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辞北大校长之职的原因
皮后锋(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南京 )
1912 年2 月25 日, 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十分高兴, 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于3 月8 日到任, 实现了他的多年夙愿。然而, 由于错综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矛盾以及个人的弱点, 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到一年就被迫辞职, 其原因何在呢?
一
辛亥革命前, 严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 反对暴力革命。随着革命思潮逐渐兴起, 严复在政治上成为革命派的敌人。他在1904 年出版的译著《社会通诠》 中就反对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号召排满革命。1905 年, 时在伦敦的严复对前来拜访的孙中山泼冷水, 明确主张教育救国, 反对暴力革命 。自伦敦回国后, 严复又发表许多文章和演说, 不遗余力地鼓吹君主立宪, 遂成为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 , 因而也成为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之一。
在立宪改良与革命共和两种政治主张针锋相对的时刻, 鉴于严复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 革命派不得不对他进行重点反击, 以消解其社会影响。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韦裔等曾先后发表文章,
反驳严复的某些观点, 尤其是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 一文, 不仅逐条批驳了《社会通诠》 中关于宗法社会的观点, 而且对严复的道德、学问进行攻击。有的革命派更是对严复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指责他自私自利, 抽鸦片, 是个伤风败俗的罪魁 。
辛亥革命爆发后, 严复被袁世凯指派为谈判代表之一, 南下参与南北和谈, 1912 年9 月, 他又出任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在革命派看来, 严复绝不是自己的同路人, 而是袁世凯的同党。
在中华民国( 北京) 临时政府内部, 鉴于大总统袁世凯的专权独断, 同时也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等原因, 蔡元培等几位来自革命阵营的总长同袁世凯展开了斗争, 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客观上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焦点之一。就在严复积极筹备开学的时候, 他客观上已卷入民初的各种政治矛盾和官场倾轧之中。
张寄谦先生指出, 严复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否合法的问题, 也就是在大总统与国务院总长权限矛盾争执中, 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否承认大总统所任命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有效的问题。袁世凯对严复任命, 无论是从法律上考量, 还是从管理京师大学堂的实际需要出发, 当时都是合情合理的, 而现在似乎成了问题。教育部于5 月1日下发命令: 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 大学堂总监督称校长, 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于分科学长中举荐一人任命之。这一命令似乎委婉地表明教育部不承认袁世凯对严复的直接任命。其后, 蔡元培给袁世凯的正式呈文则更为明确: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 庶几名实相符, 事权划一, 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 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袁世凯采纳了蔡元培呈文中的建议, 于5 月3 日以大总统身份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 总监督改名为校长, 并根据蔡元培的呈文正式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
二
严复本为革命派人士所不容, 他执掌北京大学后, 自恃其学识、名望以及北京大学在全国的特殊地位, 还有袁世凯的支持, 根本没有重视同教育部协调关系。就在其竭诚尽力为北京大学运筹擘画东奔西走的过程中, 他与教育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且其中夹杂着因辛亥革命前政见不同而形成的固有矛盾。
1912 年4 月7 日, 严复凭借其与外国人的交往并受尊敬与信任的条件, 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得款项7 万两白银, 解决了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 然后对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也大刀阔斧地调整。将经文二科合并为文科, 聘请张祥龄为法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叶可为农科学长、胡仁源为工科学长, 严复自兼文科学长。鉴于严复同时兼任
