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 严复在实地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的富强与中国的贫弱这一巨大差距。

       他从国民素质、学术传统、政治司法制度、思想观念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方富强的奥秘之所在; 另一方面, 以西方为参照. 以西学为武器,对中国的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作了有力的批判, 提出了“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的救世方略。这使得严复成为当时对西方认识最深刻,最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性、对中国现实批判最深刻的忍想家。面时严重的民族危机, 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 译介了大量的西学理论和西学背景知识, 在中国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天演论》一书,以“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的残酷法则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 为救亡运动注入强大的动力, 使严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启蒙大师。

       严复；戊戌维新；新民德；西学。

       18 7 7 年严复奉派到英国留学, 开始留心观察了解西方社会, 比较中西社会差异及其成因,为中国探寻富强之路。自留学英伦到甲午战争前, 经过近二十年的观察思考与中西对比研究,严复已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 “ 觉一时胸中有物, 格格欲吐’,[1 〕。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和签定《马关条约》而告终, 严复的许多同学和学生在战争中壮烈牺牡。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他除了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感到屈辱和激愤外, 他所受到的刺激更大, 他的心情也更为沉重。于是, 他不再沉默。1 8 9 5一1 8 9 8 年期间, 他发表了一批政论文, 表达自己的政见; 同时以传播西学为己任, 翻译了《天演论》以及《群学肄言》和《原富》的一部分。这些论著表明, 严复不仅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现实的批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且把传播西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1. “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 中国历史上常有少数民族侵犯中原, 对汉族封建政权形成很大威胁; 有取而代之者, 最终反被发达的汉文化所同化。因此, 当近代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中国的大门时, 并没有引起士大夫们足够的重视, 他们仍然认为西洋仅仅是“ 坚船利炮”胜过中国, 中国的“ 声明文物” 则远为西洋所不及。严复对这种只看表面的肤浅认识与自欺欺人的虚妄态度作了批判。他指出: “ 今日之世变, 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也就是说, 今天所遭遇到的西方强列远非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可比。中国不仅在战争中屡次败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而且在综合国力方面也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的差距: 西洋富强而中国贫弱。严复认为, 那些对西洋富强熟视无睹的人实在是有眼无珠。

 

       2. 西洋富强的奥秘何在? 这自然是严复最想了解的问题。他对此作了多维度的探索。

      首先, 严复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作了考察。严复十分推崇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 一国犹一身也” , “ 大小虽异, 官治相准。”“ 天下之物, 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 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根据这一理论, 西方社会的富强应当归功于高素质的国民。具体而言, 严复认为西洋人的高素质首先表现在体格体能(“ 鸳悍长大” ) 方面优于国人。在留学期间的课外“ 筑垒”训练过程中严复对此就有切身体验 。再者, 西洋人在“ 德慧术智” 方面也为“ 吾民所远不及”。总而言之, 西洋人在民力、民智、民德方面均超过国人。

       其次, 严复从学术传统和制度层面作了探讨。在探寻西方富强奥秘的过程中, 清季士大夫一般从“ 坚船利炮” 得出西洋人“ 善会计” 、“ 擅技巧” 的结论。严复认为“ 善会计” 、“擅技巧”只是西洋人显而易见的一般特长, 其命脉则别有所系。他说: “ 其命脉云何? 苟扼要而谈, 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矣。”前者指近代西方的实证主义学术传统; 后者指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

       再次, 基于上述认识, 严复从思想文化层面进一步追根溯源, 认为崇尚自由与进化史观是西方富强最深层的原因。他说, “ 黜伪崇真”与“ 屈私为公” 在中西社会之间本没有区别。但在中国, 由于统治者害怕民众得到自由, 推行愚民政策, 故行不通。而在西方之所以长期行得通, 是因为近代西方社会崇尚自由。这就是说, 自由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它本身就是目的, 即使是“ 民主” 也只能是捍卫自由的一种手段。严复将近代西方社会运作的基本框架精辟地概括为“ 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用。”在历史观方面, 严复指出中国人“ 好古而忽今” , “ 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由于这种具有严重复古倾向的循环史观的长期引导, 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与此相反, 西方人“ 力今以胜古” , “ 以日进无疆, 既胜不可复衰, 既治不可复乱, 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这种乐观向上的朴素进化史观成为推动西方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也可以说是导致中西社会贫富强弱悬殊的根本原因之一。 世纪中叶以后,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最有影响的学说, 为西方人自觉运用到国家政治上。严复对此了如指掌, 感受也最深。他有理由相信西方世界将更加强盛; 同时担心中国如不懂进化论将愈形落后。

