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及其跨学科取向
陈柳钦
[内容提要] 语言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语言与经济的互动日益加强。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一直对语言的各种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经历三、四十年的发展历史，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发展起来，并日益引人注目。语言经济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怎样，语言的重要性和经济学方法的灵活性将会使语言经济学迅速发展，其跨学科取向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语言经济学；跨学科
一、语言与经济的关系
人类的思维与人类的语言是与生俱来的关系。语言无所不在，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空间，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语言是我们思考和交流时所呼吸的空气，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语言使人类的认知成为可能，且同时通常以一种不可见但非常真实的方式对人类的认知进行着约束。语言对人类生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生活的种种规则。语言能力是人类各种智能中最原初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因此也是人类最早开始对其反思的现象之一。例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解释篇》（On Interpretation）一开始说：“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但是，语言只是内心经验的符号，内心经验自身，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1语言构成人之为人的主要维度。因此，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在市场运作机制中的作用，我们就难以理解和把握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
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主要源于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媒介。语言的产生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交流的需要，也就是为了传达信息和获取信息的需要。即使是现在，交流仍然是语言的主要功能。但随着语言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语言的功能也日益多样化，如文字语言的记录功能、文学创造功能，专业语言的辅助研究功能等等。所以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语言反过来满足这种需要，并反映历史、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是人类全部活动的主要部分，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进化。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经济，当然也是语言的反映对象。但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数千年的时间里，由于经济的发展相对于近、现代而言一直缓慢，经济和语言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语言的经济功能也难以显现。其实，对语言的关注不仅是逻辑学的本质、语言学的内核，也为经济学者所重视。语言交际和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同出一源，都是人类生存的需要。语言在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角色的思想由来已久，一方面在于语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的特殊性和灵活性。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61年发表在《哲学随笔》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对语言最初形成以及原初和复合语言的不同天赋的思考》的论文成为以后经济学家研究语言的开始；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对语言的重要性也有大篇阐述，并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从来没有人见过一动物以它的姿势或叫声向另一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以此换彼”。依照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稍加一点推理，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人类——惟独人类——之所以有市场交换和交易行为，之所以在种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一些习俗、惯例和制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类有并使用语言。有了语言，人才有理性、道德和正义感，才有种种社会礼俗、文化传统、商业惯例和制度规则。种种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商业惯例（practice, conventions）以及种种法律和制度约束说到底只不过是个语言现象。由于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亚当·斯密分析了语言的起源和生成过程，并且他还分析了语言在经济活动、市场秩序与规则生成中的作用问题，并且认为语言的成长符合“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理解斯密在语言起源问题上的理论洞见，是把握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他的自发制度生成论的思想，以及“斯密问题”（人具有利己动机和同情心双重人格）的一把“钥匙”。用一种隐喻式（metaphoric）的话语来讲，如果说斯密的“分工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棋子原理”，“斯密问题”、以及斯密在法理学、国家、军队以及税收等问题上一些伟大理论发现构成了他的宏大经济社会思想体系中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的话，斯密的语言观，就像是把这些明珠串在一起的一条“金丝线”。亚当·斯密之后，许多经济学者开始关注语言问题。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语言与市场的自发形成过程是相似的：“语言是一个能够逐渐演化的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结构。然而，没有任何人按照某种方式来设计它。它只不过是随着千百万人通过自由的语言交流所进行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921)、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955)在论述人类活动的起源和作用时也都提到语言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互动行为(interaction)，在缺少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但以上研究还只能是作者零星想法的阐述，并没有深入研究语言的经济势能，仅仅局限于概念的提出与简单层面的描述，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过，经济学家赶了上来，要参与处在人类思想探索前沿上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们来一起思考与人类语言现象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经济学和博弈论自身的语言问题），这无疑是理论经济学的进步。