出纲领性方案。在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委员会及其执行委员会负责党的日常工作，协调各区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信任委员会是党内的协商性机构，每年开会一次，反映党内外意见与要求，提出政策性建议。左派政党每年最大的活动是五·一节庆祝。其它中间党派和右翼政党组织相对松散，基层组织活动较少。

　　 与其它各国相比，瑞典、芬兰和丹麦政治受阶级关系影响较大。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政党归属和投票取向比其它国家更受民众个人阶级地位的影响。这些北欧国家的蓝领工人与社会其它阶层之政治差别要比其它国家更明显。在人口不到900万的瑞典，200多万工人加入了兰领工会（其主席是社民党常委）。在每次大选中都有70%左右的工人支持该党和其在议会的支持者--左翼党。有着100多万会员的白领工会――职员中央组织也在社民党影响之下。社民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众多欧洲共产党易帜情况下，依然在其2001年纲领中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坚持要改造整个社会，坚决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保证了该党强大的凝聚力，使其无论参加联合政府还是单独组阁时都能主导局面。其组织的政府既注意尊重并代表党内大多数人意见，又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与支持党性关系中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在该党下野的九年间，政府政策虽然有所变化，但社民党所制定的基本国策和其建立的基本制度仍然得到维护。它多年为之奋斗的改革已经为大多数政党不同程度地接受下来，变成了瑞典整个民族的共同财富。

　　 四、政治文化。

　　 瑞典政治文化虽然是有阶级性的，但同时也是在西方多党制情况下发生的，是在金钱和选票竞相发挥作用情况下发展的。瑞典工会力量虽然强大，但其对立面瑞典资产阶级力量也很强大。瑞典大中企业组织在有１４０万雇员的雇主协会中，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右翼政党给予巨大支持。社民党批判地接受了传统的西方民主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改革必须以为多数民众所接受为标准。社民党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工作，但在仅靠本党力量无法实现其目标时，它又随时准备与其它政党达成妥协并进行合作。协商或者妥协就因此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文化也影响了其政党与政府关系。如前所说，半个世纪以来瑞典各届政府多次与在野党进行对话和合作。实际上，社民党在其漫长的执政期间很少有自己的多数，它在执政期间所进行的大多数改革都是在一、两个在野党支持下进行的。瑞典政治文化中的这一传统促进了瑞典政党与政府关系的成熟和政局的长期稳定。

　　 五、其他

　　 瑞典政党制度的相对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政党领袖们一般任职较长，且在壮年时期开始主政。以社民党为例，该党自1889年成立至现在的114年间仅有六位主席，平均每人任职19年。其中任党和政府首脑最长(23年)的是艾兰德（Tage Erlander）。布兰亭(H Branting)和汉森(P O Hansson)在职期间病逝；帕尔梅被刺身亡。艾兰德和卡尔松则是主动让贤。这些人开始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大都在四十岁上下，年富力强，通过领导党和政府多次克服艰难险阻，而赢得了党内外民众的信任和威信。

　　 其中艾兰德首相执政最长，他重视党的团结、注意听取党内意见并在党内建立了广泛联系，他经常会晤党的书记和司库，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中央执委会。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周召开议会党团会议，他定期会见党报编委，经常出席党的地方组织、妇女协会、青年组织会议，以便了解情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并把党内外意见反映到党的政策要求中去。他的接班人帕尔梅和卡尔松继承了这一传统，努力在党和政府之间做好桥梁，处理好与左翼党的关系。在他们执政时党内的最大难题是与总工会关系。他们努力在工会要求和经济现实之间寻求妥协，成功地缓和了执政党与支持其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保证政府工作的顺利进行。期间，中央党主席费尔丁，人民党主席奥林，保守党主席布曼和左翼党主席赫尔曼松等都曾在其各自党内长期任职，领导该党进行过较大的政策调整，为瑞典政治生活的长兴不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