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是一片神奇的沃土，智慧的土著人为它涂上了印第安的底色，殖民者的黄金欲望和天主教狂热摧毁了古老文明的殿堂，这里成了拉丁化的世界。文明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血与火的历史促使民族意识的出现，飞快的占据了大部分拉美人的心灵，铸造了文明的新生，拉美国家在告别殖民时代后，走上了蜿蜒曲折的发展之路，拥有2070万平方公里，五亿多人口的拉丁美洲却不约而同选择了同一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期间的得与失苦与乐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选择经济发展方向和模式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具有发展经济的先天优势，在独立之前，西班牙葡萄牙两大宗主国的经济地位已经被英国取代，在军事上两国都受到拿破仑的威胁，无暇他顾，拉美在独立前的二十年其经济已经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独立后对发展道路很相当大的自由选择权。拉美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劳动力，远非物产贫瘠的欧洲可比，经济发展的物资基础是很坚实的。拉美的地理位置很优越，远离欧洲列强，完全可以避免战争和动乱。这一切都意味着拉美面临绝好的发展契机，至少，在拉美国家独立后，这一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美国相当。 当然拥有两条腿身高1.68米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为马拉多纳，拉美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上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然后就是调整，再错再调整，就像一个病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吃错药，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学说是拉美国家给自己选的第一个药方，宛如不试敏就注射了青霉素。当然，按照当时拉美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初级产品作为主要出口产品是最为理想的选择，至于复杂的工业制成品当然没有必要生产，因为英国货既便宜又实用，在本国生产纯粹就是资源浪费。这种貌似合理的行为所结出的苦果在当时是始料未及的，主导产业选择失误直接导致了拉美三种久之不愈的“社会病”：第一是政治和经济的两极分化，蔗糖、咖啡、木材、棉花、可可、粮食、颜料的出口使拉美的大种植园迅猛发展，大种植园主和大地主成为财富的最大拥有者，而普通劳动者的处境比值民时期好不到哪去，无非就是学会了新国歌认识了新国旗和新货币。截止到2006年，拉美七个主要国家的平均最穷的20％的人口只占社会总收入的3.1％，最富有的10％的人口则得到39.9％的收入，如果把这个比例扩大到20％，那么社会总收入的56.8％就落入这些人的腰包里。分配不平等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财富过渡集中必然导致民众的普遍不满，经济因素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拉美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政局混乱。第二，单一产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拉美国家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进而在政治上要依附发达国家，否则就面临不给开饭的窘境。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过去的250年里都陷入了“繁荣和破产”的循环往复，以巴西为例，20世纪初期巴西是拉美政治经济强国，其海军装备了昂贵的两艘战列舰，一次齐射发射的弹丸重量不亚于英国维系海洋霸权的利剑伊丽莎白级，那时候巴西的主导产业在经历了红木周期、甘蔗周期、黄金周期，已经到了最繁荣的橡胶和咖啡周期，1929年，巴西出口咖啡2900万袋，售价是22.5美分／磅，但到1930年，价格下跌倒8美分／磅，当年销毁的咖啡数量高到3400万袋，1940年销毁的咖啡数量达到7800万袋，很多种植园主连焚烧咖啡的燃料都支付不起，这种低迷一直到了1945年才有所缓解，那是因为巴西90％以上的咖啡种植园破产，产量极度减少所致。如果不是战争对橡胶的需求增长，巴西在经济上将完全破产，即使橡胶出口增长了，但价格依然没有提高多少，因为英美同时威胁巴西，橡胶的价格是反法西斯立场问题，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让巴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单一产品主导产业之路已经不能维系了。第三为了维持单一产品的出口，拉美各国纷纷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经济极度混乱。阿根廷的教训最为深刻，取消进口关税后，英国、美国产品如同洪水一般涌入，阿根廷的制造业陷入灭顶之灾，贝隆当政期间，曾经雄心勃勃的聘请德国飞机专家搞飞机工业，凭着德国人的经验和技术，试飞了三架原型机，其中一个型号的性能不亚于F86，阿根廷本来可以成为航空大国，但遗憾的是，阿根廷虚弱的制造业水平连飞机蒙皮铆钉都不能生产，航空工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在拉美深信不疑的按照李嘉图的药方吃药的时候，北半球的美国却在无声无息的进行着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美国新型工业发展的保护伞，最后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这个工业巨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在工业化进程中，拉美国家没有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