语言的产生、发展与经济以及社会各阶层的需要是紧密联系的。语言对经济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语言不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妨碍经济的发展。语言具有网络性，即随着接受者的逐渐增多，其作用会越来越大，对接受者的效用也越来越大。只有了解语言、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在市场运作机制中的作用，才能深入理解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从另一方面看，经济不仅影响语言本身（词汇、语法、语句、语篇），还影响着语言的生存与发展。语言使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经济的扩张带动了语言的扩张，语言的扩张成为维护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语言的发展折射着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往往也是语言发展最繁荣的时期。比如，经济学所提出的一些指标，现在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一些经济学专用语言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如国民生产总值(GDP)、价值、剩余价值、垄断等等。而这些研究的深入需要有相应的语言体系进行描述和反映，经济语言就应运而生。这拓宽了语言的种类，丰富了语言的范畴。新的词语反映语言的最新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面镜子。我国历史上被称着作“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汉代和唐代的兴盛时期，都是新词语涌现的高峰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不仅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突飞猛进，而且使经济有了巨大发展，继而带来了语言的空前发展。经济的发达和活跃能够激活语言、促使语言传播。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客观事实上讲，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持续保持高水平的发展。那么它的语言必然越来越具影响力，必将越来越普及。当今世界，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很多科学研究都围绕经济建设展开。语言作为人们生活工作须臾不可或缺的交际工具，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每个语言工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不同语种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日益重要，语言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必须思考人们交往与交易中的语言和语言问题；同时，研究语言也必须研究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行为及其规则。
二、语言经济学在国外的产生和演变
语言经济是指为了满足人们提高语言能力的要求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目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这种语言经济现象，且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经济的发展而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语言经济学作为语言学和经济学的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于1965年在英文《行为科学》第10期上以“语言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了语言具有经济学本质的东西。马尔沙克认为，经济学与探索语言的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也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这是经济学家第一次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语言，并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语言的经济学观点。。虽然他没有深入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但是这一思考为经济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关注语言问题提供了新鲜的土壤，也为语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到先驱性的作用，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非常遗憾的是，马尔沙克这篇文章好像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注意。不过，随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马尔沙克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持。20世纪50、60年代狄奥多尔·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随后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1965）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一方面催生了教育经济学，另一方面也为语言经济学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土壤。Schuhz、Becker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教育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出发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主要源于语言投资需要教育来完成。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认为主动获得语言技能是经济优势的一种来源。从此双语对收入的影响及语言和经济的关系成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语言需要投资，需要花费成本来获得，同时语言具有生产和消费性，人们可以对语言进行投资以获得长期利益或者短期利益，也可以对语言进行生产和消费。在实践中表现为双语具有很强的优势作用和竞争力，并对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自此以后，语言经济学研究者逐渐多了起来。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 Theodore Scultz) 在1980 年也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终究要受到经济学语言的束缚，但到20 世纪结束时，沉睡在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数学建模迷梦中的绝大部分当代经济学家们好像还未反省到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也有一个自身的语言问题。Reinhard Sehen与Jonathan Pool（1991）合作的《外语技巧分布的博弈均衡》（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as a Game Equilibrium）验证了语言的“网络效应”1：当更多人使用一种语言时，对其他人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语言变得更有用了。