       3. 如何看待西方文化? 这是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西方世界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西方文化的起源问题上, 清季士大夫往往出于传统的文化自大心理, 喜欢从中国古书中寻找类似语句, 证明“ 西学皆中土所己有”。严复对“ 西学中源” 的说法十分反感。他承认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肯定存在相契合的内容, 而且有些方面还曾领先于西方文化。但决不能因此自欺欺人地得出西学中源的结论, 以古人的成就掩盖当前的落后。他说“ 古人发其端, 而后人莫能竟其绪: 古人拟其大, 而后人未能议其精, 则犹之不学无术之民而己。祖父虽圣, 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 ”因此, 他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严复在留英期间即对天主教之“ 天主”二字源于东土的说法作过反驳: “天主” 与R o m a n Ca tho li。既不“ 谐声” , 也非“ 会意” 。又如颇有声望的洋务思想家郑观应在评论来华传教士翻译出版西学书籍时说: “ 彼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 精益求精, 以还中国, 虽欲私焉, 而天有所不许也。”严复对此同样作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有此种令人呕秽议论, 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对“ 西学中源” 论调的批判, 表明严复认识到西方文化具有独立的起源, 决不是中国文化的衍生物。

       在治学方法和目的方面, 严复通过对比研究认识到西学的特点及其与中学的显著差异。在治学方法上, 西学崇尚实证, “·贵自得而贱因人, 喜善疑而慎信古” ; “ 其所验也贵多, 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 故悠久; 其究极也, 必道通为一, 左右逢源。故高明” 。在治学目的上, 西学“重达用而薄藻饰” , 而且取得了的举世注目的成效: “ 二百年来, 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 制作之精, 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 无往而不用其机。”

       关于西学的发展现状, 严复认识到自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已有学者如孔德、斯宾塞等人从事过科学分类工作。斯宾塞在其名著《社会学研究》一书中, 按抽象性递减、复杂性与综合性递增的顺序, 将当时各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成抽象科学、抽象—具体科学、具体科学三类, 并把综合性最强、内容最复杂的社会学置于第三类具体科学最后。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对斯宾塞构建的“ 以群学(Soc iol o g y) 为要归” 的西学体系作了详细介绍:

       中国士大夫中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而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 实兼《大学》、《中庸》之精义, 而出之以翔实, 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 显然比中国古代的经典更高明。因此, 严复对此上述斯宾塞构建的西学体系大加赞扬: “ 美矣! 备矣! 自生民以来, 未有若斯之璐也。虽文周生今, 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评价之高至无以复加, 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中, 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 华夏文化优于四周其他民族的文化; 中国对其他民族宜行羁糜怀柔政策; 注重夷夏大防。由上述可知, 严复摈弃了传统的民族观而代之以现代的世界观: 包括西方列强在内的世界其他民族与中国原本就是平等的, 中国并不高人一等; 而且, 当前西方列强在总体上已超过中国。中国已陷人被动挨打和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由此, 严复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相适应, 主动放弃自欺欺人的传统羁糜怀柔政策以及闭关自守、崇洋媚外这些极端做法, 以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如让光绪皇帝出访欧美各国，展开外交攻势, 以挽危局。平心而论, 当时具有这种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并不多见。

