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粮食分布版图上，黑龙江、河南、吉林等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71.54%和76.02%。粮食主产省份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几个粮食大省贡献了全国绝大部分可以外调的商品粮。

　　在我国粮食赢得“九连增”、进入发展战略“新时期”的同时，也进入难度更大的“攻坚期”。必须清醒正视近年来我国商品粮供应能力发生的较大变化：2010年，商品粮增长100万吨以上的有9个省；而2011年，商品粮增长100万吨以上的只有7个省。与此相对照，商品粮输出量较大的省份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其余的不是商品粮输出量变小，就是粮食输出和输入量基本平衡。

　　如今，粮食主产省份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瓶颈”：大而不强，生产发展方式粗放，发展空间越来越小；现代科技差距明显，突出表现为创新成果供给不足、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不足和农业科技人才不足等“三不足”；粮食大省依然处在“农业依然薄弱、农村依然艰难、农民依然贫穷”的境况。

　　把粮食大省转变为粮食强省，要有统筹全局的视角：既关系农业粮食产业组织经营体制和机制，又涉及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结构提升。

　　——以“大资源观”为理念，突破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

　　所谓“大资源观”，就是不仅要扩大资源的外延，而且要充实资源的内涵——提高要素资源禀赋。从发展趋势看，农业粮食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必须实行以“水、土”为中心的“大资源观”。即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和水源的同时，还要开阔视野，积极开发、改良和利用水域、丘陵、荒地乃至沙漠，使其变成宝贵资源。

　　——以“大合作”经营为突破，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途径在于勇于探索“大合作”组织经营，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制”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采取创新性举措，解决其新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很快，已经达到52万多家。通过专业合作制，既可克服粮食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承包之间的矛盾，又可促进农业粮食企业化与产业化。

　　在创新粮食产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发展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核心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利益联结机制问题，要探索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各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随着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提升，在粮食主产区必将涌现一批体制新、机制新、实力强的加工企业；要科学规划“龙头”企业，配置和发展主食品产业集聚园区。

　　——以“大流通”为关键，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即以现代系统工程理念、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以及现代组织经营制度等，改造和创新传统粮食流通业，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和效益。

　　当前，粮食大省必须从进一步提升粮食市场化水平、国家粮食储备科学化水平、现代粮食物流系统水平、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农村现代服务体系等五方面着手，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近几年，粮食价格改革“两难”问题继续存在：即不提高粮价难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粮价又会加重城市低收入群体负担。为此，要建立符合国情和适应实际需求的粮食价格体系——既促使价格杠杆充分发挥其威力，提高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但又不“脱缰”或受到压抑，合理兼顾消费者利益。

　　——以“大科技”为支撑，增强粮食的可持续发展力。

　　依靠科技进步是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增产的根本出路。粮食大省必须以“大科技”为支撑，主攻单产和改善品质，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大农业，打造优质、安全、可靠的“大粮仓”。粮食大省须着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加快农科新成果的转化应用。

　　——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农业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

　　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与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比如，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与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