语言的这种性质明显不同于公共产品，也不同于私人产品。毫无疑问，网络效应在语言动态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的网络效应在解释语言的动态发展的应用这个问题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语种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小语种的生存问题；二是世界通用语言的出现，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通用语言的出现问题。Reinhard Sehen与Jonathan Pool（1991）还将纳什均衡引入对各种外语技能水平的分析中，认为外语水平带来的收益报酬和学习该语言的成本应该达到均衡或者是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选择学习该语言。他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的文献进一步为语言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通过博弈论使得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有可能与语言的哲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社会交往理沦，以及符号交往的社会学等已有的西方学术传统融合起来。这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为从多角度研究语言经济学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后来的语言经济学研究人员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这些理论或方法。在此基础上，语言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开始形成。Church (1993)探讨了双语与网络外部性的问题，认为语言具有网络外部性，随着对某种语言学习人数的增多，选择学习此种语言就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当人们学习这种语言面临高额的成本时，则学习此种语言的决定是低效率的；他最后得出语言政策一般会偏向于大民族语言的结论，即政府一般对大民族语言实行补贴。Serale（1995）认为，即使我们不对语言与种种经济社会博弈活动结果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内生于人们社会博弈活动中的种种制度、秩序、规则进行理论探讨，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不仅存在于语言中并且以语言作为其存在方式，用语言来界定、表述，而且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演化和变迁。Serale（1995）认为，“我们必须用制度和秩序事实来解释制度和秩序事实；我们必须用规则来解释规则，用语言来解释语言”。把这一见解推广到经济制度和秩序分析中，就会发现，在讨论、研究、描述模型化的各种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时，甚至人们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和秩序形态、建构以及这些制度和秩序基体网络（institutional matrix）的“编织”中，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人类的某种语言，其中包括日常语言。但没有人，没有人的意志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没有制度，因而所有制度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存在现象，均是人的制度。对于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惟独人类社会有制度和其它生活形式现象？是什么使人成为人并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按照Serale的见解，这又恰恰是因为人能说语言。换句话说，语言（能力）使人成为人，语言使得人类社会有了制度（因为语言“编织”、“构筑”并“构成”了制度）。由此所可得出的一个结论自然是，只有有了语言这种标识着人成为人的存在和能力的特种“institution”，才使其它其它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和制度等等人类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因此，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成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习俗、惯例、规范、制度、法律、法规等等生活形式生成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或言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生活形式无一不存在语言中并以语言的“外壳”求得其存在，即在语言中“绽出”其存在。
语言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源于瑞士日内瓦大学语言经济学专家弗兰索瓦-格瑞恩（Francois Grin）的研究。Grin (1990)讨论了人们如何按照比彻氏的时间安排理论(Beckerian theory of time allocation)来使用少数族语言。这一研究将语言的使用看成是人们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就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多数族语言还是用少数族语言安排不同的活动进行选择的结果。Grin(1990，1992)研究表明，少数族裔使用多数族裔的语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Grin(1994) 从不同团体间交往态度、购买力和广告支出对市场份额的影响等方面定义了一个公司在双语市场上(如蒙特利尔是法语和英语的双语市场)从单语广告转到双语广告可能获得收益的必要条件。Grin（1994）曾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1996年他又在“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language planning：An introduction”一文中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Grin，1996)。Grin(1996)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可见，Grin是从所用的工具和分析方法来区别语言学和语言经济学的。这个定义强调语言问题的经济学视角，强调人们在资源稀缺或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做出效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定义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突出经济变量。经济学的变量包括微观经济学的变量，如价格，工资，供求数量，利润及资本回报，还有这些变量是如何在货物和服务市场上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宏观经济学变量有消费，贷款，出口和进口，国民生产总值及增长比率，物价水平及通胀率，失业等。然而这些宏观经济学变量在语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中并不出现。在语言经济学中，消费的问题和交换的问题难以分开。Helliwell（1999）在考察分析了22个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之后，发现在两个贸易伙伴之间有一种共同语言，对贸易额起积极影响。