       在探寻西洋富强的奥秘时, 严复从其富强的表象之下看到了西方国家良好的国民素质、优秀的学术传统、先进的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进步的思想观念。其犀利的眼光与思辩的力度, 使他的认识水平远迈同济,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尤其是“ 以自由为体, 民主为用”这一对西方社会的精辟概括, 至今仍为专家学者们所称道。尤为可贵的是, 面对西方的富强, 严复并没有陷入盲目崇拜的浅薄境地。他清楚地意识到西洋固然富强, 但远没有达到“ 家给人足” 、“ 比户可封” 、“ 刑措不用” 的至治极盛境界, 而且还明显存在“ 贫富不均” 等社会弊端。综上所述, 一言以蔽之, 严复是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世界认识最深刻的中国学者。

 

        对严复而言, 认识西方的目的在于审敌自镜, 为中国探寻富强之路。在这一过程中, 始终贯穿着中西社会的对比研究。因此, 在探索西方富强的奥秘时, 严复对中国的贫弱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同步反思, 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国民素质、封建专制制度、传统文化与科举制度作了深刻批判。

       1. 解剖洋务运动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直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强国之梦破灭。洋务运动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反省败局的一个切入点。严复总办北洋水师学堂近二十年, 对洋务运动的实情比较了解。他指出: 洋务运动中举办了不少项目, 如同文馆、船政、轮船招商、制造、海军、学堂、出使、矿务、铁路等等。这些项目在西方都成功地开花结果, 成为富强的根基, 但在中国却“ 淮橘为积, 若存若亡”。严复认为这并不奇怪。他举北洋为例, 说明在兴办这些项目时并没有真正仿行西法。所以,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整个洋务运动只不过是“ 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因而, 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2. 揭橥改造国民性问题

      根据前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可以作为判断民种高下的标准。严复以此标准考察了中国的国民, 认为已到了“ 民力已苶, 民智已卑, 民德已薄” 的地步。因此, 他相应地提出了“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的救世方略。三者之中, 又以新民德为最难, 因而在战略上最值得重视。严复仔细考察了国人的道德品性。普通民众胆小怕事，苟且偷生，与欧洲、日本民众相比, 缺乏敢死尚武精神, 明显处于下风。庙堂

官员尤为恶劣: 不学无术、鲜廉寡耻、投机取巧、幸灾乐祸、不择手段地谋取最大私利。他写道:

       “法弊之极, 人各顾私, 是以谋漠庙堂、佐上出令者, 往往翘巧伪污浊之行, 以为四方之效, ·… 其

尤不肖者, 且窃幸事之纠纷, 得以因缘为利。”整个社会形成了“ 作伪” 、“ 无耻” 的恶劣氛围。

       严复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原因。他认为, 由于自赢秦以来的历代专制统治者奴虏民众, 民众也以奴虏自待。民众与统治者之间是对立的主奴关系, 表面臣服乃迫于压力, 而非“ 心悦诚服”。所以, 中国人缺乏凝聚力、爱国心、责任感。为了稳固统治, 专制统治者强行把纲常名教套在民众头上, 最终落得“ 怀诈相欺, 上下相遁”的结局。专制统治者还以科举制度牢笼天下, 使天下士子从做秀才之日起, 便开始“ 习为剿窃诡随之事, 致令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桔亡”。总之, 专制统治漓散了民德, 新民德的关键也就在于废除专制制度。

       为此, 严复提出了具体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 设议院于京师, 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 其实质是通过交还人民主权, 实行君主立宪, 让国民参与地方自治, 从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严复提出的“ 新民德” 思想, 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受挫后, 认识到应以“ 新民为当务之急” , 撰写了具有总结性质的专著《新民说》。该书所运用的“ 民力、民智、民德”等术语以及视国家为社会有机体的比喻, 均来自严复的论著。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更是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3 抨击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是中国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唐代卫道者韩愈所撰《原道》, 是一篇赤裸裸地神化君主, 宣扬君权神圣、君主民仆的代表作, 千百年来在士大夫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 甲午战争后, 严复专门选择《原道》为靶子, 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展开批判。严复在《辟韩》中斥责了韩愈只“ 知有一人, 而不知有万姓” 的反动立场, 同时以西学为武器, 对韩愈的基本观点逐条作了驳斥。他首先以形式逻辑论证了韩愈关于君主起源观点中的矛盾: “ 圣人” 本身不是人, 从而撕下了罩在君主身上的神秘面纱。其次,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严复提出了君由民选、民可废君的论断。他说, 君主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 由人民公举设立的, 其主要职责是清除“ 强梗欺夺患害。” 君主不称职即可废别置。再次, 严复从历史的角度揭露了历代专制统治者都是强奸民意的“ 窃国大盗”  。