校长和文科学长, 难以兼顾, 教育部于5 月5 日特准北京大学暂设文科教务长一员, 分担严复的工作。
6 月初, 财政部以库款支绌为由, 通令京内外各衙门: 凡薪水在60 元以下者, 照旧支给; 其在60元以上者, 一律暂支60 元。 这道行政命令立即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中引起混乱, 有不少人请假离开学校。为此, 严复上呈了一份说帖 给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严复的建议被采纳, 北京大学包括校长在内的薪水维持原状, 全额发放, 克服
了财政部减薪通令在教员中引起的混乱, 北京大学得以延续。然而, 这一结果却让执行了减薪通令的教育部官员嫉妒不已。在此期间, 严复在校外兼职, 如11 月被聘为海军编纂处总纂, 9 月中旬被聘为总统府顾问, 都违反了7 月3 日教育部关于北大职员不得在校外兼职的命令, 严复相应得到的优厚报酬更让教育部官员眼红。
薪水风波甫经平息, 严复又遇到了更大的麻烦。教育部认为北京大学自开办至清末十余年,学生班次虽有增加, 但毫无成绩可言, 加之国体变更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 教育部遂有停办大学之决议。7 月7 日, 教育部突然下达了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 指示解散北京大学: 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1912 年底毕业, 给予选科文凭, 概不授予学位; 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 文科及预科教务长均应裁撤; 除文科学长外, 各分科学长应兼充教员。
当初, 北京大学能够顺利开学, 渐露生机, 严复倾注了不少心血。现在,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指示, 严复前面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而且裁撤文科教务长, 将直接加重严复的负担。对于教育部的草率决策, 严复非常气愤, 一度主张北京大学 脱离教育部而独立。这个提议终究只是一句气话,不可能得到袁世凯的支持。严复还向教育部条陈《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 , 陈述不应停办北大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 严复承认北大存在很多问题: 有的学生虽然回校报到, 但一直不上课;北大的课程、师资等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为此, 严复又上呈教育部数千言的《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以资补救。
7 月10 日, 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临时教育会开幕, 会上讨论了教育部原拟停办北京大学的决议。鉴于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 教育部撤销了这个决议。时至8 月, 秋季又将开学, 而因国库空虚, 学款仍无着落, 严复于春季向华俄道胜银行所借为期半年的7 万两款项也将到期。起初, 北洋政府因库款支绌向六国银行团借款, 但未能如愿。严复又分别向英国汇丰、法国汇理、俄国道胜等各银行商借学款, 也被婉拒, 它们的借口是都已参加六国银行团, 在民国大宗借款未成以前, 不能自由出贷小额款项。8 月26 日, 严复费尽周折, 终于从比利时在华开设的华比银行借到20 万两 , 除偿还俄国道胜银行借款本息7 万余两外, 剩余部分作为北京大学秋季开学后的办学经费。向华比银行贷款前, 教育部曾提出将北京财政学校高等班并入北京大学, 严复以北大自身经费困难为由予以拒绝, 教育部遂将财校高等班并入法政专门学校。而从华比银行得到贷款后, 教育部仍然坚持将财校剩下的中等班并入北大预科。对北京大学而言, 这一结果比接受高等班更糟。因为, 财校中等班的学生不仅占用北大有限的经费, 而且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中学阶段的教育, 根本不可能和北大预科学生一起接受外语授课, 严复只好安排他们另行开班授课。这样, 既打乱了北大原有的教学计划, 也增加了经费负担。
严复在反对解散北大的过程中, 一度主张北大脱离教育部而独立, 后又拒收北京财校高等班。教育部明显感到严复不服从管理, 是个难碰的钉子。此外, 在贷款办学的过程中, 教育部与北京大学还产生了经济纠纷 。据1913 年到北大任教的沈尹默先生回忆, 当时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严复手中有一个华俄道胜银行的空头存折, 名义上是6 万元额度的东清铁路股票, 早已为经手的某王公私吞。道胜银行碍于清朝皇室的面子, 没有公开否认, 但不可能取到钱。 实际上, 这个传说不仅缺乏档案记载, 在严复的日记和书信中也不见片言只语, 目前仍然找不到相关的旁证材料,基本上不可信。真实情况是, 教育部加强对北京大学借款的控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教育部档案中有一份1912 年北京大学收入决算册, 其中只有北大从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的记录, 而没有华比银行贷款的记录, 但每月收支清单记载得非常详细: 北京大学8 月份除去正常开支后, 余款仅为3030. 667 元; 9 月份, 除8 月余款外, 收到教育部