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2000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与语言》（Economics and Language，2000）。这本著作从“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提出，从部分意义上讲，语言也是一种交流的机制；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可能对语言也适用。在鲁宾斯坦那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函数，而非变量。可以说，鲁宾斯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的这次探讨，是语言经济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鲁宾斯坦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最优化的特征主要有：指代亲和性（indication-friendliness），信息性（informativeness），可描述性（describability）和创造性（creativity）。指代亲和性是指语言指代特定目标的能力。信息性是指语言指代不同目标间关系的能力。可描述性是假定语言总是学习得来的，教授者可以选择语言中的某个部分来对其他部分进行描述。语言的创造性是指语言交流新事物的能力。语言在指代情景中总是有弹性韵，虽然我们在语言演进的过程中并未意识到这一点。Dalmazzone（2000）指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效应。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广泛传播，一方面可以降低不同语言群体间的交易成本，如为促进贸易往来、相互合作学习以及相互间的协作及管理提供便捷，减少相互间交往的不确定性。弗兰索瓦-格瑞恩等（Francois Grin，2000）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语言与收入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语言的掌握程度和丰富与否都极大地影响着居民收入，而如果一旦在语言推广市场中出现政府缺失，会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语言必须是一项事前确定和安排好的制度，否则会出现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倾向。
美国经济学家李普曼（Barton L. Lipman，2003)则从经济学最优化的角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研究语言的某个特定问题。李普曼依照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sorites paradox）”，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日常用语模糊性的实质，而逻辑推理中的“连锁推理悖论”，又与鲁宾斯坦（Rubinstein，2000）所发现的在任何语言中都大量存在一种线序（linear ordering）性质有关。经济学家们从逻辑学中连锁推理悖论中清楚地展示了日常语言中词语的模糊性的实质，并进而认识到了日常词语模糊性的有用性，这对我们理解当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和思想导向，意义重大。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有一个致命的误解，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常常认为，由于日常语言是模糊的，故用日常语言所写的经济学，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还不是“科学”。正是基于这一天大的误识，致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错误地相信，只有通过数学公式所证明的经济学道理，才是“科学的”。他们认为, 只要遵循这样一种抽象的数学思路, 在这条思路的尽头就是一种由数理模型构建起来的理性结构, 而这种理论的理性结构又超越文化和具体社会体制制式而反映着人类诸种社会的一些自然秩序。相当多经济学家也由此错误地断定，一些用日常语言所撰写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这是当代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建构成为时尚、数学推理大行其道的根本认识论原因。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制序分析，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科学，它不能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开日常语词的描述而完全变为一种纯由数学语言推理而来的理论的逻辑建构。数学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经济学决不是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并不表示经济学离不开数学。数学毕竟只是一种工具，是经济学表述和推理的一种语言，它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必须贯彻经济学基本的原则，即节约，要将有限的时问和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而不是毫无限制、毫无目的的采用数学，更不能为数学而数学，否则就脱离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来目的。尽管人们在交往和交易中离不开数量计算和数理推理，但完成人们交易与交往的主要媒介工具仍然是日常语言。弗兰索瓦-格瑞恩（Francois Grin，2003）指出，语言政策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为了提高福利的系统、理性，以理论为基础的解决语言问题的工作，是典型的由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来推行的。Deswwan(2003)根据语言的使用人数和语言的中心度构建了语言Q值模型。语言的Q值指的是对某一个社区里的各种语言价值进行排序。Q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语言经济学重要的有效的分析工具。Hutchinso(2005)验证了语言距离在双边贸易中的决定作用。Searle（2005）认为，与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是，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记载或者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可见，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制度的型构、制定、维系、存在、改变及其现实的约束力，都和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Grauve(2006)用全球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当人均收入增加1%时，语言种类将会降低0.23%。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得到经济发展使语言趋同的结论。那么自然就有了语言保护的问题，语言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这些都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有关语言经济学的探讨已粗具规模，语言经济学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三、语言经济学的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有关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基本上属于对国外研究的引入、介绍和述评。即便是已经引进的国外理论和方法，在消化吸收方面也还远远不够全面、准确、及时、系统，往往是零碎的、滞后的，还没有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一般认为，我国最早向读者介绍语言经济学的是何自然（1997）、高一虹（1998）等专家学者在有关论述中所谈及的“语言和经济”的问题。