        最后, 严复将专制制度与民族的兴亡联系起来。指出中国的富强之“ 道” 在于废除专制制度, “ 与民共治’。强调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 , 国家乃是“ 民之公产”。不过, 严复认为时机未成熟, 不赞成马上废除中国的君主制度, 而希望建立英式君主立宪制度。他理想中的“ 圣人” 即虚位之君，承认“ 民之自由, 天之所畀”, 与专制统治者有本质区别。

       总之, 《辟韩》通篇都闪耀着民权思想的光辉, 显示了严复深厚的学术功底与非凡的勇气。严复将历代专制君主斥为“ 窃国大盗” , 这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1 8 9 5 年3 月13 一14日, 《辟韩》首先发表于天津《直报》; 1 8 9 7 年4 月2 3 日, 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第23 册转载了此文。谭嗣同从《时务报》上看到此文后, 连声称赞“ 好极! 好极! ”其后, 他在《仁学》中痛骂“ 二千年来之政也, 秦政也, 皆大盗也”。还在该书中阐述了君由民选、民可废君的论断。所有这些都明显受到《辟韩》的影响。与此同时, 《辟韩》也引起了封建卫道士们的惊恐。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辟韩》极为反感, 自撰《辨<辟韩) 》一文, 以屠仁守之名发表于《时务报》。严复本人因《辟韩》几遭不测。这从反面证明了此文是一把刺向专制制度的利剑。

 

       甲午战争尚未结束, 严复就体悟到: “ 中国今日之事, 正坐平日学问之非。” 他在《救亡决论》中再度重申了这一观点。严复从比较研究中认识到, 无论在治学方法上和还是在治学目的上, 中学与尚实证求实效的西学都大相径庭:其学(指西学)绝驯实, 不可顿悟, 必层累阶级, 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 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 虽其间偶有所明, 而散总之异, 纯杂之分, 真伪之判, 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具体而言, 汉学埋首考据, 脱离现实, “ 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 ; 宋学“ 师心自用” 、“ 强物就我” ,“ 拘高论而远事情, 尚气矜而忘实祸。”二者均于救亡无补。有清一代, 汉学的盛行是政治高压政策与文字狱的产物; 宋学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则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

      批判空洞无物的宋学, 归根结底需要批判科举制度。严复写道: “ 科举之事, 为国求才也, 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 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 征诸富强; 富强之基, 本诸格致。不本格致, 将无所往而不荒虚。”而八股取士恰恰将天下读书人局限在四书五经内高谈阔论, 既不能达到“ 求才为学” 的目的, 更不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 与科举的本意背道而驰。其直接危害是“ 锢智慧, 坏心术, 滋游手” , 最终“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 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 长人虚骄, 昏人神智, 上不足以辅国家, 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 国随贫弱。”因此, 欲救国家于危亡, 必须“ 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

       综上所述, 严复以西洋为参照系, 以西学为武器, 在中西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对中国的国民性、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和科举制度均作了有力的批判, 击中了要害, 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严复的政论既为戊戌维新提供了舆论支持, 同时也传播了西学, 这成为严复政论文的一大特色。他提出的“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的救世方略, 本质上是希望通过提高国民素质, 一劳永逸地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这种貌似保守的策略在骨子里实际上比其它一些激进的主张还要激进得多。历史虽然没有选择他所设计的教育救国之路, 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尤其是甲午战争结束后, 严复就首先认识到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的改造国民性问题, 其前瞻性与深刻性也是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难以企及的。可以这样说, 严复是当时最了解国情民性、对现实批判最深刻的维新志之一。