当月两次拨款共22000 元, 除去正常开支后, 余款降为2460.9857 元; 10 月份, 收到教育部拨款25600 元, 除去正常开支后, 余款为1078. 985 元。其后基本如此, 到12 月底, 北京大学仅余727.079元。在11- 12 两个月份的报销清单中, 其单位精确到厘, 如11 份清单记有: 灯芯五打三角三分六厘 、 白洋布二十二尺一元五角九分二厘 、钢针四包一角二分四厘 等等。以上数据表明: 教育部援引清末学部和京师大学堂的旧例, 将北大从华比银行得到的贷款拿走了, 学校每月常用经费均为教育部严格控制, 余款越来越少, 没有任何机动余地, 严复对自己辛苦借来的钱款失去支配权。
对于严复而言, 事烦责重需要总揽全局, 包括要费尽心机为北大筹集办学经费。而教育部对北大的管理过于琐碎, 曾一度轻率提出解散北大; 没有帮助筹款, 反而将北大的借款控制起来; 此外,严复还认为教育部又在外面造谣攻击。综合这些因素, 严复对教育部一百个不满意。
当时教育部官员多为日本留学生, 留学英国的严复一向鄙视他们, 讥之为“东学党”、“ 东学小生” 。同教育部打了几个回合的交道后, 严复感到教育部中的 东学党 时时反对自己, 已很难留在北京大学。据说教育部秘书长董士颇专权, 以严复吸食鸦片为由, 示其辞职。至迟9 月25 日,严复已得知教育部有改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计划。
三
严复接管北京大学后, 聘请江苏上元人周良熙掌管北大财务。周良熙处事原则性很强, 性格直率, 他甚至当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严复的缺点:“校长如此散漫, 教职诸员相率效尤, 如何是好?”严复虽然当场也觉难堪, 而过后思量, 不仅不怪罪他, 反而以周氏的规劝自我鞭策。当时北大教职员工多半寅吃卯粮, 不少人向掌管财务的周良熙借钱。在借款办学的情况下, 学校每月除发放薪水及办公等必要开支外, 本无多少机动余款。由于周良熙的关口把得很严, 希望借钱的人极扫情面, 认为周良熙好揽权力。即使是同在北大执教的严复侄子严君潜、严复甥婿叶可, 都不喜欢此人。周良熙所招致的不满与怨恨, 终究要严复来承担。因此, 除教育部因素外, 不排除北大教员中也有人希望严复一走为快。
严复当初接管北大时, 本有学生反对。3 月中下旬, 学校尚未开学, 就有外号为佛公、侠公的彭姓学生兄弟二人数次在《国风日报》 造谣攻击严复。至4 月, 《国风日报》 几乎天天说严复的闲话。到8 月份, 该报编造出许多离奇古怪的谣言, 如有的谣言有眉有眼地说严复业已被关押处罚。这些流言蜚语让严复苦恼不已, 他认为这些谣言基
本上都是教育部所授意的, 意在排挤他。
但是, 在解散北大的风波中, 北大学生与严复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反对解散北大。在严复草拟说帖的同时, 学生们群情激昂, 纷纷联名提出许多抗议性的说帖或请愿书。然而, 在如何对付北大旧有学生这个问题上, 严复在《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中基本上附和了教育部的意见: 拟缩短原定学期至迟一年内一律提前毕业, 作为大学选科毕业生, 予以选科毕业文凭, 以免新旧参差, 教法不能一致。这种做法使得北大部分学生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对严复向教育部据理力争表示感激, 同时, 对他在第二道说帖中附和教育部对付旧有学生的办法表示反对。如谭凌云等代表全体文科学生所上《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说帖》云:
闻第二次上书教育部…… 是乃显分畛域, 寒旧日学生之心, 而违有教无类之旨, 大非民国之所宜出此况。
1912 年9 月25 日《北京新报》 发表《论严复》 一文,造谣惑众, 对严复进行人身攻击 。因此, 北大确有部分学生反对严复。严复辞职后, 北大大部分学生欲加挽留, 而教育部不容所请, 学生内部因此发生分化, 两派对立, 校内空气异常紧张。10 月7日, 教育部发出训令, 貌似公正地对两派学生各打五十大板, 实际上, 教育部中以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代表的留日派排挤严复的倾向十分明显。
四
由上可知, 严复在北大忍受了不少委屈。他虽然想委曲求全, 但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并且事先知道了教育部改换校长的意图后, 绝不会坐等撤职, 自取其辱。10 月6 日, 曾帮助其戒烟的同乡医生许世芳深夜来访, 告诉严复“ 前敌消息甚为不佳, 官军连败三次, 现已退至河南, 恐其乘胜进京, 一场血战……, 滦州新军仍有谋天津消息”，力主严复尽快离京。严复便于次日主动辞职, 静观待变, 结束了他的职业教育生涯。
10 月9 日, 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章氏因公留沪, 未能北上。18 日, 袁世凯任命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大多数学生反对此项任命。11 月初, 学生与马相伯发生冲突, 破口叫其滚蛋, 且有欲动武者。 严复曾接手马相伯任复旦公学校长, 在北大两人的顺序正好颠倒过来。严复对马相伯非常尊重, 他们在复旦公学共事也较融洽, 但二人某些学术观点不尽一致, 在抵制美货问题上更少共同语言, 其关系也有微妙之处。因此, 当北京大学对马相伯非礼后, 严复非常担心遭到非议, 遂于11 月4 日拜见教育总长范源濂,声明学生种种暴动与己无关。不管是出于真心,
还是出于假意, 范氏对严复表示非常抱歉, 并询问严复应如何料理北大。严复回答说:
( 本人) 不在其位, 但浮屠三宿桑下, 不无恋恋之意, 此事解铃系铃, 仍应由部想办法,我则无可无不可。所欲奉助者, 为教育顾大局, 整顿学风耳。故虽出力, 亦所不辞。大学非易办事, 部当知之, 但愿出力之余, 不至依然招怨而已。
显而易见, 严复虽然已不在其位, 但对去留不计成见, 仍然愿意为整顿北京大学出力, 只是不愿因此反遭怨谤而已。他私下对甥女何纫兰说: “ 范大感激, 想不日当有命令也。”可见, 严复还在期待着复职的机会! 当时也有这样的传闻, 当知交来信询问时, 严复又予以否认: “ 教部使复回校, 必无此事, 其原因复杂, 难以一、二语尽也。”其后,严复多次在日记中提及北京大学, 这说明他是非常关心北京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