许其潮(1999) 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基本状况及研究的方法。汪丁丁（2001）的《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文初步建立起语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王清智、黄勇昌（2003）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语言与经济在五个方面的联系：经济的扩张带动语言的扩张，而语言的扩张为经济的扩张服务；语言的竞争是经济强国的竞争方面之一；语言的经济价值；经济、政治的独立性往往带来语言的独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丰富了语言的发展。任荣（2003）从语言与经济的渊源关系入手，概述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前景。林勇、宋金芳（2004）从语言与收入、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网络效应”、语言政策等四个方面对语言经济学进行了综述。韦森（2005）指出：“不仅种种制度的、道德的、法律的和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和变迁。”由此，韦森得出结论：“制度说到底是个语言现象。” 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采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袁俏玲（2006）认为，经济交往过程中，语言的使用，应做到得当、得体，以言悦人，以言感人，从而取得最大经济效益。“话不投机半句多”，除了政治效用、社会效用、人际效用外，更大程度上体现了隐形或显形的、即刻或久远的、潜在或表面的经济效用。汪徽、胡有顺（2007）以经济学分支学科建立理论原理为依据，概括了语言经济学学科建立理论争端的三个基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了对语言经济学的产生前提、研究范围和研究边界的反思。杨依山（2007）认为，与纯粹的语言学不同，语言经济学是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研究和考察语言问题。和其他的经济学理论或者其它学科的理论一样，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应该包括理论假设，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或者说是研究分析工具，实证研究（应用研究），提供政策建议等。袁俏玲（2007）在《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探微》一文中指出：语言与经济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是促使语言发展的最大外力；经济活动扩张语言、传播语言：语言融合、语言优化、语言发展以经济扩张、经济发展为充分条件；语言及其发展作用于经济及其发展。袁俏玲（2007）在《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和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在语言的哲学转向背景中将经济行为视为人的语言性存在方式，论证语言经济转向的理据，凸现其语言研究价值。袁俏玲认为，既然语言本身是构成其他种种社会制度和秩序的“质料”和“维度”，其本身又是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种种其他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必要工具，那么探讨语言的本质、思考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和经济学中的语言转向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和秩序的语言与其他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关系及其在其他社会制度和秩序中生成、建构、演化以及变迁中的作用，就成为对人类社会种种制度和秩序进行理论探索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研究任务。姚明发（2007）认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为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及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张卫国等（2007）专门论述了语言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张卫国（2008）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三个角度对语言经济学框架进行了拓展，特别是有关语言的公共产品和制度属性是对该理论的深化。薄守生（2008）探讨了语言规划的成本收益、语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以及语言、语言资源与语言环境等方面的内容。以往的研究把语言资源、语言环境孤立于语言经济、语言人口之外，导致研究定位不准，而实际上人口迁移对语言变异有一定的影响，语言的统一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语言“大同小异”的发展趋势可以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宏观结论。语言规划的重要性使得政府在语言政策的实际制定上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要求，统筹兼顾。代东凯、李增刚（2008）考察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分析数学在经济学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并采用语言经济学分析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的趋势。代东凯、李增刚（2008）认为，语言是用于交流的、传递信息的，经济学的语言是为了交流或传递经济学思想或理论，如果一种语言仅有少数人能够明白的话，那么这种语言就可能起不到交流或传递思想的作用，这就违背了在语言文字既定的条件下表达或传递最多思想或向最多的人表达或传递最多思想的经济学原则。如果将数学看作经济学表达和理论推导的一种语言或工具，那么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应该遵循节约原则，即要用最节约的语言表达最多的信息，或者，在表达同样数量信息的条件下，采用最少的语言。张卫国（2009）指出，语言经济学研究存在三个主要维度——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能力）、作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官方）语言和作为制度的（社会）语言，可用的经济学工具很多。姜国权（2009）认为，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都是研究语言和经济之间关系的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以“经济学”作为中心词，而经济语言学以“语言学”作为中心词，二者在研究的出发点、方法和结果上有很大差别。蔡辉（2009）从语言的经济效果和语言本身两个角度较为系统地梳理语言经济学的相关文献，述评语言与收入、语言与人力资本、语言与经济发展、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等语言经济学的几个重要内容，探索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经济学与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语言经济学在本质上的区别。唐庆华（2009）在概述语言学研究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两种倾向的同时，以语言经济学为例，阐述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密切关系，探讨这门交叉学科产生的背景、基本理论及其在我国研究的发展前景，从而证明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苏剑、张雷（2010）将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代：第一代只是把语言看作一种虚拟变量；第二代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也是把语言纳入人力资本的框架；第三代的语言经济学，不再把语言看作一个虚拟变量，而是采取实验的方法把语言定量化为一种指数，并引入经济学模型中，其意义是显著的，把语言测度为指数来研究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势能，是一大进步；第四代的语言经济学更接近社会语言学，无论是把语言定性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还是其他，最后都要为一国的语言制度安排服务。张卫国（2010）认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主线大体分为三条：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下的语言与经济关系研究，例如语言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二是经济学语言的修辞分析，也就是说，经济研究中经济学语言的运用本身也有一个经济学问题；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的语言问题。其中，第一条主线是人力资本理论在语言与经济变量相关联问题中的应用，即把语言看做一种技能或资本加以分析研究。后两条主线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朝着语言领域自然延伸的结果。刘国辉，张卫国（2010）指出，在2009（首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上，与会专家就语言经济学学科性质和定位专家达成了以下共识：作为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为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能力）、作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官方）语言和作为制度的（社会）语言；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与作为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的语言有不同的演化规律；要注重经济学原理在语言问题中的应用，利用语言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汉语国际推广以及外语学习运用的实践；每个个人也可以利用语言经济学的原理指导自己的语言学习的选择；每一学科，尤其是经济学，表达和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相关工具时，都要遵循经济学的原则，以合适的工具和文字研究问题和表述信息，等等。苏剑、张雷（2010）在文章中还讨论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是否能具有统一的范式和可操作的技术路线，以使这门学科的学术研究具有更强的规范性。祁毓（2011）认为，语言是公共产品但不是纯公共产品，宜采用以政府供给为主、其他主体供给为辅的混合供给方式；语言的使用主体具有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语言的供给要采用分类供给形式；作为公共产品的语言，其供给过程要充分考虑使用主体的偏好和意愿；语言的调整是制度变迁的一种体现，要充分考虑到语言调整的路径依赖性，并将其纳入到制度变迁的成本中予以考虑。政府作为掌控资源的语言规划的决策者，在语言调整的博弈过程中，要做到中立，最大限度地反映主流文化和主流使用主体的意愿。苏剑（2011）认为，语言经济学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语言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如个人的语言能力影响就业活动，以及语言谈判技巧影响贸易的成功等；另一个方面是指以语言作为研究素材，探讨经济活动对各种语言行为的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是如何影响语言演化的。在第二届中国语言经济学（2011）论坛上，周庆生、黄少安、宁继鸣、徐大明、张卫国、陈鹏和盛玉麒等分别作了题为《少数民族语言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和挑战》、《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语言与文化传播模式构建》、《Language economy strategies for China》、《中国语言经济学的发展状况》、《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和《中文信息标准化的经济学意义》的主题报告。其他与会代表在小组讨论中分别宣讲了论文，介绍了最近的科研成果围绕语言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言产业和语言经济的测度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度、语言服务和语言生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洪一江（2012）基于语言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维度，借用商务英语和传统英语比较的具体实例，来分析某一具体的语言人力产品的效用选择情况和成本收益对比情况。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语言人力资本产品的概念。最终得出结论，即不同的语言人力资本产品存在不同的效用水平,进而影响到消费者（即学习者）的选择以及其消费该产品后的成本收益率。黄少安（2012）等认为，对中国而言，研究语言经济学和语言经济，有着学科自身发展和国家语言战略发展的双重需要。在强化语言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应该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加强对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学及其绩效评估、国家语言经济战略、语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及其测度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促进语言经济的发展，壮大语言产业,让语言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苏剑等（2012）认为，有必要对语言经济学学科进行界定，揭示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使这门学科真正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他们在文中说明了：（1）经济学是如何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述一些核心的概念，以及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纲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体系。(2)阐述语言经济学与其他毗邻学科的关系，论述语言经济学是如何对其他学科的相关概念兼收并蓄的。(3)阐述经济学的语言或者说经济学的修辞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范畴。张德岁（2012)认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前景广阔，今后应立足于应用性和交叉性研究，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要加强语言变迁的经济机理研究。 在2012年度(第三届)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上，黄少安教授从语言经济学及语言产业战略的宏观角度重点探讨了语言产业和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问题，从经济学的维度定义了“语言”和“语言产业”，描述了中国语言产业发展的现状。他指出，各国语言产业所占比例不同，在一定时间内语言经济学对经济或是对GDP的贡献度无法准确统计，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口径与合理的统计指标，要使语言产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展，重点在于语言产业的转化发展。他提出了促进中国语言产业发展的五点建议：（1）尽快制定基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语言产业战略；（2）重视语言经济学研究及成果的普及；（3）重视相关人才和技术；（4）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和政策；（5）构建语言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并建立数据库。另外，他认为语言经济学研究有两个难点：（1）能否发现具有科学意义的有价值问题；（2）怎样找出有效的数据说明问题，证实观点。只有克服并解决这两个难点，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并成功地进行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从总体来看，此次会议在语言经济学的框架下，内容广泛、丰富，在兼顾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开始深入向语言经济的应用发展。结合现阶段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语言经济学将面临更丰富的资源、更复杂的问题，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张卫国，刘国辉（2012）认为，今后我国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要将研究视野从学科概念层面深入到具体问题层面，加强理论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语言经济学优势,加强原创性研究和应用研究,集中力量研究我国语言经济、语言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及中国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成本、收益及其评价等。张卫国（2012）认为，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1）语言成为经济学的研究话题，主要在于语言自身的经济属性，即语言（技能）是一种人力资本，（官方）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社会）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2）要区别“经济”和“经济学”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经济学是“‘语言’的‘经济学’”与“‘语言经济’的‘学’”两者的总和；（3）语言经济学研究要注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语言及相关问题上的运用，而非停留在概念的使用上，在方法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而是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5）语言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基础组成部分，与教育产业也存在着交集，在语言产业对经济贡献度的具体度量上，不能拘泥于单一指标，要多方面综合考察。苏剑（2013）认为，语言距离的研究既具有理论内涵，又具有政策意义。加强对语言距离的研究，建立语言距离测评数据库，需要语言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共同努力。
四、语言经济学的跨学科取向
语言经济学一方面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而存在，同时又作为经济学与语言学相交叉的一个跨学科而存在。在迄今为止的近四十年发展时间里，学科研究范围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跨学科综合研究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当前，提倡和推进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包括科技界和社科界在内的社会多方面的重要共识。随着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语言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的科学，也形成了以跨学科、多元化及横向整合为特征的趋势。语言学理论演进中的跨学科倾向，主要表现为突破原有的自主语言学理论框架和纵深发展模式，转而寻求在不同领域间建立横向的跨学科关联，最终形成立足于语言学的交叉性或边缘性学科。如今，人们对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已经不再陌生，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不仅仅停留在把它看成是表情达意的文字符号，语言更是思维的产物，文化的载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忠实记录。对语言所反映的内心经验的研究，导致了心理学、语义学、意义理论与知识学、价值与意向、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等学科的发展；对语言在人际交往、人们社会生活中被运用的方式的研究，导致了语用学、阐释学、社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语言辨识、人工智能与认识科学等学科的发展；对语言所承载、所构筑、所辐射、所反映的语言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导致了语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从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倾向看，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更为明显，语言经济学的崛起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强有力例证。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分支。语言经济学的崛起是语言学和经济学相结合作为理性选择理论向着综合的和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古典学术传统回归的结果之一。对语言的经济学研究兴趣虽然始自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但这一研究兴趣几乎立刻汇入了对语言作为社会交往手段和知识载体的研究兴趣的主流当中。语言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和分析方法来研究语言的一门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它把语言作为变量，不仅研究语言本身产生、发展、演化和变迁的规律和路径，而且考察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弗兰索瓦-格瑞恩（Francois Grin）强调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包括前提假设和论证过程。国内有学者提及了几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规范研究、成本收益分析和比较分析等，这些都过于笼统。语言的形成、发展、传播、更新和消亡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人们的经济理性选择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对于经济学的其他研究方法，语言经济学可以尽最大限度地使用或借鉴，如归纳和演绎、历史分析、动态—静态分析、制度分析、宏观—微观分析、演化分析等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又如数理分析、个案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心理分析等具体的技术方法。此外，语言经济学还应考虑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即基本方法论。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考虑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例如，如何认识语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如何看待语言经济学中的主体、客体等，这有助于经济学家选择和提出正确合理的理论假设，进而指导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张卫国，2010）。
语言经济学研究受到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但两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路径有所差别。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经济学研究立足于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借助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均衡和最大化思想和理路来探究复杂语言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常规性”，并探讨语用行为中言语资源配置的均衡和优化问题。相比之下，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则立足于对语言的反思、语言的经济后果以及对经济学的语言和修辞的探讨，是经济学研究向制度层面纵深推进的结果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思想习惯和理论方略的自然延伸。然而，不论是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经济学还是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经济学，其共同的出发点是对语言与经济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关注，并且都承认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界定和研究角度本来就是开放和不断发展演化的。
语言经济学作为语言学和经济学的边缘交叉学科，其两大支撑理论语言学和经济学都经历了从“封闭性”体系向“开放性”和“包容性”体系的转变。王淳（2010）在引入“路径依赖”思想的基础上，尝试探究语言经济学在语言学和经济学各自视野下的演化路径，发现两者分别沿袭了各自固有的理论范式、研究路径和思维定势，即在“路径依赖”中形成了两条相互关联但方向不同的研究向量。不同的理论演进路径之间差异可能会永存，但从不同学者的分析观提供的思路来看，整合与通约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尽管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不长，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却十分广泛。理论层次上，语言经济学可以研究经济学与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交叉与融合，或用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来分析语言的产生、发展及变迁等，或研究语言及言语行为对经济行为影响和作用的机理。应用层次上，语言经济学着重研究语言经济学理论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指导、实践及应用，研究解决社会现实中由语言问题引发的种种经济或社会问题，如语言与贸易、语言与经济发展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大体应包括：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的产生、发展、变迁、传播的机理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所用语言的异同及其根源；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特别是人类的经济活动的运用规律；研究某个国家和民族或地区的语言政策与当地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运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语言自身的应用及其演变规律；而且还要包括一些语言哲学，语言经济学和别的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语言经济学和别的经济理论分支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特别是和制度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和融合；语言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互相沟通和结合；等等。
由于语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是一个由精神的、心理的、情感的、认知的、民族的以及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等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开放体系，因此，语言经济学不是语言学和经济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一门横跨经济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规划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等的多重学科交叉学科。至于，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穷尽之处在何方？可以这么说，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尽头就在于语言经济学所有各个分支学科同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或边缘领域。因为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或边缘领域的范围非常广阔，很难划分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穷尽之处在何方，只可能笼统地概括，并不可能具体地加以指明。而且，语言经济学中分支学科的出现和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并不会就此戛然而止，未来一定会不断出现语言经济学新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问题。无论怎样，语言的重要性和经济学方法的灵活性将会使语言经济学迅速发展。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每当建立一个崭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时，经济学就会同其他学科间出现一片全新的交叉领域或边缘领域。当然，语言经济学研究的穷尽之处就必然会把这片全新的交叉领域或边缘领域“纳入其腹中”，这也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大趋势（汪徽、胡有顺，2007）。语言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研究：语言如何形成和演变；语言的演变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语言和人们的语言行为及语言政策与人力资本、就业、工资收入分配如何相关；语言产业及其测度，等等（黄少安等，2012）。
总之，语言经济学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有着很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预示着经济学帝国将进一步远征，远征的成功与否和远征取得的成果的多少，就看研究者所做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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